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统帅。贝当的威信只有霞飞和福熙元帅堪与相比，远远胜过其他一战时代的元帅。由于名声显著，贝当在政界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人们爱听他的意见，比其他任何顾问的意见都更加爱听得多。霞飞是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这是唯一的一次真正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战役的胜利，法国统帅部唯一获得的、一次对德国统帅部的无可争辩的胜利——但他暗中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暗示说，1914年，加里尼作为巴黎的军事长官，是那次导致马恩河战役胜利的军事演习的、真正的指挥官。更何况，至少在一部分公共舆论看来，霞飞经常参与一战初期的大屠杀。作为统帅，福熙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否定，但他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命运问题上曾经同克雷蒙梭进行过争吵——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比人们所说的小——使他背上了一个过分批评政权的军人的恶名。对比而言，贝当似乎是一个大多数法国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熟识的、更加亲切和更加接近军队生活的人物。他曾在步兵这个拥有无数农民的兵种里服役。作为驻守法国本土军队的军官，贝当曾经呆过好几个驻军——那里聚集过无数的新兵。贝当的晋升，其实不比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军官更慢，而是一种符合规定的、传统的军人生涯。确实，贝当有理由强调自动武器和现代炮兵的火力具有可怕的有效性，批评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要采取进攻的、过分乐观的支持者。这样，贝当获得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好名，尽管这种独立思考多半损害过他的晋升，何况当时他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不过，在军队的领导层里，贝当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得人心。一旦在阵地上证明其具有毋容置疑的策略感，他就马上得到霞飞毫不犹豫的提拔，先后晋升为准将旅长、师长和兵团司令，其晋升速度是引人注目的。此后，1917年，尼维尔攻势遭到失败，给了贝当晋升法军东北前线司令的机会。人们知道，当时，贝当使观望占了上风，作为对那些不成功的主动行动——迄今为止，它们造成了无法忍受的和挫伤士气的失败——的反应；他还采取某些简单的、但立竿见影的实际措施来改善部队生活条件，从而为克服士气危机——1917年的哗变起源于此——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换了其他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决定，因为显而易见，首先必须恢复军队内部的信任和团结，应当等待美国援军的到来，彻底改变法国战线上的力量对比。可是，贝当保持了在所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统帅中最人道、最合情合理、最接近士兵的统帅名声。此外，还要补充说，贝当比其他人更加获得政界的欣赏，而政界内部还受到那种在国家世俗性问题上进行激烈斗争的影响，总是对教会和君主主义者在军队里的影响表示怀疑。人们对福熙的忠诚没有提出置疑，但福熙的坦率直言使人生气。众所周知，福熙是一个修行的天主教徒。德卡斯泰尔诺将军战功赫赫本，当能是他晋升元帅，但他却变成了一名广泛代表教会右翼的保守派议员。相反地，贝当既不是父亲，也没有经过宗教结婚，而是过着一种人所共知的同居生活；后来他虽经民事结婚，但允许自己有几次心血来潮。不管怎样，贝当是得到左右翼一致尊敬的人。作为军队总参谋长，贝当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被选任最高军队职务，而别的元帅则被分配一些次要任务。简言之，贝当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戴高乐是不可能想象有比贝当更加有效、更有影响的保护者了。但这是否必须说，戴高乐是一个对贝当无保留的赞赏者呢？肯定不是。人们看到，在对战争和领导军事行动问题进行思考的每个阶段，戴高乐都是优先考虑运动、主动行动、利用时势的问题。戴高乐的气质和推理，使他疏远了贝当所代表的审慎的、有步骤的和有限的策略，以致人们有时走到对此进行过分讽刺的地步。对此，在他们两人相遇的初期，无疑是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矛盾的。贝当尚且考虑霞飞和福熙的意见，以军队总参谋长的身份签署了1921年的“指示”，要求组织大部队练兵，以便不仅适应“战线连绵不断的情况，而且（适应）自由地区的演习”。但是，贝当同霞飞和福熙之间的分歧在加深，直到1927年下达新“指示”，而启示这项新指示的，就是导致建立马其诺防线的连续工事的理论。这种理论分歧——不久后，它将成贝当同戴高乐的基本分歧——无疑不象后来那样明显，但它毕竟已经存在。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此是不会不关注的。
  此外，戴高乐是否会不知道，在贝当战时所作的选择中有好几个处可争论的地方，或者至少说在人们对贝当的一致赞扬中有过分溢美的地方？戴高乐必定读过霞飞所著的《回忆录》。霞飞指出，一旦德军对凡尔登发动攻势，他的副手卡斯泰尔诺就马上赶赴现场，下达拯救凡尔登市的指示；在确保战役最后胜利的、进攻阶段中，功绩归于“尼维尔，幸亏他得到芒让的增援”。戴高乐更不会不知道，在遭到1918年德军攻势的最危急时刻，贝当曾建议法军向南线撤退，而英军向西线撤退，其结果就会使盟军战线遭到破裂，给敌人打开一道必定被其利用的突破口。人们知道，福熙激烈地反对贝当的这个建议，普安卡雷也强烈地反对一些他认为灾难性的建议，克雷蒙梭认为这里有一种不可挽回的失败风险，英国统帅部则气愤填膺。克雷蒙梭在争取英国政府指定盟军总司令人选时，毫不犹豫地排除了贝当，推荐了福熙。也许甚至戴高乐知道，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贝当曾建议法军在阿尔萨斯发动一次攻势，倘若真的发动这次攻势，那就会用当时所有的手段，使阿尔萨斯省遭到可怕的摧毁——问题在于解放该阿尔萨斯，何况所有的盟国都已经承诺将阿尔萨斯归还法国。不管怎样，戴高乐不能不知道，贝当在战争的好几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说真的，戴高乐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对任何人表示狂热的赞赏。戴高乐在记事本里写道，乔治·勒贡特所写的关于克雷蒙梭的著作是一本“现时的赞美书”，“历史将会作出更加正确和更加明确的评说”，而这种看法也并不妨碍他认为，克雷蒙梭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代表着“法兰西”。同样，戴高乐并未一贯地赞赏贝当这位在20年代初曾经保护过他的“老板”。1930年初，当贝当要求戴高乐为他起草一份在法兰西学院招待会上宣读的、公开赞扬福熙的讲话稿时，他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对进攻精神、演习意义和想象力的高度赞扬，简言之，高度赞扬了福熙的战略才能。贝当继承了福熙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职位，但他却以自己的学说和性格与福熙彻底对立。理所当然，戴高乐起草的讲话稿并未被贝当采纳。⑿
  戴高乐之所以和保留的态度看待贝当，同贝当保持距离，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政府任命贝当为驻摩洛哥法军总司令，取代利奥泰时，戴高乐曾对贝当的作用下过严厉的判断。甚至好几名证人证实说，戴高乐多次使用过这样简明扼要的用语：“贝当元帅曾是一位伟人，他死于1925年。”⒀当阿贝德·埃尔－克力姆的暴动作为里夫暴动的一部分，蔓延到摩洛哥时，左翼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班勒维认为，当时担任驻摩洛哥总代表的利奥泰年事已高，无法应付局面，所以他拒绝向利奥泰派去其要求的、有限的增援部队。他派贝当去摩洛哥指挥法军。利奥泰把这看作是“背后捅上一刀”，也看作是一种谴责自己的方法，即把政治活动同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通过确定武力和谈判的方式来削弱暴动。贝当在摩洛哥领导100个营——其中多数是应其要求从法国派到摩洛哥的——时，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偏爱“用铁锤”来消灭暴动。此时，左翼联合政府肯定向排挤利奥泰位法兰西元帅的试图作了让步，因为利奥泰乐意用挑衅的方式，来炫耀其保皇分子的感情，并且奉行一种对摩洛哥的个性、摩洛哥君主的威信和摩洛哥建立国家的使命予以尊重的独特政策。政府偏爱贝当元帅，因为贝当更加符合一战以来的法军形象，他利用一些从法国本土教学中直接搬来的观念和方法，来对付里夫的那些瘦弱的山里区居民的暴动……戴高乐把贝当的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相当卑鄙的行为，也许甚至看作是一种为了排挤其同僚之一、廉价地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名声而进行的阴谋活动；这样做还会加强贝当指挥法国军队的绝对权力。
  毫无疑问，贝当曾在某种程度上同情过戴高乐。人们知道，贝当欣赏戴高乐的讲演才华，将其工作成绩记录在案。他并不厌恶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表现出来的独立精神，无疑是把它看作是从前那种导致戴高乐反对上司的不同意见的回声。因此，贝当尊重戴高乐，是由于戴高乐的性格，但首先是由于戴高乐的风格。在领导军事行动问题上，贝当对戴高乐捍卫的关于运动、演习、想象等的思想观点，多半是毫无特殊重视。作为法兰西元帅，贝当以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而著称，位于一战最光荣的统帅之列，所以他对一名普通上尉的观点肯定只是漫不经心的。然而，正是戴高乐的讲话和文章的风格，引起了贝当的兴趣，关系到贝当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方式。贝当以此名义招募了戴高乐。
  因此，戴高乐有了贝当这样的“老板”和保护人，但恰恰是这种运气导致他遇上了一场意义不大、但肯定非常令人生气的争论，这是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始料不及的。⒁这是因为，当福熙元帅去世，将其在法兰西学院院士位子腾出来时，贝当想要写一部军事历史著作，除了军队头衔之外，这本书著作的写作还会使他接替福熙的院士职位。在贝当看来，在他的全部合作者中间，谁都没有完成好该写作计划的能力。相反地，戴高乐具有撰写此书所必备的文笔。问题是要描绘贝当这位经历各个阶段的法国士兵的画像。当然，特别是要描绘这位1914年的士兵，凡尔登战役的士兵，1917年风暴和1918年战役的士兵。因此，贝当找戴高乐写书。1925年3月，戴高乐把初步的写作计划寄给了贝当。贝当对此表示满意，以致下令把戴高乐调到自己身边，并叮嘱戴高乐保守机密。简言之，对戴高乐来说，是要写出一本将来由贝当署名的书来。这在军队和其他地方都不是例外的做法。不管怎样，戴高乐在巴黎荣军院大街甲4号，占了三楼的一间个人办公室，在那里撰写这本要取名为《普通一兵》的书。在后来的两年里，恭维和烦恼的事情交替发生，而且恭维多于烦恼。但是，戴高乐于1927年11月，被任命为少校，动身去了美因茨。这样，贝当和戴高乐之间的地理距离疏远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贝当要求戴高乐不久后完成书稿，并想要把书稿改写成结论。戴高乐则对贝当迟迟不发表他的著作感到不快。不管怎样，1928年1月，贝当的助手奥代上校通知戴高乐说，他刚刚奉命审定其书稿的第二部分，由于修改很多，所以想要通报有关情况。戴高乐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这种反应已经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
  戴高乐对奥代写道：
  “书如其人。此人，迄今为止，就是我本人。如果元帅想要让您写成另一本书，那我就毫无异议。我将彻底地修改我的书。但是，如果问题是要改变我的思想、我的哲学和我的风格，那我就要反对，并且面陈元帅。元帅从未想要承认写作与参谋部编辑的区别。所以，我常想，此事将很糟糕。”
  此后，戴高乐给贝当写了另一封信。戴高乐在信中坚持认为，业已完成的撰稿工作具有很强的个人特点。他写道，这“完全来自公务劳动”。戴高乐甚至建议说，他的写作风格和方式业已出名，或者说以后将要出名，所以，必定要指出他对这本由贝当署名的著作所作的贡献。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损害。正如戴高乐明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大家知道贝当元帅的行动和思考意味着什么，也有数以千计的知情人知道元帅本人很讨厌写作”。因此，戴高乐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把他已经写好的稿子“不交给其他任何笔杆子审改”；其次，届时贝当“在序言或前言中，高度评价”他所作的贡献。当贝当办公室收到戴高乐的信函时，贝当的助手们作出强烈的反应。但贝当本人却变得更加理解，并在困难面前采取回避态度，答复戴高乐说，这部著作会包括最后一章，题名为“在我的关注下撰写的某些组织原则和使用原则（……）”，许诺在一篇共同起草的序言里提及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