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在1925年3月1日发表的文章里提议的选择却不是这样。他的思考与那些在上述纲领法启示下的思考彻底不同。戴高乐在文章中特地不赋予工事技术问题以首要地位，但他的依据是却历史和地理。
  “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戴高乐写道，“尽管法兰西在进行了特殊的军事准备和实现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民族团结，但它看到其北部和东部边界遭到侵犯，表现出东北部的弱点，并在首批战役开始后一周，在首都巴黎的城墙下听到了敌人的隆隆炮声。而今，法兰西的胜利不足于驱散未来所强加于它的隐忧……这种边界的简易状态是严峻的（……）始终都吸引各届政府的注意，它们根据不同的时代、形势或学说，通过自我壮大、联盟、国际谅解或者工事，来设法弥补这种简易状态。在经历了战争考验之后，法国已经放弃了自我壮大，签订了联盟，设法发展某些国际机构。然而，法兰西应当建立其设防边界吗？”
  由于法国东北部边界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戴高乐认为，从军事上加强东北部边界是一件好事。但他在论要塞历史作用这篇文章中指出，问题不在于将国家的防务仅仅归结为加强的工事。因为这样做就是向他在前一篇文章中刚刚谴责过的“先验的学说”实行让步。戴高乐写道，没有这样的做法——“可以说，至少是将法国战略计划的总构思列入地形，即使不是将野战计划列入地形也罢”——更危险的了。在1926年1月致友人路易·纳辛的一封信中，戴高乐明确指出，统帅部应当“以手段的名义，将要塞（不管其形式如何）列入其计划，正如将兵力、军用物资、经济实力等列入其计划一样”。归根结底，戴高乐从传统的历史观出发看到，保护法国东北部的人力资源和工业资源要求长期捍卫这些地区，战争的现代手段将可能致力于此，但他不承认法国的军事学说取决于这种唯一的因素。
  事实上，无论在贝当几乎占绝对影响的统帅部，还是在历届政府、政界和报界，戴高乐的上述分析都不占上风。大多数法国领导人肯定根据公众舆论，继续受到那些在四年战争中经历过的、连绵不断的战线经验的影响。当时，没有任何主张比建立一条设防战线，将来可以逐步加强这条防线，以便使法国边界变得固若金汤的做法更加符合逻辑的了。有了这条防线，就不再有异族入侵，不再有吃人的、往往是无益的进攻和反攻这种无休止的杀戮了。既然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又无意征服和控制任何外国领土，难道没有比它到此为止，受到“马其诺防线”的保护更加正常的吗？这样就造成了法国采取的军事政策与法国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和约，来捍卫现有的欧洲政治和领土秩序的外交政策之间的、悲惨的分离。此后，过去了近十年，人们才觉察到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于是，戴高乐将重新秉笔直书，为解决这种致命的矛盾找出一种出路，为建立另一种军事学说而进行战斗。
  1925年底，戴高乐即将再次同那些在研究军事理论的同行中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或者推而广之，同那些在军界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此次，问题在于，在最高的水平上指挥战争，以及政权和统帅部各自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法国，政府的长期不稳定孕育了人们对政治家满腹疑云，使人们经常指责政治家不能制定长期计划——此时往往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把更多的权威和考虑全局利益归功于统帅部。因此，存在着政权在统帅部面前暴露的软弱，统帅部在领导战争的重大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戴高乐在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曾经分析和揭露过这种风险。戴高乐选择的这个事例，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了。这就是，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法兰西这个中央帝国如何领导战争的问题。
  说真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完全不同于历史著作。首先，这本书是应当怎样领导战争的证明，是对政权同统帅部、国家同军队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是对某种社会观、从而对戴高乐全部著作的阐述——这是其中最有意义的地方之一。根据那些在领导战争中最突出的事件，特别是“强化的宣战”、即殊死的潜水艇战争，戴高乐基本上证明，德国大参谋部在德皇身边的权威，军事领袖们在公共舆论中的民望得分，德国首相和大员退让的传统，凡此种种使人忘却了领导战争应属于政权的职权——即使政权应当采纳统帅部的意见，而领导军事行动应属于统帅部的职权。戴高乐描绘了当时不可避免的复杂形势导致德国走向战争的最后危机，下结论说：“强大而勇敢的一国人民突然陷入了崩溃，这就证明，违背了原则是要遭到惩罚的。”
  这个结论是意味深长和明确无误的。戴高乐在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时清楚地知道，在军界，人们乐意批评政权对军队领域的干预，也总是欣赏德国参谋部。相反地，戴高乐揭露了军人对国家施加压力的危险——危险来自这些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置于一切之上的军人。戴高乐不仅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念进行强有力的辩护——他在这里暗示，军队必须按照那种比政权应当设计的还要更加普遍的观念，来制定其行动计划和塑造其学说——而且含蓄地号召国家、即政权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便使军队根据其国家利益观进行自我改造。
  除了对政权同统帅部的关系、领导战争同领导战争行动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之外，戴高乐将他的思考范围延伸到哲学领域。据他所述，这里的哲学暗示着德国大参谋部的行为问题。
  “也许进行这种研究，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对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进行阐述，将会暴露出杰出人物的共同缺点：对极端事业的特有爱好，对不惜一切都要扩大其个人势力的热情，对人类经验、理智和法律所确定的界限的蔑视。”
  戴高乐把这种缺点看作是“尼采关于精英和超人理论的印记”，这些精英和超人在引导其信徒“对人类的痛苦”漠不关心，“如果不是把人类的痛苦作为必要和希望的事情欢迎的话”。戴高乐则用他所谓的“传统秩序的规则”，来反对上述这种极端、无度、加剧权势和暴力的试图。他把传统秩序的规则看作是“平衡、可能性和措施的感觉，唯独这种感觉使力量的事业变得持久和丰产起来”。作为《敌人内部地倾轧》一书的结论，戴高乐想要在书中最著名段落中的一些重要句子里，展示出这种“传统秩序”的形象。此书同戴高乐后来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也许戴高乐事先作了补充，阐明了它们的意义：“在有法国特色的花园里，任何一棵树都设法用自己的树荫来窒息其他的树，花坛满足于那种几何图形，水池不渴望那些瀑布，雕塑不想单独得到人们的欣赏。有时，从花园里流露出一种高尚而忧郁的情感。也许它来自这样的感觉：每个因素都处于孤立状态，但能闪烁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不过，这样会损害全局，而散步者对这种赋予花园优美和谐的规则感到庆幸。”
  这是否戴高乐试图对其爱好——对文学有一种隐秘而持久的爱好——所作的让步呢？肯定是这样。这是否反映了戴高乐青年时代对博絮埃、沃弗纳尔格和维涅的作品的偏爱，体现了杰出的学生对历史的激情呢？那时，戴高乐学到了，路易十四实行的长久的和强有力的统治——它也是建筑师芒萨尔的时代——来自征服，它同在短短几年入侵中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的突然崩溃形成了对比。这是否据戴高乐自述，对他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里重读过的、希腊和拉美国家历史学家的课文所作的遥远反响呢？肯定也是这样。但是，更加肯定的是，这里是戴高乐对社会作出的一个判断，拒绝那些过分的、冒险的或者怪诞的东西，显示其对独裁、内战和极端主义的深恶痛绝，就象对某种传统主义所谴责的那么多的暴行表示强烈反感一样。
  戴高乐的军人生涯在继续下去。1927年9月25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少校。恰好，戴高乐对他的朋友吕西安·纳辛——纳辛向他表示了祝贺——写道：“晋升是愉快的事情。但是，问题不在晋升，而是在于引人注目。”于是，戴高乐去特雷夫指挥第19轻步兵营。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肯定是苛求的、被普遍认为是严厉的长官。但是，一旦结束指挥期，戴高乐就马上希望到高等军事学院去教书，或者回到贝当身边工作。戴高乐被调到了叙利亚。与其说他热情地接受这个分配，到不如说他逆来顺受。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没有表示希望去叙利亚。从军人生涯开始以来，甚至从成年以来，戴高乐想要献身于捍卫法兰西。是昔日的、现在的或者未来的欧洲战争使戴高乐满腔热情；显然，对他来说，所有的赌注都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眼下，从戴高乐的工作调动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他同伊冯少校一道，撰写了一部关于法国驻中东国家部队1916年至1930年期间开展行动的、非常讲事实的历史，并于1931年8月发表。但实际上，在叙利亚工作是一次经历新经验的机会，特别是一次当时相当罕见的、接近这个世界一角命运的机会。驻中东国家部队司令迪·格朗吕将军任命戴高乐为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局长，即情报局和行动局的局长。戴高乐住在贝鲁特，穿梭于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个供职地点。当戴高乐采取主动行动，发现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却来不及形成其看法时，他不太审慎地触犯了地方军事当局。显然，由此产生了从这封1930年6月来信中可以找到的矛盾。
  “中东地区是个包括宗教、军队、帝国、商品在内的一切都要经过的、并非毫无变化的交通要道。我们在这里，已经驻守十年之久了。我的印象是我们没有深入进去，我们感到当地的人就象从前一样陌生（反之亦然）。确实，为了行动，我们在这个国家通过了最坏的制度，换言之，挑动当地人自我反抗，哪怕怂恿他们也罢。与此同时，人们在这里从未完成过任何成就，没有尼罗河的运河，没有帕尔米尔的引水渠，没有罗马的道路，没有油橄榄种植地——而没有约束。在我看来，我们的命运是完成这些事情，或者说从这里开始工作。也许怀疑派会加上第三种解决方法，换言之，继续今天的探索。因为时间在这里无足轻重，因为象桥梁和房子这样的建筑物，很容易找到继续歪着、歪上若干个世纪的办法。有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单身汉——非常理解叙利亚，并且‘懂得在那里做什么’。这就是卡特鲁上校。所以，他就离开了。”
  自从这封信公开发表以来，人们经常注意到信里面的矛盾。因为，暗示只有实行权威才能使近东社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与同时把卡特鲁当作唯一理解该地区问题的人来加以欢迎，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卡特鲁恰恰是最好地代表那种旨在民众内部激起争取解放、进步、逐步地掌握其自身命运意愿的政策的人。但是，就象矛盾一样，这里正在出现一些反应，即一位观察家的反应，他虽不是专家，但已经对其耳听目睹的事情发生兴趣的。戴高乐观察着一个看来几乎停滞不前、但在过去曾经接受过那么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旨在改革的的援助的国家，看到一个没有远大计划和不大明确其意愿的委任统治地机构。戴高乐也听说，卡特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是独自一人——在必须做什么的问题上有一种新颖的和连贯的观念；卡特鲁的思想观点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反响；但是，他也遭到了当地行政机构信奉的有限的保守主义的反对，而这个行政机构并未从法国政府那里接受过明确的政治推动，并且出于本能，怀疑那些届时能对委任统治提出置疑的新事。归根结底，是这种保守主义使戴高乐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不加区别地把保守主义归咎于民众的麻木不仁和行政机构的惰性，只是表现了他对这种缺乏进步、变化和前途感的状况的急躁情绪。这是一种在戴高乐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和气质的反应。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反应。戴高乐暗示说，如果人们毫无作为，那就会有同样多的人“离开这里”。这肯定不是一种平常的反应。当时，崇拜法兰西帝国达到了顶点，并在两年后通过在巴黎举办殖民地展览的盛况，达到了鼎盛时期。人们至少可以说，戴高乐不是因此而调到那里去的。他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慌乱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