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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戴高乐还追忆起那种在炮火下经历的考验：
  “几千门大炮不慌不忙地、不停地开炮，长达几天几夜。大炮时时刻刻，校正着失常的射击，由观察员部队用望远镜、飞机和气球来随时加以纠正；炸平那些堑壕和交通壕；炸碎那些铁丝；炸垮掩体里的机关枪；炸得防空洞塌下来，压到那些躲在洞中的步兵；炸得守卫者孤立无援，使每人躲在自己的藏身洞里，单独一人，孤苦伶仃，那些头头没有命令，没有情报，没有本部队的行动，那些士兵变得昏头昏脑，成了惊弓之鸟，神经紧张、直至号啕大哭，这些人没有吃饭，没有睡觉，精神都崩溃了。”
  戴高乐没能亲身经历过那些在1917年曾使法军发生动摇的混乱，但他却把它看作是一种对他描绘过的那些考验的、痛苦而必然的继续。
  “你们大家都听到过，某些部队后来力不能支了，”戴高乐在第一次演讲会上说。“以我的一孔之见，这种衰弱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士气的低落，而士气低落又来自可悲的战争经历。我向你们保证，作为其工具的步兵在这些战争经验中，达到了绝望的谷底。每次战斗，步兵都夹在死亡的真实性——离出发的堑壕10米远的地方白白送死——同对懦弱的指责——过于神经质的和不报幻想的统帅部立即大肆进行指责——之间，如果这些损失被认为不够，不足于使人们能用这些死亡，向上级机关进行补偿的话。”。
  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二次演讲，题为《论战争的高级领导》。这篇演讲讲过多次，讨论了关于政府和统帅部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正如这种分担在战前得到设想，并先后在1915年和1916年底进行过修改变那样。对戴高乐本人来说，这篇讲演稿说明了他的性格和他的思考。只要把这篇讲演稿同戴高乐当战俘之前寄给父母的信件加以比较，就能看到这点。人们看到，戴高乐还象无数战士那样，对那些声称主管战争事务的议员的、猜想中的无能和行动的无序表示抱怨。他批击白里安，即使说不应当取而代之也罢。他猛烈地抨击萨洛尼克的远征没有看到在东线采取大规模行动会提供的战略机遇——因为他看到盟军努力的分散，人们本应更好地将这种努力集中在法国前线，就象所有在法国前线的人，从总司令直到最卑微的士兵当时所想的那样。不过，戴高乐是本着另一种精神，来起草他的第二篇讲演稿的。
  首先，戴高乐严肃地阐明，必须在应由政府负责指挥战争同只由统帅部负责指挥战争行动之间划清界限，这是当务之急。但是，政治权力为了进行自己的选择，需要一名处于其政权一级、职权扩大到全部战争问题的军事顾问。在1914年之前设想的制度将备战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军队参谋总长的手中，同时使参谋总长担任战时最高统帅，在东北前线指挥法国军队。因此，政府将只有一名军事顾问来全面指挥战争，但这名军事顾问同时也负责指挥战争行动。后来，霞飞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过分重大的和过分复杂的角色，但不久后，看来预定的组织是不完善的，任务是混为一谈的，角色的分配是不合乎逻辑的。相反地，戴高乐在信函中乐意对议会的骚动表示蔑视，他写道：
  “法国的政治机构在战争初期的重大危机阶段里中断活动，那时，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问题都落到军事统帅身上，而一旦危机高潮过去，形势恢复正常，政治机构的活动就马上逐步恢复。议会两院重新开会，开始实行其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尤其是，众议院的军队委员会、特别是参议院的军队委员会努力做到，卓有成效地和尽量最有益地实行议会监督。不久后，这些军队委员会和议会两院通过事实觉察到，政府在全面指挥战争中是有不足之处的；它们专注于追击政府，敦促政府承担或采取它职权范围内应承担或采取的责任和决定；十分经常地向政府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人们看到，戴高乐对战时议会机构工作的赞扬是罕见的。
  至于白里安，戴高乐阐述说，他是从战争开始以来，对权力组织进行第一次重大改革的执行者。白里安安排加利尼将军任国防部长，海军上将拉卡茨任海军部长，同时给自己配备了那些为指挥战争所需要的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他安排霞飞为军事行动负责人；但由于萨洛尼克的远征开始，在国外开辟了新的战线，白里安任命霞飞为指挥所有军事战线的法军总司令；此外还设立一个参与各条战线指挥的盟军军事委员会。戴高乐看到，这是一个进步，但不久后，这个进步就显得不够了。其原因在于，首先，国防部长不断地遭到其职位所处的政治奴役状态的干扰，特别被迫列席议会两院，因此他受到阻碍，无法履行其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其次，戴高乐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赋予同一个人在好几条战线上同时指挥作战的任务，是缺乏原则的事情”。尽管霞飞被东北战线统帅部的事务缠身，但他始终作为指挥东线的后备人选，而盟国政府，特别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在其战略中给霞飞保留了一个重大角色。不管怎样，还是白里安在1917年初建立了一个战时内阁，其中利奥泰本人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将担任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各条战线都有自己的总司令。在东北前线，是尼韦尔任总司令。之所以选择他，显然是因为他在凡尔登战役的第二阶段发挥了作用，即夺回了以前被敌人占领的阵地，以致霞飞说，如果要指定一位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那他就会回答说：“尼韦尔，幸亏他得到了芒让的增援。”人们知道，霞飞对人们赋予他的新职感到不满意，所以他离开法军统帅部，白里安的继任者里博在尼韦尔发动的攻势遭挫之后，解除了尼韦尔的职务，并用贝当来取而代之。此后，参谋总长福熙理所当然地成为负责指挥战争的政府军事顾问。
  当时，甚至在东线问题上，戴高乐也不改变自己的判断。无疑，他还没有从因戈尔施塔特要塞看到，东线这个战争舞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那里，对比较薄弱的敌手奥匈帝国采取进攻战略是有可能的；在那里，其他的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都会来接替塞尔维亚；在那里，人们可以向一部分开始动摇的俄国军队伸手表示欢迎。至少，戴高乐承认，东线是一个阵地，以此身份在盟军战略中占有一席之地。戴高乐在追述那些旨在结束达尔达内尔行动——这是一个不幸的行动，但如能成功，那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和萨洛尼克的远征决定时，写道：
  “人们可以不赞成这些措施，但人们认为应当承认，政府想要在东线采取行动，并在那里采取了行动。即使行动犯有错误，它也总是产生效果。”
  对戴高乐来说，被俘是一种考验，他已在这种考验中提前做了事关他将来前途的事。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中，通过对政府和统帅部的责任的分析，预示着他将来在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所说的德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所写的法国军事史这一章。这些也是《剑刃》一书的主题，尤其是人们所写的从中看到的、收进其个人札记的这篇文章：《关于威望的分析》。但戴高乐现在准备的主要是未来，正如他的个人文稿和他在伍尔伯格发表的最后几次讲演所见证的那样。
  “显然，”戴高乐写道，“由于屈从于牺牲的重负，受到彼此全面破坏的威胁，以及被饥荒和饥荒带来的一切社会动乱所窥视，古老欧洲的各国人民将来最终要签定和约——各国活动家将称之为协议和平！事实上，这将是一种精疲力尽的和平。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感到，这种和平只是一块肮脏的遮盖布，被盖在那些没有满足的野心、比以往更加强烈的仇恨和没有熄灭的民族愤怒上面。”
  对于戴高乐来说，未来肯定就是参与那些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抗，就是备战。他预感到，战争将会重返法兰西，但这次，他要在战争中扮演一种角色，一种早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角色。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
  1919年1月25日，正在圣梅克桑军校上连长学习班的戴高乐写信给他母亲，说他与学习班同学一道，刚刚受到班主任奥吉埃上校的接见。奥吉埃问戴高乐，根据他的服役情况对今后工作有什么打算。戴高乐回答说，他刚刚通过行政领导的渠道，要求分配到波兰军队。这种做法深受上司奥吉埃的欢迎。“您业已完成了优秀的学业，”奥吉埃对他说，“如果您就愿意，您就可以前程似锦！”戴高乐还对母亲写道，“从精神上说”，他“终于士气大振”。
  其实，戴高乐是忐忑不安地作出了这个选择。因此戴高乐从1916年3月至1918年11月期间当了战俘，所以他感到，在自己立志于行动和战斗时，继续这样长期地脱离一切行动和一切战斗，就是最坏的考验。因此，不要失去任何一次重新经历战争，参加那些还在继续进行的战役，这是戴高乐从集中营回国后念念不忘的想法。他首先想到了东线的军队。东线军队还驻守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地区，等待着新边界的最终确定，以及它驻守在敖德萨，正在同那些与俄国革命打仗的白军握手言欢。可是，东线军队人数已经很多，干部力量很强，尽管戴高乐在1920年2月中旬在圣梅克桑军校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他也很少有机会分到东线军队。因此，戴高乐决心选择去波兰军队，而波兰军队正在要求法国军官和教官去任职，从而为他提供了一个出路。2月11日，戴高乐写信给父亲说：这“是一个奔赴战场的权宜之计。”
  戴高乐比较明确地看到了东线军队在未来时期里承担的使命，因此，他也看清了波兰军队的未来使命。他在2月11日致母亲的信中写道：
  “波兰军队首先要尊重巴尔干半岛的各国人民，尊重那些来自被肢解的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国家——乌克兰、波兰、顿河、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希腊、匈牙利、德属奥地利、捷克的人民，要尽可能地阻止这些国家的人民过早地进行自相残杀，要在那里支持成立那些对我们有利的政府，要迫使这些政府尊重人们将要划定的边界。其次，届时还要对德意志南部进行威胁，维持我们同波兰和俄罗斯的直接联系，最终地堵住德国人的东进之路。此后不久，我们驻守在那里的军队将要无疑地支持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保守国家（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顿河、罗马尼亚、西伯利亚）反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些骚乱和混乱策源地的运动。”
  但是，四个月后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使（西方）同俄国革命及其在欧洲延伸的对抗完全变成了基本问题。20世纪的伟大战斗——支持共产主义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法国军队卷入了这场战斗，28岁的戴高乐上尉参与其中。
  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更有甚者，在法国军官的集体记忆中，还继续保留着这样一种回忆：当俄国革命使得迄今部署在东线的德国主力转移到西线时，法兰西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于是，革命便成了“背叛”的同名词。于是，诞生了一些深刻而持久的神话，它们即将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法国公众思想施加影响；而一辆装甲列车在德国参谋部的准许下穿越了德国，使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从而获得了一个历史象征的意义。看来这辆装甲列车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也是德国的代理人……说实话，法国参谋部首先担心的是，要避免德军立即大量地转移到西线——尽管德军作过承诺，但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它信守这些诺言。因此，法军参谋部思考了与俄国革命新权力保持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①法军参谋部驻莫斯科代表尼塞尔将军向参谋部提出了三种选择。首先，可以保持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接触。如果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接受德国强加的和平条件，那就可以相互接近，帮助它恢复战争，否则，就会依靠波兰的、芬兰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非俄国国籍者，来试图重建东方战线。1918年2月中旬，俄国谈判者同德国谈判者发生了决裂，从而使得人们在几天内希望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迫于形势，重新站在盟国一边。但是，2月24日，列宁使人民委员会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