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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面一个例子，爱尔兰的大诗人，可能是20世纪用英文写得最伟大的诗人，W　B　Yeats，他有一首诗叫A　Coat，他的意思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写的诗有一种风格，很多人就来学，觉得我绣出一件很美丽的袍子，我穿着，别人羡慕，就拿去穿了，那我就觉得，我就不要穿了，我不在乎，我裸体的行走，可能更天真一点，他提倡朴素，所以他的英文是说，I　made　my　song　a　coat，　Covered　with　embroideries，　Out　of　old　mythologies，　From　heel　to　throat；　But　the　fools　caught　it　，Wore　it　in　the　world‘s　eyes，　As　though　theyd　wrought　it，　Song　　let　them　it，For　there　is　more　enterprise　，In　walking　naked。我就尽量用古诗的句法来翻，“华衣　为吾歌织华衣，刺图复绣花，绣古之神话，自领至裾，但为愚者撅去，且披之以骄人，若亲手所纫，歌乎　且任之，但有壮志盖世，当赤体而行。”我觉得要用文言才能表现它原文的那种精炼，有力的短句的句法，比如说倒数第三行，原文说“Song，let　them　it”如果用白话说，“歌啊让他们拿去算了，”那一定要说“歌乎　且任之”，这才有力量。
  好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场合都要用典雅的文言来应变，有的时候要看情况，如果原文是非常俚俗的，甚至是非常粗旷的，豪壮的，那么相应地也应该用俚语，用非常直截了当的口语，原文是骂人的，你得用骂人的口语来翻译。
  下面是个例子，美国诗人Robinson　Jeffers，The　Stars　Go　over　the　Lonely　Ocean，这位Jeffers后半生一直住在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的海边，他自己盖了一座房子，叫它叫做什么塔，他讨厌美国文明，所以他认为，他不得不住在美国，可是呢，他要住得离纽约，越远越好，所以他搬到加利福尼亚，这是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他鄙弃美国文明，他也不认为民主是万灵丹，所以他怎么说，他这首诗说是海边有一头野猪，老野猪，野猪说，文明如何如何，他借野猪之口来批评美国文化，野猪讲话当然不是很秀气的，所以野猪怎么说，原文说Keep　clear　of　the　dupes　that　talk　democracy　，And　the　dogs　that　bark　revolution，Drunk　with　talk，liars　and　believers。I　believe　in　my　tusks。Long　live　freedom　and　damn　the　ideologies，Said　gamey　black…maned　wild　boar，Tusking　the　turf　on　Mal　Paso　Mountain。我此地不得不得用骂人的话来翻了，“野猪说管它什么高谈民主的笨蛋，什么狂吠革命的恶狗，谈昏了头了，骗子和信徒，我只信自己的长牙，自由万岁，他娘的意识形态，黑棕的野猪真有种，他这么说，他一面用长牙挑毛巴索山的草皮”，这样，才像有种的野猪，说的野猪话。
  我讲了这么多，举了这么例，说明什么呢，我并不是要提倡用文言来取代白话，那是绝无可能，所以，我无论是写诗，写散文，写评论，或者翻译，原则上常态是用白话，可是碰到紧要关头，如果原文非常俚俗，粗鄙我就用改用口语俚语来翻译，如果原文非常高雅，而且本来这篇文章就是五百年前的文章，那么我就用一点文言，这样才能够把翻译来贴近原文，而且，使得它立体而多元，我相信当代一个人用纯白话可以写出很美妙的文章，不过这位作家如果同时他有文言的功力，他又能掌握口语，方言，那么，他的筹码就更多了，他的resource（资源）就更多了，他能够动用的招数也就更多，所以我讲了半天，创作也好，翻译也好，不过是想跟大家一同来认识我们美丽伟大的祖国，是有无穷的能在那儿让我们来使力，让我们来发功，我们要善待中文，我教翻译的时候还出过一个题目，叫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妈妈对儿子说，那个儿子在咳嗽，cough咳嗽，英文这个help什么意思呢，忍住了不做一样事情，它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意思，那母亲对孩子说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意思就是说能不咳就不咳，能少咳就少咳，可是有一个学生怎么翻呢，母亲对儿子说，“唉　不要咳起嗽来，比你能不咳的咳得更多”，那这个中文就糟糕了，完全不是中文，那就是非常扭曲，委屈中文，完全脱离中文的生态，中文有自己的生态。
  比如说吧成语就是中文的生态，千百年来，为什么传留下这几百个或者上千个成语？因为中文有它的美学就在它的成语里，我们说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千年万代，千秋万事，千方百计，这些都是对仗，千方百计，你也可以说千计百方，可是没有人这样说。因为千方是平声，百计是仄声，千山万水平平仄仄，千军万马平平仄仄，你硬说什么叫做千军万马，难道一个兵要骑十匹马吗？不通吗？好了，你倒过来，千马万军，那一匹马骑十个军人吗？其实中文不在乎逻辑，只是说军马之多而已。我在台湾大学毕业没有两三年，就翻译了《梵高传》，不过台湾香港我翻译的那个版本叫做《梵谷传》，山谷的“谷”，不是我发明用“谷”。因为我小时候在大陆读书的时候，我念冯至先生的诗，他写梵高他不写梵高，他写梵谷，我少年的印象一直在我的心中，所以我翻译《梵高传》我翻成《梵谷传》。出版了以后，过了十几年，有一个出版社说，你这个版本已经旧了，我们重新排版，再出一个新版，你借这个机会，把它再修整一下，好了，我就修整，我当年翻译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修整用十个月的时间，我改了两万处，有一个朋友说你当年的英文这么差，你居然需要改两万字？我说不然，我当年的英文根本没有看错，我现在改的是我写中文的风格，我觉得我当年写中文比较西化。他说为什么？我说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里面碰到“in　fact”我就翻译“事实上”，后来我想“事实上”本来中文不是这样说的，其实呢，最好的中文是“其实”，贾宝玉对林黛玉不会说，“林妹妹事实上我是爱你的”。绝对不会这样说，对不对，我改的就是这些地方。“事实上”用三个字，而且是用卷舌音，“事实上”，我们南方人讲起来相当辛苦，所以我改的大半是这样子的地方。那么你说，你这样怕西化，难道西化没有帮助你吗？我说当然有。我觉得我写散文，写一个很长的句子，上百字的长句，长而不乱，这是英文教我的。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些西化还是好的，西化可能是恶性，也可能是良性，就是徐志摩的诗《偶然》，第二段怎么说呢，“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很多人会背的这里面就有西化，而且西化的成功。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在黑夜的海上”是modifying　phrase（修饰语），adverbial　phrase（副词短语），说明相逢在哪儿，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后面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是西化了，中国人不会说，中国人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人不会说，公说公有，婆说婆有，理，对不对，不会只说一次，一定很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走你的桥我走我的路，不会各用一个字。可是徐志摩，偏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好不好，很好。因为这是一首情诗，要说的比较委婉，如果说“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方向，我有的我方向”。大概情人就要分手了，因为太散文化，因为太硬。所以他说“你有你的方向　我有我的方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然后他说，“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注意记得什么，忘掉什么，有一个很长的受词，“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如果用散文来说，说清楚了怎么说呢，“你记得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那么那是散文，而且是坏散文。徐志摩又卖关子了，只说一次，在这交汇时候放的光亮这个事情他只说一次，你记得也好，暂时不讲记得什么，然后说，最好你忘掉，这时候才说忘记，记得什么，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也是一种西化，可是，用得非常精炼，用得非常有节制，这是他成功的地方，这是良性的西化，所以西化不一定是不好，就看你的功力如何，西化要化西为中，不是被西方所化，要把西方化过来，徐志摩的刚才这几句诗，是化西而不是西化，我们写中文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一层关系。我今天讲到这儿为止，谢谢大家。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说，您刚才讲了华语它有很多的魅力，然后我想问的是，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只有中华文明传递下来了，而且是连绵不断的，没有断过，那么这跟华语的魅力是不是有关系，然后中文它就有赋予无穷的想像力，这种中华民族的传递，文明的传递，是不是跟这种想像力有关。
  当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一大载体，就是它的语言，它的语言没有了，文字没有了，那它的文化就无从依附，所以当然，中文是非常重要的。像我自己的经验，我离开大陆以后，我也曾经到美国去好多年，在世界各国都去过，那么我就觉得此生飘零，无所依附，什么时候回大陆我也不知道。其实呢，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多岁了。所以我的诗里面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那么多年，我怎么掌握中国文化，就是靠的中文，所以我写作，是想把李杜传给我们的文化的载体，接过棒来尽量地不要在我们手中落地，然后能不能把中文写得更多彩多姿一点，这是任何读书人都应该负的一个使命。所以有好多年，我惟一的把握就是中文，我不能改变政治现况，我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可是我能改变中文，中文还算是听我的话，我还可以写作。所以这个中文对我简直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只是稻草，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之长城，一直连绵那么久。假设没有中文的话，那中国文化就非常有问题了，而中文如果变质，变得生态被破坏了的话，那么，你虽然美其名曰“全球化”，而我们自己文化的载体，受到损害了，那是很大的危机。所以，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二次大战的时候，流亡到美国去，美国的记者访问他说，说“曼先生你流亡到美国来，你不觉得绝望吗？您远离故乡这么久。”托马斯。曼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一个中国读书人就要有这样的抱负，他能够有这个抱负就是因为他能够掌握中文。我觉得，我今年4月在厦门大学有个演讲，那个演讲叫做《离心与向心众圆同心》，因为我那个演讲对东南亚各地华人作家讲的，因为他们当年离乡背井，到菲律宾、到马来西亚，甚至于到印尼或者远到欧美去，那个离心不是精神上，离开心脏地带，离开祖国，可是向心还是向往祖国的文化，中华的文化。其实中华的文化呢，小圈子里面有更大的圈子，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么，中国人无论到世界各地去，只要不忘记自己的文化，掌握住自己的中文，那你就是同心圆的其中的一个圆。所以我那个题目叫做《离心与向心　众圆同心》。我想今天大家来听我演讲，也无非是众圆同心。
  大陆的读者了解余先生肯定是从《乡愁》开始的。《乡愁》诗呢，成了余光中先生的一个标签之作。那么作为诗人和散文家还有学者翻译家的余光中先生，绝不仅仅只有一首《乡愁》诗，他的诗文世界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用博大精深来说我觉得也不为过。那么我们非常多的读者呢，还是停留在认识余光中好像就是《乡愁》，我们为什么不走入更丰富的余光中的世界，去领略他的博大的艺术精神呢？那么余先生今天呢是用《创作与翻译》为题，给我们讲得非常得好。那么，余先生的演讲呢，我想我们共同感受到的一点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余先生赞美我们的中文，中文有着丰富而美丽的想像力，有着无穷的表现力。最后让我们向余光中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