戴高乐坚守岗位。他被调到第五军的坦克指挥部工作——第五军由布雷将军指挥，负责从萨雷克米纳直到斯特拉斯堡以南的战线——驻守在旺让堡。与无数法国人相反，戴高乐没有为家庭采取任何特殊措施。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女儿小安娜继续留在科隆贝－双教堂镇，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暂时留在巴黎，继续读书，都是寄宿生。对戴高乐而言，无论如何，法国参战看来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有关的证据和通信都证明，尽管戴高乐知道法军对打一场必须打的新型战争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但他并不因此怀疑，最后必须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行动。事实上，戴高乐对希特勒德国的敌视是一贯的和不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是在其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工作岗位上，以警惕的目光来观察德国军队的重组的。但人们通过一些有关情况的反应和引证也看到，戴高乐对纳粹德国制度、推而广之对其最完备和最可憎表现的专制主义表示深恶痛绝。在戴高乐身上，他的批评精神，近乎本能的、对言论自由——他本人是那样乐意使用这种自由——的爱好，从其古典文化和智力培养那里继承而来的人道主义，他的哲学偏爱，以及——至少就一方面而言——天主教的人类观，凡此种种都解释了这种厌恶。在戴高乐的行为或著作中，人们永远都不能找到任何痕迹，说明他对纳粹德国及其代表的战争行动的根本厌恶有丝毫改变。戴高乐的友谊、人际关系和选择都证明了这点。梅耶上校的朋友圈子完全是由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自发产生的厌恶情绪所活跃的，而支持戴高乐《建立职业军》论断的政治家，除了马塞尔·德阿很快疏远之外，全都属于抵抗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阵营。
  戴高乐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他看来，佛朗哥在德国飞机和意大利远征军的支援下获得的胜利，对法兰西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作为战略家，戴高乐在判断西班牙战争时，预感到在法国西南边界上突然出现了第三个敌人的危险，也许特别是对法国本土同其北非附属国之间的通讯造成的威胁。本着这种精神，戴高乐在1938年同意向“年轻共和国”运动——换言之，一个受基督教民主主义启示、同时又坚持国家世俗的政治组织——召开的、防务问题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代表大会在昂热召开，戴高乐因其新职——第507坦克团团长——公务缠身，无法出席大会。因此，戴高乐寄了一份他本当要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明确表示法国要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
  1938年，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彻底地有利于德国的变化。3月10日，法国政府——再说，这天是辞职政府——就象戴高乐在1936年8月的著名谈话中向勃鲁姆预告的那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已明白，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德军从西雷西出发向南进军，从下奥地利出发向北进军，有可能在摩尔达瓦平原陷入泥潭，将捷克地区同斯洛瓦克地区分开，然后重新转向西北方进军，抵达那些与德国边界接壤的波希米亚高原的工事的后方。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并非不知道这种危险。但这是否一个理由，一个同意苏台德已归顺德国，从而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使其他地区注定要遭到德国侵吞，象1939年3月真的发生的那样不能自卫，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地区获得一种政治和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的理由呢？戴高乐一刻也没有这样想过。也许戴高乐通过其政治关系——但人们没有找到雷诺寄给他的信函——知道，英国绝不愿意为了苏台德区而打仗，法国政府也几乎不可能用某种力量将英国拖入战争。但是，法国政府对1938年9月24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仍然进行了彻底的谴责。戴高乐在致妻子伊冯娜的信件中，用一种比致政治人物或朋友信函更加自由的语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们在德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面前不战而降，”戴高乐给妻子写道。“我们把盟友捷克拱手送给了敌人。这几天德国的马克和意大利的货币在整个法国报界，特别在所谓‘国家的’报刊（《今日报》、《格兰戈瓦尔》、《日报》、《晨报》等）上大量流通，以便说服我们贫困的人民，相信必须放弃……我们正在逐步养成后退和受辱的习惯，以致成为我们的第二本性。我们艰苦备尝。”
  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含义深重的。戴高乐在信中只揭露了右翼和极右翼的报纸，他毫不犹疑地——再说，无证据地——把这些报纸的做法看作是腐败的结果，换言之，归根结底，看作是一种背叛。戴高乐对“后退和受辱的习惯”的抨击，表达了他对政府未来的行为、由此而来的对法兰西的后果“我们艰苦备尝”的、最伤心的预感……实际上，戴高乐至多不会认为，对德国人的让步和投降会永远使人免除较量。因为他在同一天，9月24日，给雷诺写了一封信，信中预见了未来的悲剧和重申了他的效劳建议。
  “至于我，我毫不惊奇地看到，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要来到了，我确信，您将因发挥主导作用而彪炳青史。请让我对您说吧，不管怎样，我都决心为您效劳——除非我一命呜呼。”
  戴高乐走得更远。他同那些军队特有的规定和习惯实行决裂，作出了一个接近于政治承诺的举动。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加入了“现代之友”协会。②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主动行动。《现代》杂志是在《七月》周刊根据梵蒂冈的指令被迫停止出版后，由多米尼克人创办的，斯塔尼斯拉·菲梅任社长，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则是最有威望的社论撰稿人。《现代》杂志与“年轻共和国”运动密切联合。人们看到，该运动处于基民党的左翼，而基民党的机关报《震旦报》从前曾请求戴高乐来帮忙负责军事问题。《现代》杂志则更加严格地代表着在基督教背景下抵抗纳粹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和佛朗哥的西班牙的路线。人们甚至在《现代》杂志中，找到一种对梵蒂冈讨好上述三国政权的态度进行批评——几乎是悄悄的批评——的隐约可见的痕迹。不管怎样，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战争行动，菲梅和莫里亚克同天主教徒的历史学家亨利·吉约曼、占领时期担任“战斗”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克洛德·布尔代，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的记者和未来“自由法兰西”的发言人莫里斯·舒曼一道，不知疲倦地进行了宣传运动。当时，戴高乐尚未同马克·桑尼涅这个思想启示者和几乎是该舆论派别的创始人相遇。但战后戴高乐透露说，他觉得自己最接近桑尼涅的思想。此次戴高乐参加“现代之友”协会，作为其完成的、唯一的、相当类似政治选择的举动，已经使他置身于某种思潮之中。不管怎样，眼下，它表明，戴高乐的承诺在这些想要抵抗德国战争行动中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承诺并没有给戴高乐带来半点乐观主义。在战争爆发的最初日子里，而且在此后的数周和数月里，戴高乐表现出一种根本的悲观主义，有时他发表意见时态度粗暴，犹如挑衅一般。③1939年冬天，戴高乐接待过一个英国议员小组，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
  “先生们，这场战争完蛋了……因此，必须用机器来准备另一场战争，赢得另一场战争！”
  因为戴高乐每时每刻都会看到，法国没有那种在他看来唯一能确保胜利的军事工具。他徒劳地感到，自己在致朋友的信函中，当然，在其处于军队最高层内部的日常行动中，坚持着某种保留意见。有时，他也无法抑制住那些最痛苦的思考。1940年2月8日，戴高乐给最老的朋友吕西安。纳辛写信说：
  “从人道方面来说，没有任何战争会象这场战争这样悲惨。是荣誉和本性使我们走进了战争，但归根结底，我们尚未决定真正地进行战争。”
  2月21日，戴高乐在致雷诺的信函中，是这样分析其悲观主义的。
  “即使我们真的拿起武器，来阻止德国在中欧、巴尔干半岛、北欧和东欧地区建立霸权，我们也没有取得成功，再说没有试图这样做……因此，人们可以说，这场战争已经完蛋了。但是，现在还是赢得另一场战争的时候。如果我们失去另一场战争的胜利，那么世界，首先是法兰西，就会逐渐地习惯于希特勒正在欧洲最大地区建立的新秩序……几天后，在我们眼里，由希特勒在既成事实基础上向我们建议的和约就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此后，我们就会对沉沦、孤立和毁灭熟视无睹了。”
  戴高乐之所以如此悲观，是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在1939年冬天那些停滞不前的日日夜夜里的坏脾气的。解释戴高乐悲观主义的原因，则是战争爆发初期的战略形势，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当时的战略形势可以用下述简单情况来加以概述：德国在发动一场大胆的运动战后不到半月，经过旨在瓦解华沙的十三天围城占领了波兰，从此在德国东部不再有战线，可以随时将其全部兵力调转方向，来打击法国；任何人都不能不知道，德国在飞机方面，特别是在轰炸机数量、在大多数地面军用物资（除了数量以外）、重炮和坦克方面，拥有重大优势；德国的兵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盟军的兵力，因为法国在东北战线只能部署82个师，其中15个师用于驻守马其诺防线的要塞，其他10个师在阿尔卑斯山，12个师在北非，同时，从现在到春天，英国人只考虑使10个轻型师登陆。在戴高乐看来，此外还加上这样一种下述看法：德国在使用其坦克时，将投入密集型和快速的大部队，由此在战役中造成一种难以改变的失衡，因为法国在使用坦克方面选择了另一种学说。盟国指望自己在海军方面的优势和实行封锁的武器，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意大利、中欧国家、巴尔干地区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持的善意中立，由于同苏联保持和发展的国家关系，德国可以获得本国军火工业所需的基本原料，或者用其国内产品来取而代之。盟国主要从1938年和1939年起，尤其是从战争爆发以来，投身于一种巨大的军备努力之中，所以可以希望在1941年或者最迟在1942年，在一切军用物质种类方面取得优势。可是，十分明显的是，德国将不会给盟国留下这样做的时间，一旦有可能，就马上要对法国领土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从此，无疑，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德国充分利用其最初的优势，来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归根结底，任何力量都不能会阻止德国这样做，除非是俄国加盟。
  对此，戴高乐有一种明确的判断。1935年，在斯大林和拉伐尔签订法苏公约之后，戴高乐在一封致母亲的信中是这样下的：
  “我对法俄公约有什么看法呢？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很快就要对德国进行战争，而且只要我们的情况稍稍恶化，意大利就必定（……）会向我们踢一驴脚。问题是要幸存下去，其余的一切都是空话……不管我们对俄国人的制度有几多憎恶，我们都无法拒绝俄国人的赞助。这是弗朗索瓦一世同穆斯林联合，反对查理·坎特的历史。我清楚，希特勒开展了激烈而非常娴熟的宣传活动，已经使许多勇敢的法国人相信，希特勒丝毫不怪罪我们，只需让他放手去征服中欧和乌克兰，就足于从他那里买到和平了……必须有勇气直面事件。在此时刻，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唯一的目标：将所有反对希特勒的人集结起来，同德国进行斗争。”
  这个判断是毫无模棱两可，具有战略特点的。对法国来说，最有效的反对德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背后联盟”。当德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达到它能希望取得的、对盟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初胜利时，这种联盟变得更加必不可少。1934年，杜梅戈政府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作为第一个明智地鉴别希特勒战争行动及其可预见的后果的法国政治家，特意谋求签订法苏联盟，来阻止希特勒的去路。巴尔图克服了最反共的右翼与和平主义的左翼所持的犹豫态度，达到了他的目的。10月9日，当巴尔图在马赛接待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时，他被那些暗杀亚历山大的、克罗地亚的秘密结社分子打伤而死。因此，该由巴尔图的继任者、外交部长皮埃尔·拉伐尔前往莫斯科，签订巴尔图生前谈判过的法苏联盟公约。当时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供职，自然是支持签约的。但不久后，他可以观察到，法苏公约没有被赋予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下文。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