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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英国首相拉姆奇。麦克唐纳提出了一项规定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总兵力都减至20万人的同一水平的新计划。这就要求法国减少其总兵力，增加德国军队的兵力，即在其被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数量上增加一倍。业已晋升总理的达拉第和外交部长保罗·蓬古尔对此作出了反应，要求在为期4年的过渡阶段里实行监督，如果做到这点，那法国就表示同意。英国人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则要求法国开始裁军，然后再实行其要求的监督。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坚持其对法国的要求，以便法国首先作出单方面裁军的姿态，好让他们也赞同一个“试行阶段”的观念。然后，希特勒进行了反击。他宣布，德国脱离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据希特勒所说，人们向他否定了1932年12月以来承认德国享有的“权力平等”。与此同时，他宣布德国脱离国际联盟。⒂
  希特勒的面纱被揭开了。而今，人们知道，他将要开始执行一项大量重整军备的政策。但从这个重大事件中获得一切结论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最明智的人往往是感到最失望的人，换言之，是那些对法国人和德国人实现真正和解寄予厚望的人，特别是那些以处于最“左翼”、最反对法国右翼的一贯的反德民族主义著称的天主教界人士。如他们中间，有《震旦报》社长弗朗西斯克·盖、总编辑路易·泰尔诺瓦尔和社论撰写人乔治·比多，历史学家莫里斯·波萨尔，日耳曼语语言学家罗贝尔·达古尔，天主教工会领导干部加斯东·泰斯埃，《精神》杂志创始人埃马纽埃尔·穆尼埃，以及几位属于同一个政治思想派别的知名人士，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弗拉迪米尔·多尔梅松和庞热伯爵等。但其他人不愿意放弃深化与德国的和谈，拒不改变近年来法国政治的方针。这样，达拉第和保罗－蓬古尔，最终赞同一项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四国公约》，其目的主要是要试图利用墨索里尼的、对于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真实企图存有的深刻疑虑，同时不赋予该公约以任何实际的基本内容，以便照顾法国的东欧传统友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因为它们害怕有人利用该公约来修改那些从1919年条约继承下来的边界。⒃实际上，在法国领导人中间，还很少有人去估计希特勒上台的影响，对希特勒所写的、那本披露其企图的书《我的奋斗》知之甚少。
  戴高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的，而这种思考即将导致他发表《建立职业军》。戴高乐在工作岗位上，见证了关于裁军谈判和监督裁军的各种尝试的失败。他知道人们可能知道的、关于第三帝国或多或少机密的重整军备的情况。他看到法国军事力量的削弱，并象其他许多人一样看到，至少目前法国还不能依靠英国的支持，即使在那些看来涉及到欧洲安全的领域里是这样。因此，戴高乐得出结论说，法国必须亲自拥有反击德国行动的手段，否则，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德国行动。恰好，希特勒提前暴露了其行动。他的前任在领导魏玛共和国时拒绝就其东部边界作出保证，几乎不掩盖他们打算修改其东部边界，至少在格但斯克和“走廊”问题上是这样。希特勒则宣布，德国的前途在于它向东欧进行无限的膨胀。所以，人们不能怀疑，希特勒首先试图修改中东欧地图。因此，现在法国应当注意到捍卫其受到德国新政府威胁的东欧盟国和友邦。而德国新政府完全停止一切裁军谈判，认为凡尔赛条约有关限制德国军队的规定无效，明确宣布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时代开始了。
  对戴高乐来说，就象他已经多次口头和书面表示的那样，应当根据国家的总政策，合乎逻辑地制定军事政策。如果法国认为，捍卫欧洲均势和为此捍卫那些位于德国东部的国家是其最高利益，那就必须使法国军队拥有这种捍卫的能力。因此，必须有一种适合于这种使命的军事工具。但现有的制度作为2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政策的产物，能满足上述要求吗？完全不能。法国在一种防御体系——不管它如何强大——的庇护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欧国家在希特勒的行动面前屈服。因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的抵抗能力，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除了某些矿藏以外，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农业国。波兰的工业只不过是德国工业势力的有限公司罢了。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当德国拥有6000多万人口时，它却只有1600万人口，何况它的人口中包括在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特别是将近350万的“苏台德区德国人”，他们恰恰居住在那些捷克斯洛伐克防线经过的地区。假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建立联盟，那就会组成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重要的和比较强大的集团，但由于两国在泰森地区发生领土冲突，这种联盟就变成不可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了人们所谓的“小协约国”，但这绝不是一个紧密的战略整体。总之，这种来自东欧国家军事和政治地图的判断是无情的。人们不能期望它们进行任何有效的和共同的抵抗。为了使那些受到德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处于自卫的状态，法国在德国入侵东欧的情况下，必须在莱茵河畔采取迅速和强大的攻势，来进行反击。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戴高乐现在考虑的首要情况，事实上，一切都应取决于此。此外，在戴高乐的思考中，还要加上到他对法国公众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的感受。事实是，自从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战争大屠杀以来，自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来，法国只有一个忧虑，这就是国家安全。法国人口的严重下降，工业生产——为那些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所必要的重建，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的劣势，货币的脆弱，凡此种种都使法国社会产生一种不稳定的和脆弱的感觉，以致看来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新动乱的恶梦更使它惧怕。因此，戴高乐进行的思考也来源于上述这种对法国安全的考虑，这种法国的弱点，这种预防未来灾难的热切愿望。
  此外，还要加上法国人对服兵役期延长——或多或少的兵役——明显地感到厌倦。现代工业已经普及了有关效率、有效性、速度、机械力量的概念。在这方面，军队似乎令人绝望地被排挤在总演变之外。由此而来的是一种由怨恨和蔑视交织而成的情绪；由于一些大都被证明为正确的原因，往往是一部分公共舆论使军队处在这种混杂的情绪之中。最后，戴高乐看到，面对德国工业和军事方面的重新武装，他周围滋长着惶惑不安的情绪。法国参谋部自以为知道，与德军相比较，法军的兵力不再占明显优势，它不再完全确信，1919年以来组建的、人数远比德国多的法国后备军也是良好的军队。
  1934年5月5日，戴高乐发表了《建立职业军》。他在此书中要求组建一支以强大的坦克群为核心的“装甲兵团”。这个观点本身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由此而来的思潮。⒄在1915年，一种根据牵引车模式制成的战车用于阿尔托瓦前线，旨在压垮铁丝网和跨越堑壕。这种器械显得不大有效，但它已经具有战车的主要性能：它配备的不是车轮，而是履带。于是对战车进行重新设计，使它装有一个炮塔、一门炮、一种保护战斗人员的铁甲，自然还装有履带。这是第一辆重达七吨、时速为十五公里的坦克，雷诺公司从1916年起就开始成批量地制造。是年初，英国军队创建了“皇家坦克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英国的战车取名为坦克。皇家坦克团投入了索姆河战役，然后于1917年3月，在冈布雷战区参加战斗，第一次获得某种成功。这足于使象富勒上校和利德尔·哈特上尉那样的英国军官得到启示，写出关于使用坦克理论的初稿。在法国军队，埃斯迪埃纳上校则想要把坦克变成“猛攻的炮兵”，并先后于1917年4月16日在科尔贝尼、1918年7月18日在维耶－科特雷，指挥了坦克在前、步兵在后的首批进攻。在科尔贝尼的取得成功并不显著，但在维耶－科特雷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一次就动用了300辆雷诺工厂造的坦克。这两次攻势在战线上取得那样深的突破，以致鲁登多夫把7月18日这天称为“德军的治丧日”。这个事件是那样说明问题，以致他本人在同年10月8日承认，法军“大量使用坦克，这是我们最可畏的敌人”；法军则开始制造旨在跨越法国北方运河的60吨重的坦克，等到一战结束时，它已拥有3120辆坦克。
  埃斯迪埃纳当上将军后，就想从其作为主要启示者的经验中得出一切结论。为此，他开始进行一场真正的宣传运动。1920年2月12日，埃斯迪埃纳是这样对法国高等公益学院的学生概述其主题的：“先生们，请你们要思考一下，10万大军携带着武器和行李，朝任何方向和在任何时候，一夜间都能前进80公里，对最新的重武器部队拥有战略战术优势……敌人受到坦克追击，不能恢复元气；就象在戛纳或伊埃纳之夜一样，被永远打败了。”埃斯迪埃纳的话远未说完，就遭到了排挤。骑兵司令弗拉维涅将军也曾设想，坦克会赋予骑兵一种它过去在战争中未能发挥过的有效性和机动性。因此，他建议用坦克取代军马。但弗拉维涅的话也没有人多听，即使象魏刚那样一时关注坦克特殊效力的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是固执己见，三是把坦克当作一种襄助和陪同步兵和炮兵的工具。让·拉古迪尔在1922年3月众议院会议的报告中，找到了一篇支持革命性地使用坦克的雄辩的辩护词，这是默默无闻的、上萨乌瓦省的众议员雅克·迪福安所作的一篇辩护词，但也是一篇唱独角戏的辩护词。
  四年后，后来在1940年出任法军总参谋长的迪芒将军，将一份现代装甲师计划交参谋部审议。在此后的岁月里，埃林将军、巴拉迪埃将军和诺莱将军曾试图重新考虑这个计划，但这种考虑并未被欣然接受。在英国，富勒在担任旅长后，提出了一种完全建立在为了冲破战线和利用“突破”口而使用坦克的基础之上的学说。在德国，尽管战时缺少机会来预感和进行关于坦克战斗力的试验，但人们走得最远。1933年，《军事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坦克大部队实行的战术问题的文章。这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因为这年德国尚未有制造坦克的权利。后来，法军总参谋部发表了一篇长达19页的、题为《德军的总策略》，分析文章。文章主张，要在独立自主的装甲部队能够不受步兵的束缚，控制其速度的范畴里来使用坦克。据《军事周刊》编者的看法，机动性和装甲保护是现代装甲部队的特点。应当为大量使用机动手段而牺牲一切，而只有这种机动手段，才能使军队运动获得它在1918年以前不能达到的速度和规模。装甲部队应用于突破战线，包抄敌人两侧和围困敌人。相反地，装甲部队不能占领阵地，因此必须用组建摩托化步兵和自动牵引炮兵来加以补充。人们得出了一系列有关策略问题的结论，从1933年和1934年期间制定的、1936年发表的《关于部队指挥的条例》里可以找得到这些结论。
  后来，德军的学说从中不断地得到启示。1935年，时为奥地利籍的冯·艾曼斯贝格尔将军发表了《论坦克战争》一文，此后还就同样题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谴责任何只建立在步兵与炮兵同时运动基础上的观点，声称在汽车时代是不可能坚持步兵的运动速度的。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都启示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他在德国首先提出了一项关于使用装甲部队的学说。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学说先是在《要尊重坦克》一书，然后于1937年，在一本篇幅短小的技术著作《与其他兵种相连的装甲部队》里提出来的。人们有时思忖，古德里安是否受到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的《建立职业军》一书的启示，是否关注过戴高乐的论据，甚至是否认识戴高乐本人。时至今日，人们才知道问题的答案。戴高乐的、未来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少校，在二战的最后岁月里打到了贝什太卡登，在希特勒经常居住的巢穴里，发现了一本《建立职业军》，书上有古德里安的亲笔批注，但德布瓦西厄无法阻止这本《建立职业军》同其他书一道被付诸一炬。
  戴高乐在其军人生涯的第一阶段里，对坦克作战役有直接的经验，充其量在1920年波兰战役中看见过坦克进行的袭击。翌年，在进入高等军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