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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半年前，德鲁莱德——德·弗雷西内先生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国者”——对我本人所说的那样，那种爱自己母亲并不甚于爱其他母亲的人，是既不爱母亲，也不爱祖国的。”戴高乐对德鲁莱德这位人民民族主义的颂扬者的引述，只能解释为，激烈地反对和平主义派别，而戴高乐知道和平主义派别，至少对一部分法国社会的诱惑，即使实际上他认识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很少也罢。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列举了民族分裂的问题单子，他说这些问题在家庭的对话中出现过，如“放弃法绍达、德雷福斯案件、社会冲突、宗教不和”等。人们从这份问题单子看到，就其智力和政治培训而言，必须赋予这些“冲突”和这些“不和”何种地位。人们最少可以说，对法绍达的回忆已经变得更加遥远了，因为事件发生在1898年。那年，当法国政府决定派马尔桑上尉的使团到尼罗河上游地区时，它知道这会遇到英国人向大湖的渗透，但它却认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提法国在埃及利益问题的最佳手段。当法国政府遇到英国人持不妥协立场，要求它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先撤回马尔桑军事使团时，它在不作重大辩论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撤退决定，这只能意味着法国的简单外交行动的受挫。但是，即使法国公众舆论——它对问题的实质不大了解，但关心阅读那些本身也不大了解情况的报纸——对此感到有点不安，即使戴高乐用伤心的语言去谈论法绍达，都是正常的事情，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已更好地估量了放弃法绍达事件的意义。实际上，该事件并未使法国人长期感到恐慌。法国人注意到，在法国当时同意撤回军事使团后，英国则相应地同意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高原地区和西非作出有利于法国的领土安排，然后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法国的立场。
  反之，虽然德雷福斯案件在戴高乐长大成人之前就得到解决，但它对戴高乐留下的痕迹太多，以致他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为人诚实，讲思想自由，他早已明白德雷福斯清白无辜，并对周围的人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亨利·戴高乐所在的社会阶层里，人们经常这样写道，也并非罕见，正如《费加罗报》及其总编科尔内里领导的、支持德雷福斯的持久宣传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费加罗报》的文章汇编至今还是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好的证词之一。因此，戴高乐在1938年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就此写了长长的一段，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一种厄运的缘故”，戴高乐写道，“在公共精神趋于同军队疏远之时，爆发了这场最能使恶意胡勾结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诉讼中，并不缺少那种会毒化激情的一切。司法错误是真实的，即伪造、前后不连贯、滥用指控，但那些以信仰为由或以国家利益为由，想要把为祖国服务的最高领导层视为圣明的人，却厌恶地拒不接受司法错误；黑暗是令人生气的，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阴谋、供认、食言、决斗、自杀、附加的案件，使对立的两派不断地发怒，并且不断地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论战是诬陷人的，被报刊、论战小册子、讲话的全部声音所加剧，毫不宽容；疯狂的情绪是不健康的，这种对法国人势力——四分五裂的法国人还从这种势力中寻求联合——的象征的最起码的尊重，同那些相互的目光、信念、友情都沉沦在疯狂之中。”
  这篇文章是说明问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深信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但他对某些“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德雷福斯派”的意愿很反感。因为他们想要赋予其事业的，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和道德意义，而且是反对军队本身、即反对国家机构——在戴高乐看来，国家机构本应得到民族一致的支持——的可怕的延伸。
  人们看到，戴高乐受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全国形势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甚于个人的或家庭的影响——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们在戴高乐身上有什么深刻痕迹。戴高乐是否同样地、或者更多地受到当时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呢？大多数戴高乐传记作家都这样认为，全都以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描绘法国时所写的、有关的一个短段落作为依据。这是《法兰西及和它的军队》一书的一段。
  “在思想领域里”，戴高乐写道，“布特鲁们、柏格森们达到了最高水平，他们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重新开始对贝玑进行秘而不宣的弘扬，恢复了一代青年——他们感到收割者的到来——的早熟。在文学领域里，有巴雷斯的影响，他在精英们身上发现了他们同祖先的联系，同时使他们获得了民族永恒的意识。”
  这里的每个词，每个名字都是说明问题的。从19世纪结束起，布特鲁就对法国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施加了重大影响。布特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下述的试图：克服那种通常被承认的、科学的绝对必要性同宗教的绝对必要性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回答了基督教徒的期望——长期以来，他们将科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当作挑战来加以接受。当时，布特鲁对实证科学原则进行的批判被认为是杰出的批判，尽管他的哲学不是别的，只是一种赋予现代科学发展以精神第一性的尝试。然而，他以自己的方式，综合了一种深刻的思潮。对此，罗曼。罗兰曾评论说，这是“19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地震和思想火山的爆发，它点燃和震撼了商业世纪的精神”。人们长期认为，现代科学的向前跃进将会认可实证哲学的胜利，但现在却开辟了一个唯心主义复兴和唯灵论加剧的纪元。达尔文的事业遭到了置疑。马赫把物理看作是一种纯现象学的科学。亨利·普安卡雷在做完当代最大胆的数学工作后下结论说：“什么是科学？科学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是一种使那些分开的事实重新接近的方式，是一种关系体系。”文学批评家布吕纳蒂也尔则与学者贝尔特洛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个宣告“科学的破产”，另一个热情地捍卫其唯理论。在保罗·布尔热所写的最有意义的小说之一、1889年出版的小说《弟子》中，重新出现这种对科学的疑问。其中有一个人物，“是一位自觉的数学分析家，由于逻辑的缘故，他几乎失去了人性，面对无法深入的神秘的命运，他进行自我侮辱、自我屈从和自我毁坏”。
  1889年恰好出版了亨利·柏格森的主要著作《试论意识的现时情况》。这位哲学家——戴高乐写道，他的著作“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是否象让·拉库蒂尔从马尔罗那里说过和马尔罗确信的那样，同戴高乐家族有过亲戚关系呢？菲利普·戴高乐对此予以否认。不过，这关系不大。基本的问题在于，柏格森这位赋予法国哲学新方向的人到了20世纪初。他超越了布特鲁的有限经验论和迄今在科学思考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理论，试图建立一种通过其著作题目——《精神力量》、《创造的进化》来显示其总基调的新哲学。《创造的进化》出版于1907年，正是戴高乐中学毕业的那年。当代人对该书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杰姆斯当年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并宣布：“理智主义这个魔鬼已经死了，是柏格森杀死了它。”
  在戴高乐发表的前期著作中，人们不难找到他阅读柏格森著作的痕迹。大家知道，在柏格森的思想中，“时间”观念是重要的。关于时间的定义，布吕诺尔德和雅各布在一篇关于科学的哲学的研究文章《从蒙泰涅到路易·德·布罗戈里》中，是这样写的：“时间（……）是一种存在于我们身上和我们身外，在每一刻都突然产生出无法预见的新事物的创造力。”柏格森则以他的方式概述时间的定义：“时间是发明，或者什么也不是。”戴高乐似乎从中得出了结论，或者至少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其思考对象的说法。他在《剑刃》一书中写道：“那些打仗的人永远面临新的形势，而这种形势至少部分是无法预见的。在战争中和在生活中，人们可以将希腊哲学家的“一切都在变化”的原理适用于战争和生活；过去发生过的，将来永远不再发生，而行动不管怎样，都肯定会不是这样或者不是别样。”关于柏格森和戴高乐，米歇尔·德斯维涅写过最好的研究文章，他正确地强调在这两人的思想中，时间具有双重性，“即连续性和异质性”。⒀即使戴高乐赞扬活动家的自由和活动家对其时代历史所能打下的烙印，他也知道这种自由“不是绝对自由，也不可能是绝对自由”。这样，戴高乐同柏格森走到一起来了。柏格森在《物质与回忆》一书的结语中写道：“但愿人们在时间或空间中考虑自由问题，自由似乎永远在必要性中长其深根，并同必要性密切组合。精神向物质借用感觉，即从中获得养分，并以运动的方式将感觉归还物质，即推动其自由。”这样，人们将会从戴高乐留下的所有著作中看到这种由柏格森思想启示的词汇表，其中的“流动”、〃运动〃、〃自由〃、〃变化〃等词，则是对柏格森思想的回声。关于柏格森的影响，戴高乐本人在对战争行动问题的思考中，推而广之，在其对战争行动的人的问题思考中，承认过这种影响。他在《剑刃》中写道：“柏格森还指出，为了同现实进行直接的接触，必须怎样使人通过将本能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其直觉。如果说智力使我们获得对事物的理论的、普遍的和抽象的认识，那么是本能赋予我们实际的、特殊的和具体的感觉。没有智力的帮助，就没有合乎逻辑的连贯和明智的判断。但是，没有本能的努力，也就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创造的推动。”
  关于柏格森，夏尔·贝玑说过：“他打碎了我们的镣铐。”关于贝玑，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戴高乐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提到过对贝玑的“秘而不宣的弘扬”。这就是说，贝玑以他的方式，代表了对20世纪初思潮的特点和价值观的推翻。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德雷福斯派和转而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贝玑在1900年批判了“那些从罗马回来的博士，因为他们向我们鼓吹放弃科学和理智，一贯服从，保持谨慎和尊敬的沉默”。在皈依天主教义之后，贝玑则对雷南所著的《科学的未来》——这是一本19世纪的某种唯理论的宝书——评论说，此书“极会花言巧语，永久脱离热情，并滥用信任”。但是，比贝玑的哲学演变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他将热爱公正（在德雷福斯案件时鼓舞过自己的、对公正的热爱）同热爱祖国（他不知疲倦地赞扬和受到其启示的、对祖国的热爱）集于一身。因此，贝玑代表了一种法国人的联系和一种全国的联盟。对此，戴高乐只能是加以关注。他订阅了《半月手册》，并经过一切政治思考或哲学思考，爱上贝玑的语言和观点，喜欢贝玑对地球和祖国魅力的发现。人们情不自禁地指出，尽管戴高乐和贝玑年龄相差几十岁，但可以说，他们用一些业已变得有名的词语，把对法兰西这位一切法国人的母亲的敬意，同对圣母玛利亚这位上帝的母亲的敬意，可能也对一切母亲的敬意结合在一起。当贝玑抢在战争——他即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牺牲——考验之前写道：“母亲，您的儿女经历了那么多的战斗……”时，他是在向谁说话，是向他的母亲，还是向一切男人的母亲，是向耶稣的母亲，还是向祖国母亲说话？
  戴高乐在1942年、伦敦、自由法兰西、抵抗斗争时期和尚未结束的占领之夜，作过这样的祈求：“啊，母亲，正如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要为您服务。”在戴高乐的思想中，特别是在他的战争讲话中，人们能重新发现这点，乃至贝玑的风格、字句的平衡、某种形象、某种词汇的节奏都是如此。不管怎样，当戴高乐阅读《维克托·玛丽·雨果伯爵》的最后章节时，他都能感受到同贝玑的、某种深刻的亲属关系。此书写道“您佩着军刀，为了用刀战斗……您建立乡村，建立城市……您是士兵，在缺少我们教师的情况下，要坚持文化，捍卫文化……您是用军刀建立和平的平定者，这是唯一的坚持着的和平，唯一的持续着的和平，最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