畔那位有耐心的农民来了。
  远远的前方低处有什么东西倏地一亮。“快到林场检查站了！”艾利预告说。这报
  道并没有给我以安慰。到林场检查站又怎么样呢？然后是荒山，煤窑，然后是近两个小
  时的戈壁滩上的恶劣的路面，然后大公路上还得一个半小时……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干校
  那间自己施工盖起的土屋？什么时候能打上一壶开水，沏一大缸子香片茶，再打上满满
  的两盆热水从头洗到脚？
  前方又一亮，又一亮，忽然耀目，忽然变更方向闪闪发光。那是什么？是灯火？是
  对面有一辆打开大灯的汽车驶来？为什么前面这光亮是这样乱变乱动毫无规律，甚至显
  得紧张？
  汽车嘎地一声停住了，这突然的急刹车使坐在木头上的我们几乎被甩出去。
  艾利刚要骂司机，突然竖起了耳朵，我们也都听见了，前面有人在嘶哑地喊叫，那
  乱转乱动的光柱正是从那里发出的。
  汽车司机打开车门一跃而下，他抛下我们，向前跑了有几十米，我们听到他也喊叫
  起来，但听不清他与对方在喊什么。
  “桥！”艾利还是最聪明与最有经验的。
  “桥？”大家一怔。
  “桥！”都明白了。司机回来了，愤怒而又丧气，他向我们一挥手。
  我们四个人乖乖地从车上爬了下来。
  从司机身后跑过来一个拿着手电筒的人，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一双桦树皮做
  的靴子，瘦瘦的长脸上戴着一副小眼镜，一见我们这个车和这些个人，他前额上全成了
  皱纹，但脸上布满笑容。
  他用一种十分可怕的哑嗓子与我们说话，我说是可怕的，因为那声音已经完全不像
  从人类的胸膛、喉咙、口腔里发出来的。他告诉我们，今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辆由
  一位新汽车兵驾驶的军车撞坏了桥，那辆车几乎滚到山涧里去，万幸，它开走了，但桥
  已损坏，我们的车无法通过。他讲话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急匆匆却又乐呵呵的样子，只
  有最喜爱自己手头的工作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神态。他的口音像是江浙一带人说普通话。
  “啊？”我们——包括司机和开票的女人都傻了眼，被这突然的打击搞得无精打采。
  多皱纹的同志告诉我们，事已无法，我们只有将车再向前开一点，停到离桥不远的
  地方，然后步行过桥去林场检查站休息，食宿问题他都已做好了安排。
  遵命办理。黑夜里，这山涧显得特别险恶和宽大，涧水的流声也透着急湍骇人。我
  们看到了被军车撞坏的桥栏与一根桥柱，不知这桥是什么构造，被撞坏的桥栏下边，桥
  身边缘显然已有坍坏，我们走到那里，脚底下觉得忽闪忽闪，吓得我们赶紧抽身缩脚。
  “唉，嘴上没毛的小兵娃子开车，还能不出错！”最先发表感想的是朱振田。
  “这个桥修得不科学。它正处在下行拐弯的地方。从上面往下开，又都是重载，可
  不照直向桥栏杆撞去？稍不小心，老司机也照样玩不转。”这是我们的司机的评论，开
  车的还是向着开车的。
  “林区便道嘛。”哑嗓子解释说。突然，他大喊大叫起来，又转身向后拿着手电筒
  放开光柱画圈。他的嗓子突然发出了这样强大的声音——虽然是非常难听的声音，我们
  都为之一震。
  哪有什么动静呢？我们面面相觑。但司机说他也听到了，我们身后传来了汽车的马
  达声。
  我们一起帮助这位哑嗓子同志大喊大叫，那位开票的女同志叫的声音频率最高，她
  一面叫一面跳，并说她看到了开过来的车的灯光了。图尔迪举起了他的威力强大的电筒，
  在这个小地方，他简直像开启了防空的探照灯。
  等到我们都看到那辆车的灯光和身影的时候，车停下了。传来了那辆车的司机的喊
  叫声。
  哑嗓子的同志丢下我们，向车跑去。
  艾利叫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几乎有些不好意思，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哑着嗓子看守
  坏桥呢？虽然已经全不必要了，图尔迪的小探照灯仍然开启着，旋转着。
  其实桥并不大，正常步行从一端到另一端用不了十分钟。只是对于林区的便道来说，
  它才算得上一座大桥。我们走过桥，只见一个女人站在检查站的门口，提着马灯迎接我
  们。她把我们让到房里，让我们烤火、休息。她出去了一下，提来了一大壶开水，让我
  们喝茶、洗脸。然后她劝大家不要着急，她负责给大家煮面片汤，如果自己没带干粮，
  她这儿还有白面馍馍和包谷面馕。
  她的和颜悦色和热心负责，使我们在极端沮丧的心境中感到如绝处逢生。一会儿，
  她又领进两个人，是后一辆车上的司机和司机副手。她同样又和蔼地安慰了一番，让他
  们休息，她去做饭。二十分钟以后，她果然提了多半水桶热气腾腾、放了姜丝和葱丝，
  还放了许多醋和胡椒面的面片汤来。然后她给我们分发各式饭碗与搪瓷缸子。我们四个
  人随身带着饭具，便没再麻烦她。她还拿来了一把用削了皮的树枝做的临时用的筷子。
  这一碗酸辣面片堪称是安神定魂汤。喝下一口以后，意外地觉得还挺香。喝下三口
  以后，觉得自身的各样零件不但全部健在，而且是在正常运转。喝下五口以后，身上也
  热了，眼睛也明了，手脚也利索了，情绪顿时高涨了许多。我们也开始顾得上打量这位
  女同志了。灯光中只见她像当地少数民族一样地用一块针织方头巾包住了头，身穿一身
  劳动布的制服，脚穿草绿色解放鞋。动作麻利，身材适中，说话文雅，口音与那位急匆
  匆、乐呵呵的男同志差不多。从她的打扮上，无法判断她的身份和年龄。
  吃完以后，她一一安排我们休息。她对那位开票的女同志说：“你就住到我们家去
  吧，反正我们两个人今晚上都不打算睡。”她把我们四人领到一间办公室，又拿来一个
  草垫子。艾利和图尔迪睡桌子。朱振田最“高级”，睡草垫子。我最“雅致”，睡一条
  宽板凳，旁加三把高低不一的椅子。宽板凳上铺着两条麻袋，算是褥子，还有一条相当
  新的毛毯，当被子。
  “哦，这么漂亮的毛毯！”我赞叹道。
  “我们家里人口少，没有更多的卧具了，请同志们包涵。”她客气地说。
  可不是么，艾利他们盖着一床蓝花土布棉被，朱振田那里是一件羊皮大衣，大概都
  是她的私人财产。
  “我们把自己的行李带过来就好了。”我说。
  “天太黑了，就凑合一夜吧。”她说完，走出，安排那三位正副司机过夜去了。
  我无法断定那板凳究竟有没有我的身体宽，躺在上面根本不能动。
  “怎么样，伙计？”艾利问我。
  “找两根钉子，把我钉到板凳上，固定好，就能睡了。”我说着挖苦的俏皮话。
  “大家包涵。”一个嘶哑的声音随着门开传了进来，原来是那位男同志又来了。
  “真对不起，只能凑合，凑合了。”他说得有点结巴。黑暗中我羞得满面通红。其实我
  说那话与其说是要挖苦谁，不如说只是为了耍耍嘴皮子——也是“无事须寻欢”罢了，
  怎么可巧就让他听见了呢？
  “怎么样，冷不冷？”他问。
  “不冷。”我们齐声回答，像连队战士在回答指挥员的询问。
  他走到我的身边，“太窄了吧？这样，你转过身，背靠着墙，用力抵住墙，就稳当
  了。”
  “没事。挺好。我刚才不过是说笑话。”
  黑暗中我好像看到了他的宽厚的笑容。他缓缓地点起了一支烟：“嗯嗯。你们是
  ‘五·七’干校的？怎么样，上干校收获大吗？”
  “还好。还可以。”
  “睡吧。明早儿还得奋斗，得把你们所有的木头卸下来，再用人肩把它们一根一根
  扛到桥这边。剩下空车，多半能开过来……”
  “现在，桥边上有人么？”我问。
  “我老伴在……就是给你们做面片儿的那个人，我们是一家子。”
  临走，他又说了几句：“睡吧，好好睡吧。”
  他的话是灵验的，不仅给我指出了正确的睡板凳的姿势，而且，他来问候过以后，
  我们心里都觉得熨帖多了。什么倒霉呀，背兴呀，怨司机昨天没来和带来了那个开票女
  人为找柴火和斗气耽误了时间呀，所有的这些怨气，所有的这些说出口的和还没有说出
  口的牢骚，在他们夫妻的温暖的照拂之下，特别是在他的令人泪下的哑嗓子的抚慰之下，
  全都云消雾散了。
  我时睡时醒。夜里又有几次听到了这不相识的人的嘶声喊叫。多么不辞劳苦！在寒
  冷的冬夜，他守着一座伤桥，回过头来他还要照顾我们，安慰我们，向我们致歉。他是
  谁？还有他的妻子，比任何旅店的服务员都要周到殷勤。当他问我们在干校学习有无收
  获的时候，那口气可不像一般职工。也许，他是个技术人员吧，戴眼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都起来了，也无所谓洗脸漱口，先赶到汽车那里。
  司机与开票女人已先到了。我们先卸车，开票女人也帮我们干。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哑
  嗓子的人含笑向我们问好，虽说他一夜没睡，面色青肉，但他的样子仍是笑嘻嘻的。
  “辛苦了！”我向他致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说一点好听的话。
  “你们才辛苦呢，还要卸车，还要搬运，还要再装车，还要走……我们好赖是在自
  己的家啊。”说着，他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他看到了压在木头底
  下的柴火。
  司机和开票女人一起向他解释，讨好地向他赔笑，但他的脸色冷起来了，愈来愈冷：
  “不，柴也不能随便拉走……别人？凡是我看见的，就不让随便拉走。这是建场的时候
  定的规矩，从来没有宣布过废除。没有多少钱？一分钱也得办手续……”
  “开票女人”终于承认了错误，补办了手续，缴了款。我们四个人在一边窃笑，但
  对这位哑嗓子的同志益发佩服了。
  司机摇摇头又点点头，表现了无可奈何中的心悦诚服。趁着“哑嗓子”回检查站给
  “开票者”开票补手续的时候，司机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摇摇头。
  “这是原来的林场党委书记。原来是新四军的，还有点资格呢。”
  “是书记？”我们似乎还有点不信。
  “打倒了，下来了。人家那真正是书记啊！”司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整个鹰谷，
  不，整个自治区林业系统，谁不知道他？”
  “那他爱人呢？”
  “大学毕业生，林业技术员，原先是什么妇联的委员、‘三八’红旗手呢……这两
  口子，那真叫不含糊！”
  我们都呆了，事情是这样正常，而又这样异常。
  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全部木头运到了桥的下端“凯旋门”以外。太阳出来了，
  一切大亮，我们的司机仔细观察了桥的损坏情况。本来桥就不宽，每次只能单行，两辆
  车不能相对开，现在损坏了一部分以后，勉强刚刚能过我们的车。
  “怎么样？”哑嗓子的同志问，“从下面开来的车，我都让他们返回去了。装了木
  头的车，就都卸空，开过去。昨天下午开过去的两辆车都是‘嘎斯’，比你们的大‘解
  放’小，也轻。剩下你们这两辆车，我看危险。”
  “桥什么时候能修好？”后一辆车的正副司机也已经起了床，蓬首垢面地凑了过来，
  忧心忡忡地围观着问。
  “最快……也得三天……现在这时候……”一直乐呵呵的“书记”变得心情沉重了，
  他叹息着答。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只有两个人，那么大的木头……你这里通电话吗？”
  “书记”点点头。
  “那就叫家里派车来把我们接走，等桥修好了再来开这辆车……”
  “你先别急，”我们的司机发话了，“只要我这个车不翻到沟里，你的车也如法炮
  制……”
  “我……”后一个司机大概为人力发愁。
  “我和老伴帮你们卸车。”“书记”把话接了过去。
  “不，要走我们一起走，只要我们的车能够成功地开过来，我们给你们卸，给你们
  扛，给你们装……”我们四个人争先恐后地表态。
  主意已定，我们的司机两眼放光，指挥若定。他先命令我们所有的人离桥远一点。
  然后，他给水箱灌上热水，发动着了车子。车子马达响了，他却不开过来，在那儿往前
  开几步，往后倒几步，又往前几步，又往后倒，好像在那里打秋千。我们目不转睛地看
  着他的车，都等得焦躁了，他还在那儿来回地蹭。
  “他是不是害怕了？”艾利说。
  “不。他要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