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板车，口中还叫着收破烂特有的语言，妻子经过每家门口，把人们弃置的空罐酒瓶、
  残旧书报一一丢到板车上，到巷口时，妻子跳到板车后座，熟练安稳的坐着，露出做完
  工作欣慰的微笑，丈夫也突然吹起口哨来了。
  我曾在通化街的小面摊上，仔细地观察一对卖牛肉面的少年夫妻；文夫总是自信地
  在热气腾腾的锅边下面条，妻子则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清洁桌椅，一边还要蹲下腰来洗
  涤油污的碗碟。在卖面的空档，他们急急地共吃一碗面，妻子一径地把肉夹给丈夫，他
  们那样自若，那样无畏地生活着。
  我也曾在南澳乡的山中，看到一对刚做完香菇烘焙工作的山地夫妻，依偎的共坐在
  一块大石上，谈着今年的耕耘与收成，谈着生活里最细微的事，一任顽皮的孩童丢石头
  把他们身后的鸟雀惊飞而浑然不觉。
  我更曾在嘉义县内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里，看到一位须发俱白的老先生，爬到一棵
  莲雾树上摘莲雾，他年迈的妻子围着布兜站在莲雾树下接莲雾，他们的笑声那样年少，
  连围墙外都听得清明。他们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说明的是一炉燃烧了很久的香还会有它
  的温暖，那香炉的烟虽弱，却有力量，它顺着岁月之流可以飘进任何一扇敞开的门窗。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象，总是站得远远的仔细听，香炉的烟声传来，其中好像有瀑布奔
  流的响声，越过高山，流过大河，在我的胸腹间奔湍。如果没有这些生活平凡的动作，
  恐怕也难以印证情爱可以长久吧！
  童年的鸳鸯香炉，经过几次家族的搬迁，已经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或者在另一个
  少年家里的神案上，再要找到一个同样的香炉恐怕永得可得，但是它的造形、色泽，以
  及在荷叶上栖息的姿势，却为时日久还是鲜锐无比。每当在情感挫折生活困顿之际，我
  总是循着时间的河流回到岁月深处去找那一盏鸳鸯香炉，它是情爱最美丽的一个鲜红落
  款，情爱画成一张重重叠叠交缠不清的水墨画，水墨最深的山中洒下一条清明的瀑布，
  瀑布流到无止尽地方是香炉美丽明晰的章子。
  鸳鸯香炉好像暗夜中的一盏灯，使我童年对情感的认知乍见光明，在人世的幽晦中
  带来前进的力量，使我即使只在南京东路宝石店橱窗中，看到一对普通的鸳鸯瓷器都要
  怅然良久。就像坐在一个黑忽忽的房子里，第一盏点着的灯最明亮，最能感受明与暗的
  分野，后来即使有再多的灯，总不如第一盏那样，让我们长记不熄；坐在长廊尽处，纵
  使太阳和星月都冷了，群山草木都衰尽了，香炉的微光还在记忆的最初，在任何可见和
  不可知的角落，温暖的燃烧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冰糖芋泥
  每到冬寒时节，我时常想起幼年时候，坐在老家西厢房里，一家人围着大灶，吃母
  亲做的冰糖芋泥。事隔二十几年，每回想起，齿颊还会涌起一片甘香。
  有时候没事，读书到深夜，我也会学着妈妈的方法，熬一碗冰糖芋泥，温暖犹在，
  但味道已大不如前了。我想，冰糖芋泥对我，不只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感觉，是冬夜
  里的暖意。
  成长在台湾光复后几年的孩子，对番薯和芋头这两种食物，相信记忆都非常深刻。
  早年在乡下，白米饭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奢想，三餐时，饭锅里的米饭和番薯永远是不成
  比例的，有时早上喝到一碗未掺番薯的白粥，就会高兴半天。
  生活在那种景况中的孩子只有自求多福，但最难为的恐怕是妈妈，因为她时刻都在
  想如何为那简单贫乏的食物设计一些新的花样，让我们不感到厌倦，并增加我们的生活
  趣味。我至今最怀念的是母亲费尽心机在食物上所创造的匠心和巧意。
  打从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经常在午反的空闲里，随着母亲到田中采摘野菜，她
  能分辨出什么野菜可以食用，且加以最可口的配方。譬如有一道菜叫“乌莘菜”的，母
  亲采下那最嫩的芽，用太白粉烧汤，那又浓又香的汤汁我到今天还不敢稍稍忘记。
  即使是番薯的叶子，摘回来后剥皮去丝，不管是火炒，还是清煮，都有特别的翠意。
  如果遇到雨后，母亲就拿把铲子和竹篮，到竹林中去挖掘那些刚要冒出头来的竹笋，
  竹林中阴湿的地方常生长着一种可食用的蕈类，是银灰而带点褐色的。母亲称为“鸡肉
  丝菇”，炒起来的味道真是如同鸡肉丝一样。
  就是乡间随意生长的青凤梨，母亲都有办法变出几道不同的菜式。
  母亲是那种做菜时常常有灵感的人，可是遇到我们几乎天天都要食用，等于是主食
  的番薯和芋头则不免头痛。将番薯和芋头加在米饭里蒸煮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天天吃
  着这样的食物，恐怕脾气再好的孩子都要哭丧着脸。
  在我们家，番薯和芋头都是长年不缺的，番薯种在离溪河不远处的沙地，纵在最困
  苦的年代，也会繁茂的生长，取之不尽，食之不绝，芋头则种在田野沟渠的旁边，果实
  硕大坚硬，也是四季不缺。
  我常看到母亲对着用整布袋装回来的番薯和芋头发愁，然后她开始在发愁中创造，
  企图用最平凡的食物，来做最不平凡的菜肴，让我们整天吃这两种东西不感到烦腻。
  母亲当然把最好的部分留下来掺在饭里，其他的，她则小心翼翼地将之切成薄片，
  用糖、面粉，和我们自己生产的鸡蛋打成糊状，薄片沾着粉糊下到油锅里炸，到呈金黄
  色的时刻捞起，然后用一个大的铁罐盛装，就成为我们日常食用的饼干。由于母亲故意
  宝爱着那些饼干，我们吃的时候是用分配的，所以就觉得格外好吃。
  即使是番薯有那么多，母亲也不准我们随便取用，她常谈起日据时代空袭的一段岁
  月，说番薯也和米饭一样重要。那时我们家还用烧木柴的大灶，下面是排气孔，烧剩的
  火灰落到气孔中还有温热，我们最喜欢把小的红心番薯放在孔中让人烬炯熟，剥开来真
  是香气扑鼻。母亲不许我们这样做，只有得到奖赏的孩子才有那种特权。
  记得我每次考了第一名，或拿奖状回家时，母亲就特准我在灶下焖两个红心番薯以
  做为奖励；我以灶里探出炯熟的番薯，心中那种荣耀的感觉，真不亚于在学校的讲台上
  领奖状，番薯吃起来也就特别有味。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我有十四个堂兄弟，四个堂姊，
  伯父母都是早年去世，由母亲主理家政，到锦天，我们都还记得领到两个红心番薯是一
  个多么隆重的奖品。
  番薯不只用来做饭、做饼、做奖品，还能与东坡肉同卤，还能清蒸，母亲总是每隔
  几日就变一种花样。夏夜里，我们做完功课，最期待的点心是，母亲把番薯切成一寸见
  方，和凤梨一起煮成的甜汤；酸甜兼俱，颇可以象征我们当日的生活。
  芋头的地位似乎不像番薯那么重要，但是母亲的一道芋梗做成的菜肴，几乎无以形
  容；有一回我在台北天津卫吃到一道红烧茄子，险险落下泪来，因为这道北方的菜肴，
  它的味道竟和二十几年前南方贫苦的乡下，母亲做的芋梗极其相似。本来挖了芋头，梗
  和叶都要丢弃的，母亲却不舍，于是芋梗做了盘中餐，芋叶则用来给我们上学做饭包。
  芋头孤傲的脾气和它流露的强烈气味是一样的，它充满了敏感，几乎和别的食物无
  法相容。削芋头的时候要戴手套，因为它会让皮肤麻痒，它的这种坏脾气使它不能取代
  番薯，永远是个二副，当不了船长。
  我们在过年过节时，能吃到丰盛的晚餐，其中不可少的一样是芋头排骨汤，我想全
  天下，没有比芋头和排骨更好的配合了，唯一能相提并论的是莲藕排骨，但一浓一淡，
  风味各殊，人在贫苦的时候，大多是更喜爱浓烈的味道。母亲在红烧链鱼头时，炖烂的
  芋头和鱼头相得益彰，恐怕也是天下无双。
  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冬夜里吃冰糖芋泥的经验，母亲把煮熟的芋头捣烂，和着冰
  糖同熬，熬成迹近晶蓝的颜色，放在大灶上。就等着我们做完功课，给检查过以后，可
  以自己到灶上舀一碗热腾腾的芋泥，围在灶边吃。每当知道母亲做了冰糖芋泥，我们一
  回家便赶着做功课，期待着灶上的一碗点心。
  冰糖芋泥只能慢慢的品尝，就是在最冷的冬夜，它也每一口都是滚烫的。我们一大
  群兄弟姊妹站立着围在灶边，细细享受母亲精制的芋泥，嬉嬉闹闹，吃完后才满足的回
  房就寝。
  二十几年时光的流转，兄弟姊妹都因成长而星散了，连老家都因盖了新屋而消失无
  踪，有时候想在大灶边吃一碗冰糖芋泥都已成了奢想。天天吃白米饭，使我想起那段用
  番薯和芋头堆积起来的成长岁月，想吃去年掩制的萝卜干吗？想听雨后的油炯笋尖吗？
  想吃灰烬里的红心番薯吗？想吃冬夜里的冰糖芋泥吗？有时想得不得了，心中徒增一片
  惆怅，即使真能再制，即使母亲还同样的刻苦，味道总是不如从前了。
  我成长的环境是艰困的，因为有母亲的爱，那艰困竟都化成刮美，母亲的爱就表达
  在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物里面；一碗冰糖芋泥其实没有什么，但即使看不到芋头，
  吃在口中，可以简单的分辨出那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种无私的爱，无私的爱在困苦中
  是最坚强的。它纵然研磨成泥，但每一口都是滚烫的，是甜美的，在我们最初的血管里
  奔流。
  在寒流来袭的台北灯下，我时常想到，如果幼年时代没有吃过母亲的冰糖芋泥，那
  么我的童年记忆就完全失色了。
  我如今能保持乡下孩子恬淡的本性，常能在面对一袋袋知识的番薯和芋头，知所取
  舍变化，创造出最好的样式，在烦闷发愁时不失去向前的信心，我确信我童年的生活有
  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母亲的影子在我心里最深刻的角落，永远推动着我。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葫芦瓢子
  在我的老家，母亲还保存着许多十几二十年前的器物，其中有许多是过了时，到现
  在已经毫无用处的东西，有一件，是母亲日日还用着的葫芦瓢子。她用这个瓢子舀水煮
  饭，数十年没有换过，我每次看她使用葫芦瓢子，思绪就仿佛穿过时空，回到了我们快
  乐的童年。
  犹记我们住在山间小村的一段日子，在家的后院有一座用竹子搭成的棚架，利用那
  个棚架我们种了毛豆、葡萄、丝瓜、瓢瓜、葫芦瓜等一些藤蔓的瓜果，使我们四季都有
  新鲜的瓜果可食。
  其中最有用的是丝瓜和葫芦瓜，结成果实的时候，母亲常常站在棚架下细细地观察，
  把那些形状最美、长得最丰实的果子留住，其他的就摘下来做菜。
  被留下来的丝瓜长到全熟以后，就在棚架下干掉了，我们摘下干的丝瓜，将它剥皮，
  显出它轻松干燥坚实的纤维，母亲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成为我们终年使用的“丝瓜
  布”，可以用来洗油污的碗盘和锅铲，丝瓜子则留着隔年播种。采完丝瓜以后，我们把
  老丝瓜树斩断，在根部用瓶子盛着流出来的丝瓜露，用来洗脸。一棵丝瓜就这样完全利
  用了，现在有很多尼龙的刷洗制品称为“菜瓜布”，很多化学制的化妆品叫做“丝瓜
  露”，可见得丝瓜旧日在民间的运用之广和深切的魁力。
  我们种的菇芦瓜也是一样，等它完全熟透在树上枯干以后摘取，那些长得特别大而
  形状不够美的，就切成两半拿来当舀水、盛东西的勺子。长得形状均匀美丽的，便在头
  部开口，取出里面的瓜肉和瓜子，只留下一具坚硬的空壳，可以当水壶与酒壶。
  在塑料还没有普遍使用的农业社会，葫芦瓜的使用很广，几乎成为家家必备的用品，
  它伴着我们成长。到今天，菇芦瓜的自然传统已经消失，菇芦也成为民间艺品店里的摆
  饰，不知情的孩子怕是难以想像它是《论语》里：“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
  也不改其乐。”与人民共呼吸的器物吧！
  葫芦的联想在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甚受欢迎的人物，像李铁拐、济公的腰间
  都悬着一把葫芦，甚至《水浒传》里的英雄，武侠小说中的丐帮快客，葫芦更是必不可
  少。早在《反汉书》的正史也有这样的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
  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
  在《云芨七签》中更说：“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