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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战俘岁月里，戴高乐孜孜不倦地进行思考，反复思考他被俘的痛苦，以及他被历史进程抛弃、被拒绝参与历史进程和陷入不可容忍的无为状态这种绝望情绪。1917年12月19日，戴高乐是这样写信给他母亲的：
  “此时此刻，有一种痛苦——它只有在我生命结束时才会结束，而且我想以后永远不再会遭受这样深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地压迫着我。当人们从头到脚都是长来进行活动时，在我们正在经历时光时，我却是那样无可挽回地和彻底地无用；而且，我的无用是在现在所处的、人们可以设想的、对一个男子汉和士兵来说最残酷的境况下的无用！母亲，请原谅我向您表明这种弱点和向您抱怨。”
  1918年9月1日，戴高乐还写道：
  “我是一个活死人。有一天，我在某家报纸上读到用‘鬼魂’的形容词来形容返回法兰西的战俘，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正确而可悲……为了工作，必须有一个目标。可是，我还能有什么目标？我的生涯啊，您将会对我说些什么？然而，如果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直至战争结束时为止，那么我是否还留在军队里呢？……对于那些与我岁数相同、有某种雄心的军官来说，为了在军人生涯里有某种前途，就必须拥有首要的和必要的条件：曾经打过仗，以及随着战争形式的改变，学会了判断战争，形成对战争的判断，锤炼其性格和树立其权威。从军事观点来看，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也不过是一个鬼魂而已。”
  最后，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戴高乐在11月1日对母亲写道：
  “我同您一起，感到无比的欢乐……但事实上，对我来说，除了这种欢乐之外，还夹杂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即没有更好地参与战斗。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不管这一生是长是短——中，这种遗憾将永远不再离开我。”
  消除内心痛苦的良药，戴高乐是从拼命做事——不知疲倦地进行研究、阅读、写作和思考中找到的。关于他被俘生活的文稿证明，他对诸多的历史事件怀有一种取之不竭的好奇心。人们有时把这看作是他对文学永恒爱好的突然重新出现。这样，他誊抄诗句，阅读左拉的《家常琐事》，保罗·布尔热的《世界主义》。他详细地介绍了德国军事作家伯恩哈迪的代表作。不管怎样，这篇报告通过冷静的概述，表现了戴高乐对伯恩哈迪赞扬各国领导人应当实行的暴力、战争和不道德、指挥战争无度一事的某种厌恶，仿佛他早已想到后来要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对“中央帝国”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似的。不过，戴高乐是对当前这场战争进行了最长时间的思考的。这是他进行两次讲演的主题，其全部内容占了他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书信、文稿和记事》第一卷的84页。这里，戴高乐将他的目光放到战争的特点、在法国指挥战争、战时在政府和统帅部关系这些基本问题上。当戴高乐从他被囚禁过的因戈尔施塔特要塞深处，凝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揭开20世纪历史序幕的重大事件时，他已经成为一战问题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尽管这场冲突远未结束，尚未显示出坦克和飞机在其最后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作为一名26岁的上尉，戴高乐在比他年岁更大和军阶更高的许多军官面前发表意见。但人们收集到的证词表明，戴高乐的权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它有时引起某种讽刺，因为他在讲演中表现了军事科学知识、分析能力和批评精神。
  戴高乐在第一次讲演——这篇书面讲演题为《论战争》——中，首先提及战争的第一阶段，冲突双方都试图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使其决定获得成功。然后，戴高乐写道：“一方面，我军炮兵弹药几乎全部匮乏，另一方面，德军统帅部和部队因溃败而引起混乱，这两个方面阻碍着冲突双方在全线重开正面攻势。”他还补充说，这同样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在“海上行动”和伊塞战役中尝试进行的迂回和包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由此看来，戴高乐重视两大统帅部发动一场运动战的意愿，因为它可以在几周内或几个月内导致胜利的结局。本着这种精神，戴高乐本人经历了1914年大战之前的岁月；在法国军队中和在德国军队中，人们正是从这种观念中得到启示。任何人都不怀疑“火力杀人”，但是，人们从中并不得出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就必须停滞不前或坐等敌人进攻的结论。相反地，人们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摧毁敌人的主力，赢得一场战役的胜利，而这场战役从敌对行动开始，就会导致胜利的结局。法国统帅部——人们往往评论说，它过于受到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实行进攻的理论——思考问题，与德国统帅部的思考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应当考虑的那些战略情况却是带有很大的强制性的。⑤其实，法德边界对展开大规模进攻来说，只能提供很小的可能性。大部分法德边界在孚日山脉：南部，贝尔福地区山口狭窄；北部，人们在莫泽尔和孚日之间会遇到一种长度有限的、强大的设防体系。霞飞出任法国参谋总长，因此他在1912年1月9日召开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问道，是否可以深入比利时，来扩大法军的进攻范围。当时约瑟夫·卡尤担任总理。但几天后，卡尤让位于普安卡雷。同年2月21日，普安卡雷在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秘密举行的会议上，认可了霞飞的的建议。霞飞解释道“如果我们尊重中立国家的领土，那么，法德边界附近的天然屏障和设防要塞就会使我们的攻势固定在非常有限的地区”……“无论在阿尔萨斯，还是在洛林，我们都找不到有利于发动一次旨在取得决定性效果的攻势的场地。”因此，霞飞要求能将法国的攻势扩大到比利时国土，至少扩大到比利时“南部那慕尔至列日一线”，并要求将此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审议。对此，普安卡雷答道，法国侵入比利时“不仅会使欧洲，而且会使比利时的瓦隆人对法国产生不满”。他还提出，必须“使德国人侵略的实际威胁证明这种入侵是正确的”，因为德国人的威胁是法英两国军事协议的基础。因此，人们决定找英国对话，但英国政府拒不考虑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
  霞飞作出了结论。他制定的第17号计划规定，法军展开一次双重进攻：从南到北，在孚日和莫泽尔之间进行；从西到东，则从凡尔登地区向卢森堡、提翁维尔和梅茨方向进行。此外还要增加一次辅助性进攻，即从南到北，从贝尔福向阿尔萨斯平原方向进行。显而易见，第17号计划的进攻只能是一次在区域很窄和防守很强的战线上进行的小进攻。霞飞肯定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派遣勒翁·迪朗将军和时任上校的贝当去秘密了解，在德军深入比利时的情况下，比利时呈现何种防御和进攻的可能性。霞飞的前任米歇尔将军完全相信，德国将会侵入比利时国土，因此，为了抵御德国侵入，米歇尔建议面对比利时，在瓦兹和莫泽尔之间集中部署三分之二的法军兵力。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法德边界的领土完整，他要求战争伊始，就要投入重大兵力，因而立即征召后备军入伍。于是，人们认为，这是根据一种不定的战略假设，来削弱法军的进攻和运动能力，因此摒弃了米歇尔的建议。
  霞飞无法重提第17号计划，所以他必须设想一个不同的计划。不过，第17号计划的弱点是相当明显的，以致他自己想到要进行修改。战时即将担任霞飞主要合作者之一的德芒热将军起草了一份计划，严厉抨击那种正面进攻的观念，说正面进攻没有一点“战略决裂”的运气。因此，德芒热建议，在土尔和贝尔福之间，在凡尔登前面坚持“观望”，而将最重要的力量集中部署在北方，当敌人发动进攻时，这些主力就通过向梅茨的大规模移动来包围敌人。这项计划在战争开始前，还在审议之中，它完全预见到通过运动来挫败德军——然而，德军不是经过比利时。
  德军统帅部也深信，实行进攻战略是绝对必要的。1870年战争的胜利者毛奇考虑到要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战争，即同时打击法国和俄国，他首先认为能够同时击败法国和俄国。然后，毛奇认为，在法国修建工事之后，在西线速胜就不再是可能的事情，所以必须在奥地利军队的援助下首先战胜俄国。而毛奇的继任者冯·瓦尔德斯将军也坚持这种选择。1891年，德军统帅部的新首脑施里芬伯爵则作出相反的选择。据施里芬的看法，德国的主要和最可畏的对手是法国，因此必须首先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摧毁法军，其决战方法是，德军右翼进行运动，经过比利时，插入梅齐埃尔和敦克尔克之间的法国地区，以此来包抄法军。但施里芬的继任者、1870年胜利者的侄子小毛奇却禁不住对德军统帅部实行深刻改组，其原因是，首先考虑到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削弱的俄国军事力量正在重建，其次害怕法国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发动的攻势——此前，法国法律已经规定实行三年兵役制，从而使法军增强了兵力。总之，德军右翼和左翼的力量对比在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中是7比1，但在1914年的计划中却是3比1。德军右翼的削弱是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还应加上下述原因：小毛奇对德军在俄国战线的失利惊惶失措；他决定从西线抽调两个兵团，派到俄国战线去；他不能有机地协调德军在法国前线的运动；特别是德军统帅部不能阻止英法联军在西线的集结，所以不能届时抵御英法联军。
  不久后，马恩河战役将标志着战争初期以来运动战的结束。可是，令人注目的是，德法双方统帅部都不愿意忍受这种运动战结束的状态。小毛奇的继任者法尔肯海因认为，他可以重新发起德军的攻势，将进攻的目标锁定在马恩河两岸。“法国统帅部认为，”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会上指出，“将下列情况通报部队是有益的：那种强加于法军的无为状态只是暂时的；目前必须比过去更多地和更好地想到进攻和保持进攻精神；一旦积累起为现在发动进攻所缺乏的物质条件，即首先积累起炮弹，那就重新采取攻势。”实际上，这就是促使霞飞试图在香槟和阿尔托瓦连续展开攻势，打击德军在法国领土上组成的进攻之角的两侧动力。戴高乐极其仔细地描述了这些攻势的机制、运用策略和受挫的原因。他写道，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历史将在1915年10月结束战争的第一阶段”。戴高乐历来相信，进攻应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发挥获胜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态度，分析那些在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火力手段的积累尚未完成，那就无法实现那种能够到达自由地形和重新赋予进攻以运气的‘突破’——里阻止进攻的障碍。贝当在战争爆发前曾不断指出，火力杀人。说真的，火力是永远杀人的，然而，是火力的密度、强度和无穷尽的资源使战争的最后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继凡尔登、索姆和“达姆之路”等战役之后，该阶段将结束于1918年大攻势要来之时。
  这个战争阶段，基本上就是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一篇讲演的主题。戴高乐的讲演是人们就战略僵局——这种僵局是由敌对双方阵营聚集武器的水平、性质和数量导致的——问题所作的、最严峻的分析之一。但是，戴高乐是那样急于战斗，以致人们要结束那种必然产生的、前线停滞不前的状态，所以他不仅仅解释人们是怎样到达这种状态的。戴高乐的战争经验向他显示了人类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这点他是不会忘记的。
  这里，人们找到了关于人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记载的、最激动人心的几行字。那么多的小说般的著作将要讲述这场战争，如洛朗·多热雷的《木十字架》、巴比塞的《火线》、埃里克·玛利亚·勒马尔克的《西线依然如旧》等。戴高乐是这样叙述香槟地区的进攻的：
  “参加香槟战役的和幸存下来的步兵以悲伤而痛苦的心情，回想起这些凄惨的进攻阵地。那里，每天都有新的尸体，在肮脏的泥地里堆积起来；在炮兵的准备工作微不足道、很少或没有完成之后，那么遥远的统帅部用电话下达了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攻击的命令；这些不抱幻想的攻击，是在向那些完好无缺的、深深的铁丝网冲上去时进行的，最优秀的军官和最优秀的士兵即将在铁丝网上勾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