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不理解戴高乐，从而对他的军人生涯不能不产生影响。1936年底，戴高乐发现，他的名字已从晋升上校军阶的名单上被勾掉。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他不接受这样白白地失去一个机会，一个后来会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机会，尽管军队迄今反对他的思想，但最终将会被实际情况所说服。⑧据雷诺的证词所述，戴高乐前来见雷诺，并告诉雷诺，如果他不在未来晋升上校者之列，那他的军人生涯就会“中断”，因为他今后的晋升机会几乎等于零。雷诺同意向国防部长达拉第转告此事。达拉第显然受到法军参谋部办公室的影响，所以解释道，戴高乐当过战俘，因而“服役成绩不如其同学”。在被告知这一答复后，戴高乐给雷诺寄了一封邮件，邮件里附上对他三次负伤的回忆和对他的五次嘉奖令，其中有四次是全军嘉奖，并建议由达拉第亲自过问他的卷宗。结果，达拉第被说服了，戴高乐在1937年被任命为上校。
  这件小事是说明问题的。显而易见，假如军队在总参谋部里——至少是低于军队最高层——不存在一种固有的、对戴高乐及其观念的敌视，以及可能存在的对戴高乐的方法和他同政界的关系的敌视，那就不会发生压制其晋升的事。不管怎样，戴高乐肯定从中得出了结论：此后，他对于军队最高层不再有任何期待，因为它挡住戴高乐的晋升道路和摒弃其思想观点。对戴高乐来说，他今后要做的事只是试图尽量对政界施加影响，因为一切都最终取决于政府，所以一旦戴高乐的对话者上台，他就必须马上成为他们最亲近的顾问。这就解释了戴高乐同他们的通信和对他们中的某些人寄予希望——这种希望显得有些过分——何以发生了奇怪的转折。例如，戴高乐曾经特别信赖过马塞尔·德阿将军。1935年4月，德阿在《社会主义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雷诺刚刚在众议院提出的论断。戴高乐便立即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先生的介入将会是一张第一流的王牌，因为德阿在左翼的介入，已与雷诺在右翼的介入结合起来。”因此，1936年初，当德阿担任空军部长时，戴高乐会见了德阿，而且在晚餐和晚会上，德阿成了他唯一的对话者。据菲利普·塞尔提供的证词，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戴高乐最依靠德阿——也许如此——因为戴高乐预见到，左翼政党将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所以他就假设德阿的影响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紧接着是一种失望，德阿在1936年立法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他“被拉到一条相反的道路上去”。十八个月后，戴高乐在收到德阿发表的新著《转折中的人民阵线》后，于1937年11月13日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是“一个大才子和优秀人物。这就是他遭到别人指责的地方。但是，等着瞧吧，我相信，人们将看到他逆流而上，登上高峰。”毫无疑问，在戴高乐寻找的那些拥有相当勇气和智慧来改造法国军事制度的政治家中，德阿使他遭到了最大的失望，因为德阿不久后支持慕尼黑协议，敌视对德参战，疯狂而绝望地支持同纳粹德国合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现在，戴高乐只剩下依靠保尔·雷诺了，指望他有一天上台，在他身边共事，成为未来法国军队的“卡尔诺”。为此，戴高乐不忽视任何机会，对雷诺多献殷勤，多加赞扬，甚至有点阿谀奉承，就象他在1935年12月2日信中所写的那样：
  “毫无疑问，美好前程即将到来，它正在为您的政策和人格准备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同您的价值和勇气相称的。”也象他在12月3日信中所说的那样：“沃韦纳戈说过，伟大人物所期望的只应是伟大思想和伟大行动的成功。您是这句总箴言生动而光辉的证明。”
  戴高乐将长期保持这同一种基调。戴高乐在绝望中，坚持希望其对话者雷诺上台。要末是因为未来的事件将判定雷诺有理，如判定他在法郎贬值或法俄联盟方面有理；要末是因为事实上，雷诺能在左翼和右翼依靠一些盟友和朋友。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应当成为雷诺的直接顾问、最亲近的合作者。这条道路是否太狭窄呢？无疑是如此。可是，离战争爆发还有最后三年，戴高乐看不见任何其他办法，找不到任何其他支持。不过，这条狭窄的道路达到了目标，然而，为时太晚，只是在1940年，和在最坏的条件下达到的。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事件表明，在现有的法国军事体系和戴高乐想要建立的军事体系两者之间必须作一选择中，存在着一些完全生死攸关的、基本的东西。1935年秋天，法军总参谋部第二局报告统帅部说，德国政府准备重新占领由凡尔赛条约第42条和43条划为非军事区的莱茵河地区。10月21日，总参谋部将此情况报告政府。政府则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莱茵河地区有可能被重新占领。据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所述，议会两院批准上一年签订的法苏条约会是这样的机会。⑨政府想要思考应对的做法。1936年2月1日，由皮埃尔－埃迪安·弗朗坦领导的外交部当时是这样致函由莫兰将军领导的国防部的：“现在有理由决定，如果德国为了片面取消非军事区的地位而采取主动行动，那么必须在最短的期限里采取预防措施或反击措施。”⑩
  人们至少可以说，这种文本是模棱两可的。即使“预防”措施不涉及行动，“反击”措施也必须强制性地采取军事行动。答复是由莫兰将军在2月12日所副署的总参谋部的一份通告对外交部的信函作了答复。⑾通告规定一系列旨在23天内完成部署“掩护体系”的措施：从实行“一般警报”到实行“加强警报”——包括集合边境省份的35000名后备军；实行“安全体系”，其中涉及到动员12万名预备役军人和后备军；然后，实行包括集结100万兵力的、“一般的或加强的掩护”等。当时，弗朗坦与莫兰的通信并未结束那种模棱两可和犹疑未决的情况，反而已经显示出法国政府内部存在着最严重的矛盾。⑿2月27日，他们的通信导致了采取下述三项对解决危机来说将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如果出现“无可争辩地现行地违反”洛迦诺条约的情况，那法国在新国联公开表态之前，不行使单独行动的权利。但是，就象洛迦诺条约向新国联承认的那样，法国“只是在条约副署国的同意下才采取行动”——这样就使得一切都取决于英国的决定——并且只是可能地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最后，比利时和英国政府将受到有关情况通报，所以马上相信，除非得到盟国立即的和坚决的支持，否则，法国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⒀
  即将发生的事件果真如此。3月7日星期六上午，阿尔贝·萨罗被告知德军侵入莱茵河地区，所以当日下午他召集陆、海、空三军部长——莫兰将军、弗朗索瓦。皮特利将军和马塞尔·德阿将军，以及国务部长保尔－蓬古尔、邮电部长乔治·芒德尔等开会。只有这后面两位部长表示支持反击，其他人却马上表示犹疑不决和谨小慎微。莫兰将军决定建立“一般警报”系统，但这样做并不要求发布任何动员令，而是将大约5万5千名人马集中在马其诺防线上，换言之，比德军进入莱茵河地区的约3万名士兵还多得多。⒁3月8日星期日，法内阁会议开会，并未作出任何最后决定。尽管萨罗发出郑重的警告：“我们将不让斯特拉斯堡遭到德军的炮火袭击”，但3月9日内阁会议宣布，法国放弃洛迦诺条约赋予的、在遭到“现行侵犯”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因而求助于洛迦诺条约的签署国和国际联盟。必须承认，当时法国和欧洲的时局完全不利于作出任何坚决和快速的军事反应。三天前，比利时刚刚宣布废除比法两国从1920年以来业已存在的秘密军事公约。过去英国认为法国对意大利侵略埃塞厄比亚的态度过于宽容或过于讨好，但此次却反对法国采取任何行动。在3月7日和8日这两个关键的日子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断地劝告法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行动。⒂在华沙，比克上校提醒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说，法国同波兰存在着联盟关系，但他只限于建议波法两国政府进行“紧密接触”——这并不妨碍波兰官方伊斯克拉新闻社在3月7日夜间，发表一篇支持德国主动行动的评论。⒃唯独苏联政府声明要准备采取行动，甚至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向法国同行明确指出，“只能通过坚决的反对，才能预防德国可能进行的侵略”。⒄但德苏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边界。在巴黎，任何人都不想使刚刚批准的法俄条约生效。此外，几乎整个法国报界都在反对军事反击，所有政党的政治领导人都在本能地断言，在离立法选举只有六周时，人们是不可能参加一场武装冲突的。至于军队领导人，他们不断地提醒说，只有同英国一道，才能进行干预；如果军事行动达到某种规模，那就必须颁布总动员令。事实是，甘默林在关于德国军事力量的口头讲话或书面报告中，都明显地夸大德军兵力，将它估计到远远超出其掌握的情况的地步。但事实上，国防部长和政府总理也能拥有这些情况，因此对甘默林的结论提出了置疑。⒅这只是，因为，甘默林受其气质支配，关注他在一战时期、此后在许多次年度军费预算的讨论中取得的经验，因此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想要拥有一种无可争辩的优势余地，来确保胜利，并在要进行的战争努力问题上对政治领导人不抱任何幻想。
  然而，基本问题是法国的军事体系问题。在此之际可以看到，法国的军事体系仅仅是防御性的，从未参予过进攻，从未是能够进行大量和快速武装反击的力量。法国从它想要对希特勒的冒险行动进行反击时就能立即懂得，它没有反击的军事工具。法国不能更加明确地证明《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以及它因不改变军事体系而即将遭到可怕的危险。
  由于莱茵河地区事件的可怕教训，戴高乐进一步认为，不应该为了那些最明智的政治家而失去莱茵河地区，它可以并应该引导这些政治家思考和明白，法国的军事体系是彻底不符合欧洲新形势的，希特勒的德国已使欧洲大陆的均势遭到威胁。戴高乐认为，勃鲁姆会在1936年4月和5月举行立法选举之后出任总理，是应当和能够被说服的，因此他必须去见到勃鲁姆。对此是毫无令人惊奇之处的。事隔近20年，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亲自作了解释。他认为，人民阵线的胜利体现了“大乱”、即一种深刻的变革意志，这种“大乱”可以是“同过去的消极状态实行决裂的心理因素”。换言之，戴高乐从中隐约地看见了一种在政治、智力和道义上进行撞击的可能性，而这种撞击会将蔓延开来，打击和推翻法国军事体系的教条。尤其是法国左翼的意识形态会推动左翼对外来威胁，采取一种更加激进和更加联贯的行为。
  “这并不是不可设想的，”戴高乐写道，“面临国家社会主义在柏林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罗马的执政、长枪党对马德里的接近，法兰西共和国想要同时做到，改造其社会结构和改革其军事力量。”
  从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是正常的，在戴高乐看来，这种行为业已被最合理的论据证明是正确的。但应当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具有严重意义的举动。诚然，人们看到，戴高乐首先认为，保尔·蓬古尔可以成为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他也曾希望，马塞尔·德阿也是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也许保尔·雷诺与德阿一样。至于戴高乐这方面，至少他的亲和力，以及不管怎样他有意想要建立的关系，都会使他同样地向左转，如果不是更多地向右转的话。但是，人们不能忘记1936年的政治气候，异常激烈的攻击勃鲁姆个人的宣传运动，罢工及占厂在许多社会阶层中激起的恐惧感，人民阵线支持者的胜利和人民阵线反对者的强烈反应在法国所引起的内战恶梦——正如在西班牙业已爆发内战那样。因此，必须再次指出，当时，戴高乐是多么远离那些在保守派中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在军官团中间因传统或利益继续存在着的感情、偏见和热情。
  不管怎样，戴高乐曾经指出，勃鲁姆政府决定几乎大量增加法国的军事努力。达拉第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接受了一个军事装备大纲：用“战争的节奏”来制造坦克、大炮，建立防空炮兵和弹药生产储备，组建三个新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将骑兵第三师改变为机械师，给十个——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