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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还统治着一部分巴尔干半岛，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早在1881年12月，为了还债，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欧洲债主从其税收和海关收入中直接地征收利息。铁路网络几乎全部都由德国掌握，德国通过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及其支线，加强其优势地位。在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挫败意大利的征服企图、利比里亚小国由美国建立和控制之外，现在只剩下摩洛哥一家躲开欧洲的统治。但摩洛哥的并入法国殖民帝国将在不久后导致两次危机连续发生，其结果似乎是将欧洲引到了战争边缘。其余的非洲大陆部分遭到了瓜分。这样，英国巩固了它对埃及的政治统治，法国则在埃及保持它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公司总裁的职位；而在摩洛哥计划问题上，法国获得了英国支持的保证。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在经历了对博埃人的战争之后，现在由英国人实行了全面统治。德国很难接受这种对非洲的瓜分，因为德国领导人想要扩大其对喀麦隆、大湖和西南非洲的占有，以损害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弱小殖民者的利益。1913年，德国和英国甚至签订了一个经过多次考虑的、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计划，当时唯独法国加以反对，阻止该计划的执行。然后，战争的爆发使得该计划不可能付诸执行。甚至连独立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也依附于欧洲了。首先，是因为拉丁美洲人口众多；其次，也因为欧洲的投资、商业贸易和智力影响；最后，甚至是因为通过那些受到欧洲榜样启示的宪法——尽管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特点更多地在于排斥最贫穷的民众，是寡头政治集团统治和军人政变频仍。
  但是，这个被瓜分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吗？英国经济学家戈布登对此进行过预卜。在戈布登看来，经济自由主义若能使全世界的利益联成一片，就会确保和平。经济国际化——人们还远未谈论“全球化”——恰好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以来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繁荣的时期，正在加速进行。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使商品批发价缓慢而定期地提高的、漫长的周期——一个以发明该理论的经济学家命名的“孔特拉蒂埃夫周期”。由此产生了不断发展生产和持续增加利润的效果，就像在可比的阶段时的情况一样。而这种周期性危机，如1913年的经济危机一样，只是暂时性危机。即使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财富的积累也不可阻挡地扩大工业化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研究经济事实问题的历史学家巴伊罗克后来的成果，188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区——后来人将它取名为“第三世界”——的两倍，1913年是三倍，1950年是五倍，1970年是七倍。但是，20世纪初的这种引人注目的繁荣——后来只被二战后的三十年繁荣超越过——并未消除过主要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头萦回脑际的下述问题：保护国内生产，同外国竞争作斗争，在国外找到利润率更高的投资，获得控制其价格的原料来源，特别是争夺那些可以限制、甚至排除外国进口商品竞争的市场。因此，政治和军事边界也被看作是经济边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到处盛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到世界市场去购买原料就足以获得它们；宁可自由地出口商品，也不要经受那些出口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可是，在20世纪初，只有那些最坚定的自由派理论家和目光最敏锐的经济学家接受过这种观点。相反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征服领土，或者至少是建立势力范围，乃是促进本国繁荣的最可靠手段。所谓“获得原料来源”、“征服市场”、“排除外国竞争者”等说法，都属于常用词语之列，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状态。事后来看，可以说，殖民帝国在殖民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推而广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并不总是那些最大的征服者国家。但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完全不是人们普遍的看法。
  当时，除了经济民族主义，还要加上形式各不相同的民族感情的力量。经验即将证明，这种民族感情远未随着民主的进步而减弱，而是与民主一道更加坚定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当时的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在实现缓慢而显然不可抵抗的新进展。在整个欧洲，报界、政党、知识分子团体或政治团体的活动正在扩大，影响着国家的方向。但是，这种活动往往不可阻挡地朝着表达民族感情的同一个方向，走向一种合法的、但有可能走极端的或者冒侵略性风险的民族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力量的显著上升，并不能阻拦大多数其他政治力量对权势和力量，对威胁邻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表示赞扬。在法国，社会关注和广泛的和平愿望促进了左翼和中间派政党的选举胜利，但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却无法阻止公众思想赞同一种警觉的爱国主义。在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在对外政策方面则希望实行一种更加开放的民族主义方针。大多数土耳其议员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软弱”。不过，理所当然，这种思潮是在尚未完成民族解放的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激烈。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些在奥匈帝国内部代表少数派或共同体的政治力量也是这样——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少数派想要同其他的国家连接在一起，斯洛文尼亚、波兰、特别是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共同体则自认为是被压迫者，梦想实现独立或自治。这样，通过公共自由的高潮，便出现了政治机构的变革与专制的和君主统治的前制度的危机，民族现实不可阻挡的上升与业已成为19世纪特点的“民族运动”。由此而来的这种冲击将同那种完成瓜分世界所产生的冲击相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这样，戴高乐在其15岁至23岁期间，将会看到奥匈帝国兼并波黑所引发的危机，由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碰撞所引发的战争，两次摩洛哥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完成其殖民扩张的法国必须应对全面战争的风险，同意在刚果向德国作出让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而每次巴尔干战争都反映了欧洲大国在瓜分前奥特曼帝国问题上进行的竞争。这样就完成了列宁的预断：过去一块领土不用从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夺取，就能转入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今这种事已经不再可能的了。
  1905年8月29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给予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则夺回俄罗斯在旅顺港的租借权和在南满的利益。后来，日俄两国以和解的方式，相互分配在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俄国象人们看到的那样，甚至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蒙古。可是，日俄战争在20世纪前半叶的真正意义是，它将是由大国瓜分世界，导致日俄两国在同一个地区、为了同一个赌注而进行直接对抗的第一次机会。
  在1906年发生的、特别是在1911年发生的摩洛哥危机也说明了这点。尽管纪尧姆二世当时鼓吹克制，但德国领导人同意利用战争危险，来将政治解决的办法强加于人。法国把整个刚果让给德国，以换取它在摩洛哥的完全行动自由——这是对整个中部非洲重新进行分配的起点。而柏林同英国谈判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问题，为这种重新分配作了准备。然而，法英两国达成的这种真诚的协约显得是卓有成效的。英国也不愿意德国在摩洛哥沿海地区拥有任何基地——因为那样会使德国有一扇面向大西洋的正门——更不愿意德国进行新的殖民扩张。因此，危机便解决了。德国交出其喀麦隆殖民地极北端的一小块领土“鸭嘴”，为该殖民地获得了有限的一部分刚果，而摩洛哥即将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此时，正象日俄战争时一样，瓜分世界的完成导致了大国的直接对抗。在摩洛哥和刚果，德国取得的进展意味着法国的后退和对英国的威胁，现在除了进行交易或战争之外，不再有别的出路。
  巴尔干半岛危机最后一次表明这点。奥匈帝国将其治理30年之久的、由塞尔维亚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波黑并吞，其目的是——借用奥地利的一份外交文件的用语——为了“彻底消灭塞尔维亚的革命巢穴”。换言之，最终是要否定塞尔维亚的独立。1909年3月19日，塞尔维亚必须对一项勒令它改变政策的最后通牒作出让步。俄国则更加意识到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并且看到，如果不加紧它同法国和英国的联系，那就不能抵制抵制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于是，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的四国联盟——该联盟解放了奥特曼帝国的绝大部分欧洲领土。然后，当保加利亚人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攻打塞尔维亚等三国前盟友时，俄国向这些同罗马尼亚联合的前盟友提供了支持。
  于是，奥匈帝国准备进行干预，即使冒险同俄国开战也在所不惜。不过，在1914年之前，纪尧姆二世最后一次鼓吹克制，并同意瓜分马其顿和损害保加利亚的利益。他致函弗朗索瓦·约瑟夫说：“如果进行干预，那就会铸成大错。”可是，人们离非常接近了。在这场战争中，作为19世纪诞生的“民族运动”的最后阶段，从前遭到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起义和胜利，最后导致了大国在瓜分各自势力范围问题上进行的直接对抗。
  这里可以举最后一个事例。1913年11月8日，德国从其援助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划定土保两国边界的努力中获利，使最出色的德国军事首脑之一里曼·冯·赞德尔斯将军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团司令。于是，俄国看清了即将出现的前途是，在其西部和南部同时遭到中央帝国包围，并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与法英两国断绝一切通讯。由于俄国的抗议，冯·赞德尔斯将军的职务安排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土耳其军队的总监察——这种改变与其说削弱他的权力，倒不如说加强了他的权力。
  人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再说，这在欧洲是一种普遍感觉。戴高乐在25年后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追述了人们在这种大战前夜——它即将导致各国人民在一次无限的冲突中进行对抗——的心态，并把它看作是发生一种国家、社会和思想革命的结局。
  “这种革命”，戴高乐写道，“就像其他革命一样，只是一种早就开始的、利用战乱进行的变革的结局。自从好几代人以来，普选、权利平等和宪章平等、义务教育等将这些变革的效果结合起来，以便用单一的模子来铸造民族。”
  在戴高乐看来，这就是欧洲国家在其进入战争的时刻，采取同一种行为的深刻动力。欧洲国家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仿佛它们在其自身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事先实现统一似的，仿佛现在持不同政见、破裂、对立等在民族、民族统一和保卫民族这种首要任务面前悄悄地消失似的。
  “工业和都市生活”戴高乐还写道，“抹煞了地方特点。机器的广泛使用将同样的成批生产的物品分配给每个人，报纸围绕着相同的主题连接人们的思想。不动产造成了股份普遍存在的结果。政党、工会和体育活动在赞扬集体感。运输、交通和卫生则迫使人们受到许许多多的共同约束。简言之，这种一样的、人口密集的、匆匆忙忙的生活，由本世纪的机器强迫当代人服从的生活，事先就决定了当代人要经受那种对各国人民的战争打上印记的大量起义、巨大而无区别的撞击。”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分析是反常的。在20世纪初期，人们已经感觉到旧专制政体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摇摇欲坠。1912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金銮殿的废墟上宣告成立了共和国。1906年，波斯发生了革命运动，导致翌年伊朗国王承认了君主立宪制。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动乱，其结果只是导致后来发生一些未遂的、但无休止的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显示了沙皇政府的脆弱性，动摇了俄罗斯社会，直至其社会的底层，尽管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实现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以及有意义的、但部分的和不充分的改革。社会主义派别业已渗透到欧洲工业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正在呼吁改造社会。在各民族内部，出现了同样多的分裂迹象。但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