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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河西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以及普通社员，在你领导的“四清”运动中遭受和我父亲一样冤情的人有多少？你会比我知道得准确；而我只知道大约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干部全都变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变成了“地富反坏”敌对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体味他们十四五年来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你面对这些无辜农民，心情能不感到一点愧疚吗？
  我当时高中毕业回乡，受聘为小学民办教师，一月十块钱补贴费，其余和社员一样挣工分。我父亲亲自指示生产队给我只记相当于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干的“轻省活”。我在两年任教期内的工作如何，有当时的校长和教员现在都活着，可以了解。而我因父亲的倒台也被从学校清除回家，替换我的竟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你想想和我一样受歧视的那许多被整治的干部的亲属和子女，他们心里是怎样地不受活。
  “文革”开火了，我豁出去了。反正我已经人鬼莫辨了，造你关书记的反，出一口气，让你也甭那么自在地过日子，我就泄了恶气了。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和结局，我不会后悔。我被撤职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后悔。只是你总要我“说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现在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四人帮”们大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我借文化革命之风，就是为了报仇。
  当你急急忙忙赶到河西公社一个又一个村庄去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农民平反的时候，你是否也会自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到河西公社十余年干了怎么一回蠢事？而你能把这蠢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你当初那么卖力地干这件蠢事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说清楚”吗？我以为你现在说不清楚。其实，现在根本没有人要求你“说清楚”。
  我现在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我做下了你认为尚未完全“说清楚”的错误，你也做下了你根本说不清楚的错事，你我十几年来的仇视和互相伤害，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同是一个我，既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我曾被推选为模范教师），又可以是一个凶恶的迫害革命干部的打砸抢分子（譬如对你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同是一个你，既可以以“团长”的名义把全公社上至支书下至会计出纳的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一齐扫荡，然而你又可以以党委书记的名义给他们一个一个平反，你不觉得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么？
  这场悲剧的痛切之处还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义发生和演化着。譬如我，是以反修防修“不吃二茬苦不受二遍罪”的堂皇的名义去造反的。譬如你，也是以同样堂皇的名义进行“四清”运动的。而这两场运动的共同结局，恰恰都使人民包括我也包括你吃了二遍苦也受了二茬罪。
  我感到现在普遍滋生起一种厌恶政治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不难理解，政治在多年来变幻莫测的动乱中最终失去了它最基本最正常的含义，变得不是于人民有利而是有害了，令人听之闻之就顿生厌恶之情了。说句难听话，当人民最关心最崇拜的政治最后使人民终于发觉它不过是一块抹布的时候，哪儿脏就朝哪儿抹而结果是越抹越脏的时候，自然就明白这块抹布本身原来就是肮脏污秽的一块布，那么它就只能使人失望以至厌恶了！
  听说你正在与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做工作，想给我恢复民请教师的工作。你的好意我可以理解，但我现在恰恰不宜去做教师的工作。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可以说是臭名远扬。我现在为自己的恶劣行为懊悔不迭。我无法站在讲台上向幼稚的孩童去做“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的事。一句话，我现在还不能恢复面对那一双双纯洁天真的孩子的眼睛时自尊自信的勇气。我作过乱，我骂过人，使用的是最肮脏的语言。我打过人，拳头和脚都使用上了。我造过谣，不惜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以置对方于死地而为目的。我搞过阴谋，用最不光彩的手段去达到最堂皇的目标。我尚未从自己的心里彻底扫荡这一切人类最坏最恶劣的品质，尚未恢复到我60年代初刚刚开始做教师平作时的那种纯洁的心理状态。我怎么能去做教育后一代人的神圣的工作呢？
  我将认真地对自己讲求一下“心理卫生”。基于如上认识，我现在首先向你做真诚的忏悔。我不是一般地遵循“向前看”的说教，而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从懊悔中获得解脱。我也想向与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人忏悔。既然我明白了这场悲剧的实质，同时也就觉得它十分好笑，也就觉得没有必要使你我在心里互相憎恨，因为这些东西，本不属于我们应该有的东西。
  致以
  敬礼
  唐生法
  1979。5。20。
  关书记读完这封长信，抬起头来。窗外是一排白杨，枝叶绿郁葱茏，在温柔的阳光和微风里舞摆。他的眼光有点呆滞，一下子难以从这封信的震撼里清醒过来。他点燃一支烟，在屋子里踱起步来。
  他踱着步，渐渐加快，脑子里开始烦躁不安。他猛然刹住脚，拉开门，吼叫起通讯员小马来，过大的声音在公社院子里回荡。
  小马闻声奔来，机灵的眼睛瞅着公社的最高领导者的脸色，有点惊慌。他对小马吩咐说，立即给公社派驻到所有村庄的干部打电话，紧急通知，让他们今晚回公社机关来，汇报各个村庄纠正“四清”运动“冤假错”案的进度和状况。小马不敢表示出任何异议，转过身就走，钻进电话房里去了。
  他忽然想：要不要把唐生法给他的长信向全体公社干部读一读呢？这封信对加快复查“四清”中大量案件的进度不无推动力吧？当然，拿出这封信来公之于众……这需要勇气！
  关志雄转过身，一拳砸在那信纸上，自言自语吼道：
  “奶奶个熊！老子豁出去了！”
  十一
  这是在市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与关志雄的一次相遇。我过去只知道他“文革”中受过折腾，并不在意，因为几乎所有大小领导干部都受过类似的折腾，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无幸免者。今天晚上，他却向我道出了这一段“地窖”里的奇特经历，使我难以忘记。
  “你看，我把我一生中最见不得人的事都告诉你了。今晚以前，世界上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躲地窖的事。可我心里很憋，我说给你，你骂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反正我心里松泛了一些。你们作家可以把自己心里的事儿变个法儿写出去，我没这个本事。你觉得我的这段经历有意思的话，你可以写小说，只是……甭胡球编！现时有些小说、电影编得太虚了！”
  这就给我日后的小说定下了调子。当我今天打算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少了顾虑，文学园地早已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小说也类似于报告文学的新形式，叫做报告小说或纪实小说。不过我觉得我的《地窖》还是小说，不仅仅是因为主人公的名字是我随意改换的，我的朋友自然不叫关志雄。
  那一晚，我们在一块多喝了几杯，关志雄脸膛泛红，眼珠熠熠生辉，兴奋难抑。我问他后来还见过那位救他命的地窖女主人没有？他笑着说：“见过一次，是她和唐生法开着汽车把我请去的。他妈的，唐生法这小子有文化知识，又有在公社农具厂当厂长时拉下的熟人‘关系’，在东唐村开办了个小加工厂，挣了大钱。他和女人开着大卡车到县上来把我拉去，备下家宴，把他父亲也请过来。”
  “那家伙真不得了，挣下几十万了。他给东唐村小学捐献了一座二层教学楼，又给东唐村修建了自来水塔。他说……他做这些事是要讲一讲‘心理卫生’……”
  “我在他家里，再也找不到那个地窖了。他们盖下了小洋楼，厦屋拆掉了，地窖早已填平夯实了。我竟有点惆怅。”
  “那玉芹也容光焕发，发胖了，还烫了发，是那个小加工厂的会计，走起路来脚下叮咚响。进门时一见面，她的脸一下子红到脖颈。唐生法大瓜熊不知底细，还对着我开她的玩笑，‘都老球了，见人还脸红哩！’……”
  我不禁畅怀大笑。
  关志雄却没有笑，从沙发上站起，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这座十层楼的宾馆下面，是灰濛濛的低矮平房的瓦顶，灯光大都熄灭，临街公路上的路灯放出一种紫色的柔光。这座饭店的多数窗户也都黑下来，夜正深沉。
  关志雄站在窗前，抽着烟。他现在是河口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对着黑沉沉的夜空，站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们就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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