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十八、中央文革检讨
  在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的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了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关峰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之后，与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斥责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峰打断了。关峰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峰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负责，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峰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帐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我想，“二月逆流”事情的发生，是和当时军委扩大会议的气氛分不开的。
  十九、“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情况都是以后周恩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和二月十六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召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几个人，当场就跟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峰等人吵了起来。陈毅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国家搞乱了，还要把军队搞乱。叶剑英还对张春桥等人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抨击，他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人民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毛主席，就擅自改变名称，这是想干什么？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要党的领导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吗？
  这两次会议上，要数谭震林闹得最厉害。他说：“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还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六十五岁，不该跟着毛主席。”
  这时，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接着，陈毅又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
  李先念指责了大串联，说：“那样大规模的串联，把交通和秩序都搞乱了，经济损失严重。”另外，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也斥责了中央文革。当时，他们几个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周恩来跟我说，当时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劝双方冷静下来。结果，这两次会议都不欢而散。
  现在想起来，老帅们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周恩来大概也有同感，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所以一直在调解。所以我觉得周恩来在政治上是很老练的。
  果然，这一下子激怒了毛主席。
  以后叶群告诉我，第二次中央常委碰头会后两天，也就是二月十八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干部，现在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整了这么多人。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吗？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叶群还告诉我，就在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她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大发了一通脾气，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陈毅等四位老帅和李富春等三位副总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哪，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还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的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出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他还特别挖苦谭震林说：“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六十五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毛泽东最后表示：“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就退场走了。
  以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几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因有了毛泽东撑腰，神气十足，猛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给他们扣了很多的大帽子。
  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
  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
  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学习不认真，工作不得力，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另外，他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也不称职，虽然对军队院校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军队仍然受到冲击。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