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的直系亲属恰恰就居住在法国北方。在我1964年所写的戴高乐传中，我强调了北方地区那些能对戴高乐产生影响的社会特点、文化特点和人文特点。我还重申，当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到驻守阿腊斯的步兵团去服役时，他最直接和最深刻地感受到的也是北方地区的人民，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乔治·蓬皮杜在读完我的书后，私下对一些朋友说过，关于戴高乐，他从我的书中学到了迄今尚未看到或者尚未明白的一些东西。后来，我知道此事后，曾经有机会问蓬皮杜学到了什么东西。蓬皮杜回答我说，是我认为戴高乐是“北方人”，戴高乐通过法国北方地区来形成其整个法国观。事实上，戴高乐所属的资产阶级并不象那种贫困的、激烈的、本身处于当时社会边缘的乡村贵族，也不象那些闭门反省和很难接受当时文化的外省小资产阶级，更不象商业大资产阶级。但愿人们到戴高乐在里尔诞生的故居，即戴高乐的外祖母的老房子——那里有一个佛龛，里面高高地摆着一尊拉弗瓦－圣母的塑像——去看看，到戴高乐故居周围的街道去看看，看了以后就会有一个概念。在那些老住宅区里，在那些生活过一代代勤劳的资产者的、阴暗的、关门的、没有奇想和放任行为的、朴实无华的房子之间，人们可以预感到法国北方资产阶级的灵魂。巴尔扎克在《绝对之探求》一书中，也许已经描绘过他们最深刻的形象。严肃刻苦是他们言谈举止的特点。尊严主宰着他们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的一切。由某种严格的意识决定感情或激情的外部表现，因此，这种感情或激情越是掩饰得越长久，就会变得越强烈、越可怕。某种清教主义为道德生活增添了光彩。北方的贵族，象对文艺表演，如对戏剧，从未表现出象南方的外省贵族那样的兴趣。其实，一切都导向劳动——最大的生活考虑——所要求的义务，导向与此有关的社会义务。当人们在某些银行和某些工厂的办公室里看到历任企业主的画像时，就会猜测到这种近乎于某种耶稣教的劳动宗教的重要性。关于这些企业主，人们可以撰写一本真正的社会形态学。地理和历史对这种心理学作过解释。若干个世纪的历史，使法国的北方、比利时和荷兰变成了欧洲大陆中比其他地方更多地进行谈判、交易和重大国际交往的地点之一。只有那些家产增多的人，才能在社会等级制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财富和特权、影响和名声都是要以此作为代价。在法国北方的这片平原上，战争和入侵不断地破坏了原先获得的成果。唯独一代代人围绕工商业大企业进行的持久努力，才能使本家族保持其社会地位。再有，北方的资产阶级如不永久地向一切新事物开放，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激烈地参与生产、竞争、开拓新市场和争夺顾客，因而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的变化一无所知，那些呢绒商、船主、冶金工厂厂主和矿山主不能对社会变革、技术革命、经济环境的转变一无所知。所有的偏见，即使来自那些最古老的传统也罢，也在工商业的必然要求面前发生动摇。因此，看到这种社会阶层中混杂着资产阶级在智力的、社会的和经济方面的关注，是毫无惊讶之处的。
  戴高乐家族同马约家族的联姻，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一方面，同法兰西贵族的一般传统相比较，戴高乐家族不在本地扎根，没有地产，没有城堡，但出了一些作家和学者，以及一位夏尔的父亲，他无可争辩地具有文化教养，拥有传统的文化，其中最大部分是拉丁语、文学和历史；另一方面，马约家族是一些捍卫其立场和利益的实业家，他们有时也不免碰到困难。在他们中间，还出了若斯菲娜·马约这位女实业家，她业已通过其大量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心理环境中表现得很突出。人们可以相信，她的威信有助于消除当时在她周围的那些反女权主义的偏见。夏尔·戴高乐能够足够地关注这个榜样，以便在将来继续关注妇女所发挥的社会和智力作用。也许他由此准备了有朝一日作出历史性的决定：把第三共和国始终排除的妇女普选权引入法国。
  因此，一切都注定夏尔·戴高乐也要接受当时法国北方地区为这种社会阶层的孩子们所提供的传统教育。夏尔的父母亲作为坚定的和修行的天主教徒，对世界的变化持开放态度，但作为同宗教机构关系密切的传统主义者，因而把夏尔送到教会学校上学。先是送到圣托马·达坎的天主教学校去读书，然后在1900年10月，到“圣母无玷始胎”学校的耶稣会修士那里去上学，而他父亲亨利即将担任该校学监。据夏尔的姐姐玛丽－阿涅埃斯的证词，夏尔是一个相当好动好闹的孩子，比长兄格扎维埃、弟弟雅克和皮埃尔更加好动。⑥家人的回忆录里肯定说，在那种人人都想象自己率领几支大军的游戏中，夏尔总是法国军队的指挥官。对此，人们后来作出过太多的结论……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夏尔一家在位于北方海滨、在海滨－布洛涅和加莱之间、靠近维姆勒的维米尔度假，后来在多尔多涅买了一所度假别墅，名叫“拉·利热里”。
  与兄长格扎维埃不同，夏尔首先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有人建议他学习格扎维埃的榜样。他的法文成绩几乎总是很好，但其他科目的成绩却很不稳定。他特别喜欢读书，而且已经进行写作，尤其是写诗，以致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夏尔身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学的欲望，从此这种欲望就永远没有离开过他。当时，夏尔写过许多诗，没有保存下来。但在14岁那年，他特别写了一部“小喜剧”，并且偷偷地寄给了文学作品比赛的评委会。他宁愿让个剧本付印，也不要接受25个法郎的奖金。这个剧本的名字是“一次倒霉的相逢”。据家人说，夏尔的母亲是在儿子的衣物中发现这些剧本的。1905年夏天，夏尔同他的表兄弟让·德·科尔比一起，向父母亲、兄弟姐妹们演出了这出小喜剧。⑦剧本讲了一个强盗抢劫旅客的故事。剧本在风格上受到埃德蒙·罗斯唐德的启示，一切都使人想到，当时，夏尔·戴高乐只是关注文学的时尚。恰恰罗斯唐是那年法国最时髦的作者。此后不久，夏尔在斯塔尼斯拉中学上学，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期间写了一首诗，并署名为“夏尔·德·吕加尔”。无疑，他希望发表此诗。此次，人们从这首诗中发现了弗朗西斯·雅姆对夏尔写作的影响。⑧
  当我应当死去的时光，
  我愿战死在沙场……
  我愿战死在晚上。
  因为白天消逝，给战死者留下更小的遗憾，
  暮色为战死者做一件裹尸的衣裳……
  随着黑夜的降临，宁静从天而降
  当我的心灵和眼睛即将死去的时光
  寂静安抚着星光……
  夏尔还以“夏尔·德·吕加尔”署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的军官被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勾引了一位名叫扎莱娜的美拉尼西亚少女。后来，扎莱娜感到军官在同自己疏远，就想与他同归于尽，便试图用那里的花卉去毒死他。夏尔·德·吕加尔写道，“在我的床边，躺着赤裸的扎莱娜的尸体……至少扎莱娜之死尊重了她的特点和形式”。也许作者想要从皮埃尔·洛蒂那里，或者《菊花夫人》的伤心故事里得到启发……
  然而，即使在戴高乐心里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欲望，他在这一年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作出了选择。1905年，戴高乐决定将来投笔从戎。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对让·拉库迪尔讲过：“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随和，有理智。是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⑨1906年7月学校发奖时，戴高乐获得了6个头等奖、一个二等奖和3个奖状。翌年，当法国将教会学校赶驱出境，父亲亨利送他到比利时的安托万圣心中学完成学业时，他仍然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后来返回巴黎，在斯塔尼斯拉中学读书时，也还是好学生。他在那里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
  理所当然，这里不能不指出，就在1905年戴高乐选择其前途，决定将来当军官的那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文章。他把这场战役的时间设想在1930年。他写道：“有三支德军越过了孚日地区……法国很快就完成了组织工作。戴高乐将军奉命率领20万人马和518门大炮，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则率领15万人马和510门大炮……戴高乐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增援布瓦德弗尔将军，并在德国人实现会合——如果德军会合，那肯定对我们极为不利——之前消灭他们……”人们后面还读到：“戴高乐知道，他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梅茨城下。”看到夏尔这个15岁的男孩，身处被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结局掀起狂热的欧洲，就想象到25年后在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一场决定性的冲突，而他本人在这场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他自认为后来当上将军，那是毫无特殊之处的。。。。。。更为有趣的是，戴高乐把自己安排在“布瓦德弗尔将军”之上，尽管这是小事，但人们记得，当时布瓦德弗尔将军正是第三共和国最有名的法军参谋长之一。在这种想象中，幻想与雄心结合在一起，而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都知道其下文，所以必定利用这个小故事，其目的有时为了强调戴高乐的先见之明，有时则为了讽刺他的大言不惭……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夏尔·戴高乐选择其命运时，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调皮的青少年，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模仿《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和《小鹰》的诗人。戴高乐变成了大人。1908年夏天，他在德国逗留期间写过一些信函，这些信函比上述这篇以1930年法德战争为主题想象的政治幻想小说更能说明问题得多。他读过德国报纸，看到报纸上“相当投入”地攻击法国，用威胁性的语言来谈论“德国延长其在摩洛哥的逗留”——恰恰在1909年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对此，戴高乐作了一个明智的——在他这种年纪，即17岁时，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明智的——的结论。
  三年来，欧洲出现了某种变化，我在看到这种变化时，想到了大战前的那种危难局势。
  对于戴高乐来说，早熟时刻来到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观察中，而且表现在他对问题的思考中，正如人们从他在1908至1909年度中，对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进行的、长达7页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与当时许多同代的和来自同一社会阶层的男孩在那些年的紧张气氛中所做的相反，戴高乐不是使用任何指责的形容词，不是使用狂热的复仇愿望的基调，而是选择了对法兰克福条约产生的长期后果进行分析的做法。戴高乐写道：“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其结果除了今后会制造一种（德国）同法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理由之外，还会迫使（法兰西）帝国付出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牺牲。此外，15万新兵不会增加其德国主子的势力，相反地，倒是迫使他们在政治和财政上作出努力，而人们还不能预见这种努力何时结束。”这种精辟的分析在当时是罕见的。当时，戴高乐暗示，如果德国1871年获胜以后采取更大克制态度，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当时，如果放弃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德国就不会把法兰西变成它的死敌。但由于德国业已决定这种吞并，戴高乐看到，德国已经拴在其不惜紧张局势也要维护其霸权的战车上，而人们还看不到紧张局势的出路在哪里。
  戴高乐到了成熟的年岁，便变成了一个当代的大人了。因此，戴高乐无法躲避他周围世界的震动。于是，对戴高乐来说，他是通过家庭所作的反应、同朋友的讨论、阅读报纸、发现著作等方式，来开始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的体验的。
  这时，在法国，每天的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围绕宗教和反教权主义问题进行的政治斗争、教会在公共生活和国家的世俗状态中发挥的作用等组成的。竞选、思想论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争吵，使国家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在谈到他母亲时写道，她“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的父亲则以更加平静、更加可爱和更加审慎的方式，怀有同样的爱国信仰。戴高乐的家庭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对其觉得是不公正的迫害感到不快，同时多半还看不到国家的世俗状态将政治生活同哲学和宗教舆论分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