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法国不考虑1931年和1933年先后发生的英镑贬值和美元贬值已使美英商品恢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那它就会陷入危机。可是，法国的公众舆论还处在20年代通货膨胀的冲击之下，对于多亏普安卡雷的努力，在1926年恢复一种稳定的、坚挺的和很好适应外贸要求的货币感到满足，因而对重新操纵国家外汇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与此同时，雷诺毫不犹豫地对希特勒上台作出了反应，揭露了由此发生的危险，声称已经支持法国与苏联结盟，去对付希特勒的德国。
  戴高乐选择了这位雷诺政治家。他发现了，雷诺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性格自由，来反对军队的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不过，雷诺也在“温和派”之列，不是划在左翼，而是划在右翼之列，所以他在军队中并未引起不信任情绪——人们在军队中永远体会到，对于以和平主义著称的左翼或者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党有着无法克服的不信任感。从政治上讲，雷诺不会遭到军队及其最高层普遍来自的社会阶层所作的、任何的否定反应和摒弃。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巧妙的选择。除了“法兰西行动报”表示了可预见的愤怒——在此场合和其他场合，戴高乐都忽视该报的愤怒情绪——之外，“温和派”集团里则相当广泛地听取雷诺的意见。而敌视希特勒德国的社会党人和反法西斯的左翼，理应懂得雷诺的论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即将证明，戴高乐对雷诺的这种选择是危险的，而不是巧妙的。然而，在1934年12月5日这天，戴高乐还看不到其他的选择。
  事实上，雷诺在这天作出的初步反应是积极的。他看清楚，为了自卫，法国即将采取紧急决定。在同戴高乐进行首次谈话后，雷诺记录道：“半年后将进退维谷：要么是增加兵役，要么是建立职业军。”雷诺也通过其对话者知道，无疑军队最高层将会反对他，因为他也记录道：“魏刚反对。”不管怎样，戴高乐同雷诺两人进行了对话，而这种对话将不断进行下去，直到1940年时为止。⑥那么，这是一次对话吗？人们了解戴高乐致雷诺的70封信，但不了解雷诺的复信。当然，人们将会看到，对这位在信函上署名的、坚决地、恭敬地、几乎恳求地、多次提出服务建议的戴高乐来说，这种通信的基调将在不久后发生一种奇怪的转变……然而，眼下，雷诺被戴高乐说服了，想要战斗。在雷诺的周围出现了其他人的支持，尽管这些支持不那么明显或不那么坚决，但它毕竟体现了戴高乐所能依靠的、再说他有意追求的同情的多样性。右翼众议员和前海军军官让·勒库尔·格朗梅松象某些英国专家所做的那样，把坦克部队看作大海上的巡洋舰舰队；马赛尔·德阿因为支持参政而象保尔·蓬古尔一样离开社会党，当时被看作是法国左翼中最奇特、最有文化和最有革新精神的人物之一；皮埃尔－奥利韦·拉比是默尔特－埃－莫泽尔的、年轻的众议员，属于蓬古尔成立的议会党团；菲利普·塞尔是天主教民主党人士，人民阵线使他在洛林地区当选；勒奥·拉格朗热也是社会党人，在未来的勃鲁姆首届政府中担任娱乐和体育国务秘书，面对希特勒的威胁，他对其朋友所坚持的和平主义气不可遏，1935年在位于马拉凯堤岸街的家里接待过戴高乐；前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朗即将在参议院见到戴高乐，戴高乐希望能说服他……
  1935年4月15日，众议院举行了关于法国军事问题的会议，旨在将服兵役的期限延至两年。在此之际，在政界和在社会舆论中进行了辩论。戴高乐出席众议院的这次会议。他听到勃鲁姆重新赞扬通过普遍征兵来招募集团军——从前，这种赞扬曾在《新军队》一书里启示过饶勒斯——并且反对兵力更少的任何职业军。勃鲁姆甚至公开宣布了集团军的名字：“我想就象戴高乐所说的那样，叫突击和速度军，时刻准备着进行攻击型的远征和袭击……”在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看来，建立一支用于进攻的职业军是毫无用处的。长期以来，人们已经选择了一种由连绵不断的工事组建的防御体系，并且为此已经拨了巨款。此外，勃鲁姆在演说的结束语里，特意使用了和平主义语言。
  雷诺对勃鲁姆进行了反驳。“法国的问题，”雷诺声明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建立一支象闪电式进攻一样进行反击的专业军队，因为假如被进攻者的反击不象进攻者那样迅速的话，那一切都会输掉。”雷诺证明，戴高乐——开会这天，他并未说出戴高乐的名字——建议成立的装甲力量是唯一能通过立即的进攻，对德国可能在欧洲中东部采取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军队。勃鲁姆后来写道：“即使戴高乐将军的思想吸引过我，即使雷诺的直接呼吁感动过我，当时我在纯技术方面，也远未树立起那种被事件所强加的、不可干扰的信念。”⑦好几名众议员表示了支持雷诺。可是，面对那些代表多年来军事政策连续性的政府、参谋部、政治家的立场，上述的赞同意见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在支持雷诺的人中间，数达拉第最著名和最有影响。4月15日这天，他只是为实行两年兵役制辩护，并用一个句子来提出整个“装甲部队”的议案。“在涉及到质量的问题上，我不会远离雷诺的论断，”“达拉迪埃声称，尽管我不接受他的结论。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会导致组建一支专业的突击部队，而这种组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险，比人们想到的更大。”实际上，达拉第在众议院上一年6月15日召开的军事问题辩论中，早就阐述过他的观点。那时，他有意将下述两种体系对立起来：一种是“在1914年实施过的进攻体系——唉！假如当时不发生马恩河战役的、神奇的反败为胜，那就差一点使我们遭到最终的毁灭”，另一种是“装甲或防御战略”。达拉第肯定地说，这两种体系是彻底对立的。“认为可以找到一种能使彻底对立的两种体系调和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是）这种深刻的理由使我们激进党人，去投票赞成这种（用于东北部边界工事的）拨款……你们从敦克尔克到尼斯，修建了一个防御工事网……你们在边界上堆积了这些混凝土堡垒，修建了这些经过现有的一切有名大炮考验的要塞、军营、装甲……而今，掩护（体系）应当成为基本点。我们肯定了这点。我们已经努力，使这种掩护变得不可否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拉第的观念显得是站不住脚的。这等于是让德国——业已成为希特勒的德国——在没有遇到法国抵抗的情况下，投身于它在欧洲中东部打算进行的一切冒险，并且只相信那种既尚未到达敦克尔克、也尚未到达尼斯的法国工事的防御能力。但必须理解这种观念。归根结底，它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法国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基本的问题是要捍卫法国边界和为此修建一个防御工事网。可是，法国理所当然地不考虑下述因素：欧洲的平衡，法国对好几个中东欧国家的承诺，希特勒德国企图改变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建立的领土秩序这种明显的和凶狠的意愿——特别是如果人们任凭希特勒德国推行其冒险，那它就会在欧洲大陆上获得可怕的霸权。在这种防御的军事学说背景下，有一种关于法国对外政策的、纯粹防御性的观念，但这种外交方面的防御观念既未公开宣布，也未被承认。显而易见，它与法国对几个东欧国家作出的承诺，以及法国维持从1918年战争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欧洲平衡的明显意愿，是自相矛盾的。
  不管怎样，法国统帅部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建立其观念、学说和战略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反对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提出的论断。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的贝当不出面发态，但让其门徒发表意见。前军队总参谋长德贝内将军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道，“装甲部队”在莱茵河地区进行的进攻中是不会有成效的，因为“这个地区与匈牙利和波兰的平原毫无共同之处，那里的公路总是穿过村子，公路以外的土地布满栅栏和长满树林，还被深沟隔开”。1935年，在关于恢复两年兵役期的辩论中，魏刚将军在同一份杂志上写道：“我们拥有一支机械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后备军。不必要建立任何军队。一切都有了。”《费加罗报》发表了署名让·里维埃尔的系列文章，来证明“坦克不是不可战胜的”，并用这句用语作为系列文章的标题。一位匿名的将领在《法兰西信使报》上撰文，想要证明为什么法国不应当作出与德国同样的军事选择。“德国人自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他写道，“所以自然应当建立其坦克师，但法国是爱好的和平与处于防御状态的，所以只能是反摩托化的”。莫兰将军接任贝当的国防部长，他在众议员面前申明，组建一支装甲部队“是无益的和不可取的”，“这种组建是与逻辑和历史相对立的”。后来，贝当决计亲自进行干预，在《巴黎杂志》上就“法国的军事准备”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断言“坦克和飞机改变不了战争状况，法国安全的主要因素在于用防御工事建成连续不断的战线”。1938年，贝当为沙维诺将军所著的《还有入侵法国的可能吗？》一书作序，重新发动攻击，谴责任何建立在大量独立使用坦克基础之上的观念。“亲爱的，”贝当写道，“坦克是不常见的，其部署是比较缓慢的……发展坦克的有效行动需要时间，而防御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运送后备军……在陆地上，那种阻止坦克的致命的障碍，就是与反坦克武器的火力相结合的地雷阵……在这个障碍面前，装甲师在两侧会遭到反击，受其左右”。在直接谈到戴高乐主张的“装甲部队”及其使用学说时，贝当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支军队想要取得的决定性效果是无望的。任何保证都不会不遭到可能的挫折……至于那些会将我们重新拖入短期战争的坦克，它们的破产是明显的！……当大批坦克开到巴黎地区时，它们能成功地做些什么呢？……再说，躲闪是容易的。只要用卡车运输一些部队和某些装甲车，就足于减缓由德国装甲部队可能的入侵”。贝当更加明确地表态，排除了入侵者通过阿登山脉进入法国的可能性，并预测说，只要这支德军稍微穿过一下森林，它就会“在出口处被抓住”。至于空军的作用，贝当的态度也是明确的。“空军在战役中直接参加行动，则是一种虚幻。”
  毫无疑问，同戴高乐本人预见的相比较，他对军队内部反对自己的普遍反应印象更加深刻，受到的伤害也许更深。事实上，戴高乐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里，用很大的篇幅指出这点，而且在措辞上不加留意。当年使戴高乐受到最大伤害的并非讽刺的话，他在书里有意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有家文学杂志——他在回忆录里没有公开点名——写道，“要彬彬有礼地赞赏某人想要发明的一些近似于疯狂状态的思想，那是令人为难的。这里只是要说明，戴高乐先生在很多年前，已被于布神父所超过，于布神父也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的大策略家。于布说，因为我们将从波兰归来，所以我们要用物理学来设想一架运输整个军队的风力机器……”主要是当年的同僚和上司的判断和做法同戴高乐发生了冲突。他三次引述了莫兰将军的话。首先是莫兰在众议院讲坛上发表的讲话，断言法国军队永远不会超越马其诺防线，“走到这条防线的前面，去冒我所不知道的险”。戴高乐从中下结论说：
  “这番话是解决特种部队命运问题的，但它同时告诉那些欧洲的明白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除了加强马其诺防线之外，不敢做其他任何一切。”
  接着，戴高乐追述了一个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后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他在该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
  “莫兰将军生气地向我喊道：再见，戴高乐！只要我在，就不再有你的位子！……”
  于是，戴高乐叙述了莫兰向前来为自己辩护的“来宾的喊话”。
  “他抓住了一支蘸水钢笔的笔杆（皮罗诺）和一个留声机（保尔·雷诺）。‘我将把他打发到科西嘉！’”但戴高乐承认，“莫兰将军‘大发雷霆（……），但他却没有打雷的勇气’。”
  军队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不理解戴高乐，从而对他的军人生涯不能不产生影响。1936年底，戴高乐发现，他的名字已从晋升上校军阶的名单上被勾掉。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他不接受这样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