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来说，这种动力比一切都更加重要。
  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
  1932年春天，戴高乐了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常设总秘书处。他先是担任负责公文的“拟稿秘书”，然后在1933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校，领导负责起草战时国家组织法的第三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戴高乐在最高机构的水平上，了解一切关于法国防务体系前途问题的辩论，一切关于准备未来战争问题的卷宗。戴高乐亲自写道：“在1932年至1937年的14届政府期间，我在调研方面，在一切涉及到国家防务问题上参与了全部政治、技术和行政管理活动。”这样，他的视野已经进入了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事务。
  在此期间，戴高乐是以他的方式，在他的领域里进入历史的。因为1934年，他发表了新著《建立职业军》。此次，他在一场关系到世界各大国利益、其主题极其重大的辩论中表了态。如果突然爆发未来的世界大战，那这场战争又是什么样呢？戴高乐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议法国必须做什么。当时，只是涉及到20世纪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以及法国军队的命运。不管是否陷入1940年的战争，戴高乐都会在这次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辩论里占有一席之地，并试图预言二战的进程。
  归根结底，这场大辩论早在签订1919年条约之后就开始了。如同正常情况一样，在法国，是军队的主要统帅，那些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相继占有军队最高职位的统帅引导着这场大辩论。首先是贝当，他曾经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然后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即战争状态下的最高统帅，直至1931年为止；以及担任参谋长一职的比阿将军（直至1924年去世）和德贝内将军（直至1930年），他们都是贝当的门生，也可以说是贝当的“影子”。其次是魏刚，他于1931年接替贝当（贝当仍然担任政府国防顾问），担任防空总督察，并在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第三是甘默林，他从1935年起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然后担任其职务并兼最高统帅。因此，主要是贝当，以及魏刚，他们两人对法国军队实行最高权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在1918年战争胜利之后，问题是要知道，法国将要选择什么军事政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天，人们开始了思考，就其战争经验问题发表了长长的系列回忆录、“日记”、报道和论文。因为人们可以吸取不同的或者甚至自相矛盾的经验教训，而且当时的辩论会获得其全部意义。但不久后就作出了关于将一切由军官撰写的、关于战争历史或外国军队情况的出版物交国防部长办公室批准的决定，从而下达了停止辩论的禁令。这样，由于军事纪律的狭隘观念和军队最高层对维护其权威的日常考虑，导致了批评的局限性。政权本来会理解，最好是容许开始真正的讨论，但是，由于对军队主要统帅的威信留下深刻印象，它放弃了这种讨论。
  可是，在杂志、书本上或者在最高军事学院的课堂上渐渐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学派。一派是对技术性的某种崇拜。这种崇拜被工业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的根本意义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从《火力计划》在堑壕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中获得启示，所以使那种的以人们看到的可怕的屠杀人类为根据的、关于未来战争的方法学的、科学的和几乎行政学的观念名誉扫地，从而得出下述结论：如果事先不通过大量使用一种用好的武器来摧毁敌人，那就不再采取任何进攻和占领任何土地。相反地，另一派想要从1918年的进攻中得到启示——这种进攻例子使许多军官重新产生了希望，希望恢复一种赋予人的主动行动、部队运动和演习以更加重要地位的战争。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当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的教授进行艰难对抗时，他站到了第二种学派一边。戴高乐属于下述这些人：在盟国和在德国，他们把阵地战看作是“对战略的否定”，因为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只会导致血腥的猛攻——人们从堑壕到堑壕，几乎只能向前推进几公里。但是，是不可避免地对武器演变实行惩罚，最终导致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人们只能通过新的技术革命，来摆脱这种状态。1918年使用坦克车，以及坦克车在战争后期参加胜利的攻势，恰好宣告了这种新技术革命。
  在这两种学派中间，是第一种学派在法国最高军事当局中占上风。在最高当局这一级，堑壕战的经验已使一切都黯然失色。人们已经忘记，马恩河战役首先是进攻和反攻的连续；如果说德国军队赢得马恩河战役胜利，那么无疑法国军队就无法在别处恢复“连绵不断的战线”。人们已经忘记，1915年德国在俄国战线上取得的胜利也是开展大规模进攻的结果；如果德国在1916年重获胜利，那就能导致俄国在军事上的崩溃。人们已经忘记了1918年战争的最后进攻的教益。由于坚持反对那种在1914年战争之前在高等陆军学院占上风的、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崇拜，人们已经忘记，即使福熙和朗尔扎克在高等陆军学院鼓吹过进攻策略，他们也不会“专一地和盲目地”运用这种策略。当时，贝当系统地赋予“火力”在战役中的重要作用以首要地位，并通过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来证明这种思想，因此，人们把它当成一种排斥其他任何思想的教条，在20年代用这种教条来启示法国军事学说的基本文件。作为法国军队的领导人，贝当本人注意到要使这种学说不可触犯，他相信自己一人胜过大家，通过他从前预言堑壕战和减少士兵鲜血的名声来赢得军队的崇拜，坚持扎根于这种学说，并使其一成不变。
  人们想在这种战争观指导下制定法国的军事政策。①1921年，贝当向政府呈送一篇关于保护边界的报告，其目的就在于此。贝当建议说，法国绝对不能让敌人入侵其东北地区这些对其工业、因而对其防务具有根本意义的省份。因此，法国应当在东北地区构筑一个尽可能靠近边界的防御性战场。霞飞则反对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也许他关注1918年战争进攻的教益，他认为现在的战线不能再重蹈过去、直到1917年停滞状态的覆辙。霞飞宁可构筑“设防地区”——该地区有其六分之五的面积对着比利时，它可以作为法军主力的支点，用于更加可靠地进行演习，或者更加坚固地组织防御——而不愿意在边界构筑连绵不断的设防战线。但是，贝当反对霞飞的主张。由纪尧马将军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按贝当的指示办事。马其诺从贝当的建议得到了启示，便在1930年使议会投票通过了有关法案，提供了为在法国莫泽尔和瑞士边界之间建立连续的堡垒所必要的拨款。其实，最高统帅部已经从1928年开始建造马其诺防线，并规定在1934年竣工。在统帅部看来，这个竣工期限很重要，因为从1935年起，由一战造成的低下的人口出生率会使每年可动员的兵力从24万人降为17万人。因此，总之是贝当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其学说的启示——占了上风。相反地，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在其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论文中，提出一种与霞飞捍卫的主张非常相近的观念。由于贝当建议占了上风，建造“马其诺防线”就成为法国军备努力的基本任务，其余的事就只限于对五个步兵师实行“摩托化”，即给它们配备运输卡车，给一个骑兵师配备自动机枪，给其他五个骑兵师所属的三分之一的旅实行“摩托化”。但这个计划只能慢慢地执行，尽管它是那么有限。
  在这一年，戴高乐利用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工作经验，阐述了其关于20世纪前期现代国家指挥战争问题的思考意见。1934年1月1日，戴高乐在《法国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外的经济动员》的文章。他指出，防务制度必须严格地同实行防务制度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戴高乐写道，意大利的事例暗示了极权主义制度的束缚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但他在谈论问题时所用的语汇表明，作为一位充满古典人道主义的人，他对这种极权主义制度深恶痛绝。相反地，戴高乐用美国国家领导人同工业负责人紧密合作的事例，来说明美国经济动员制度的特点，援引了下述实例：除了负责经济动员的美国军方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个“由实业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襄助军方领导人工作”。戴高乐通过其意见的基调暗示，如果美国的模式适应法国的情况，那它就有可能部分地启示法国制定一部关于战时国家组织的现代大法。
  恰好，戴高乐所在的最高国际委员会总秘书处承担了起草这部法律的使命。法律早在1928年就已制定，但此后在议会两院搁浅。1935年底又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草案。1936年3月，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有关报告，而此时希特勒上台已有三年多了。可是，经过立法选举，新一届众议院在立法方面有了别的考虑。不过，达拉第坚持要通过这个已在众议院得到通过的、但后来参议院却迟迟不审议的法律草案，以致必须等到1938年3月成立第二届勃鲁姆政府，首任国务副秘书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最终使议会两院表决通过了法律草案。在此通过法律之际，戴高乐能够衡量出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慢条斯理、迟迟不作决定，政府部长无法强制性地推行真正的优先政策。
  人们感到，戴高乐对制定战时国家组织法所作的贡献并非是他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唯一贡献。他在那里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起草一份最高国防委员会定于1933年初通过的文件，文明应当表明制定一项“国防计划”②的必要性。戴高乐刚刚被安排新职，而且新近晋升为少校军阶，所以自然不能躲避这项任务。但显而易见，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防务努力的方向，力量的配置，统帅部的联系，主要的战略选择——归根结底是指挥战争，凡此种种，显然都取决于突然爆发战争的时势。换言之，要取决于当时发挥作用的下述因素：要击败的敌人的性质，一条战线或好几条战线的存在，联盟，最初的力量对比，短期、中期或长期的潜力等。对戴高乐来说，在他理所当然地揭露战时的临时安排处于危险的无序状态的同时，制定国防计划也只是一种强调“指挥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势”的机会，而其他的军官却在狂热地捍卫所谓“在坚实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观点，以及“尽管时势，但也坚持这些既有决定”的必要性。归根结底，这是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们早就进行的争论。争论是通过那些在文章边上加上的批注、杠杠、评语等方式来重新出现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周围的大部分人对戴高乐一人有着非常强烈的仇恨，因为他已经公开代表“不墨守成规”的态度，不掩饰他对统帅部的保守主义进行的批评，在强调政权首要地位的同时，毫不拘束地反对军界的一般偏见。戴高乐知道这部分人的仇恨，也感受到这点，从此，他无疑注意到缓和这种有可能发生的紧张局面。戴高乐1933年在《蓝色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国防政策》的文章，在耶稣会杂志《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军人职业》的文章，则具有更加传统的基调，极其明确地歌颂职业军人的德行，以致时任国防部长的莫兰将军——正如后来人们看到的那样，莫兰非常敌视戴高乐在两年前阐述的关于建立装甲师的观点——一度好意安排他到培养未来将军的摇篮——法国高等军事研究中心去举办系列讲座。高等军事研究中心主任比诺将军注意到，戴高乐“不在前进，只是勤奋地专心工作”，似乎想要“自觉地避免标新立异”。
  事隔多年来再看，不管这种事情显得多么反常，在1932年——离爆发一场在性质和规模上史无前例的、空前无度的战争只有七年——裁军是那些承担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考虑的中心问题。这些考虑来源于1919年签订凡尔赛条约，因为凡尔赛条约强迫德国将其兵力限制在10万人，不让德国拥有重炮和坦克、飞机和潜水艇，并特意规定德国作为战败国的裁军应导致后来实行的普遍裁军。美英两国早已在1921年至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1930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实现了一种非常有限的、对部分海军的裁军，但是，即将谈判的赌注问题首先是陆军问题。诚然，1918年的战争胜利赋予法国军队以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名，但在法国，人们清楚地知道，虽然重建国家和反通货膨胀斗争使削减军事拨款变得必不可少，但这种削减却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