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只不过是瞒着我和余立金而已。
  认真说起来，即便就是他们表面上的这个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央当时才刚刚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具体开展运动的部署，而且军委也没有任何指示。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关于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按照这个精神，我们静候中央和军委的进一步指示至少是没有什么错。我们召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离《十六条》正式通过的时间还有两个多月，中央的规定当时还没有下来，就更不要说军委和总政的部署了。难道空军能不等军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说，从我们收到《五一六通知》到开会前后，也不过才十多天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迟迟不动，是我有意躲风？
  我个人认为，常委的一些同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对刘亚楼逝世后由我来任空军司令员不满。在刘震看来，他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军衔，而我却没有进入八届中央委员，并且只是中将军衔（当时在全空军，只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个人是上将军衔），所以刘亚楼逝世以后，如果从条件上来看，似乎应当由刘震来接任空军司令员。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中央和军委最后决定由我来接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刘震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其次，是他们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时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刘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成钧、谭家述等都是空军副司令员，但刘亚楼对他们的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常常弄得他们下不来台，因此他们对刘亚楼的工作作风、领导方法都很有意见、很不满意，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为经常受到刘亚楼的批评，于是觉得自己在空军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压抑，因而很不满意。他曾经跟人说过，他在空军由于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员，一次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完后批评他说：“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屁股纸用！”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人感到莫大的侮辱。
  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尝试过一次与刘亚楼的抗争。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刘亚楼出国去越南访问期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上一些常委对刘亚楼提了不少意见，为此会议还专门延长了两天。当时我的想法是，尽量让他们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来，以便调解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想法却与我不同，他们是想要我领导大家对刘亚楼开展斗争。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在会上对他们提的一部分意见作了解释。在刘亚楼回到北京后，我告诉刘亚楼，说常委的同志在会议上对你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当时，刘亚楼问我都提了什么些意见，我告诉他说，都是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例如要求太高、批评不留情面、态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到常委之间的相互团结。但仅仅这样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他们对刘亚楼的种种不满。于是他们把心中对刘亚楼的那股怨气，就延续到了我的身上。
  我想，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使得刘震他们几个人搞到了一起，借着我没有及时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这件事，闹了起来。结果在这次党委会上，文件讨论不成，大家也没有兴趣，就是轰呀，闹呀的。我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心想，反正文件也学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见，那就轰吧，让他们尽量把意见说尽放完。
  没想到，刘震他们几个常委这样一闹，下面的人也都跟着闹了起来，因为有常委带头嘛！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足足有半个来月时间，一直闹到七月中旬。
  在所有起来指责我的人里面，以吴富善最为厉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一边用手仗敲着讲台，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样子真是让人看了难受。
  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提意见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刘亚楼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余立金和张廷发。至于他们所提的意见，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也没有当时的记录，根据我的仔细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第一、说我与中央的指示相对抗，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在西北“躲风”，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说刘亚楼、我同彭真的关系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里去拜年，还把彭真的儿子安排在空军工作。第三、说刘亚楼、我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说东，刘亚楼和我绝不说西。不光如此，我们还把罗瑞卿说过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检查、不要翘尾巴”四句话，到处印发，到处张贴。第四、空军存在严重的“霸王作风”，好大喜功。说我没有原则，对刘亚楼一味迁就，甚至为刘亚楼助威。第五、说空军每年对师以上干部的集训，系统地一本一本学习毛泽东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学习“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会”开得太多，形式主义严重。第六、说刘亚楼和我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光批评下面，乱提口号，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过分。第七、空军大院搞卫生、整内务、植树绿化，完全是给人看的，是形式主义。第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上报击落敌机的数字有假。第九、铺张浪费，修建机场花钱太多。第十、最后也有少数人攻到了立空军为标兵的这个问题，说刘亚楼和我欺骗中央军委，欺骗林彪等军委领导人。他们说，空军建立以来有成绩，但刘亚楼和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光报好的，不报缺点错误。因此，空军不能被树立为标兵，这个标兵是假的，建议军委立即取消空军的标兵称号。
  就这样天天轰还不算，常委的几个同志又提出，要请中央军委派个工作组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兴派工作组吗？如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组成，而且还宣布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
  紧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的绝大部分单位，都被进驻了工作组。除此之外，一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单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进了工作组，并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他们认为，既然学校和单位能派工作组，那么，空军党委开会，也得请军委派工作组来。如果军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组到空军来，那么我这个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
  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
  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
  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张廷发，攻击张廷发工作蛮横，民主作风差。
  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
  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发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
  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会议期间，他向叶帅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叶剑英听了后对曹里怀说：“曹里怀你要注意呀！”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
  总政工作组的胡愈之，也经常向刘志坚副主任汇报会议的情况。有一次在汇报时他说：“吴法宪看来是不能再当这个空军司令了，不能再当党委书记了，要撤下去。”刘志坚表示同意，说：“对，可能是这样吧，看看再说。”
  在军委这边，叶剑英也在天天听取李文芳的汇报，可以说全部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在刘震他们向军委写报告信时，叶帅感到他应该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电话上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林彪听完后说：“他们不仅如此，还告状到了我这里，刘亚楼、吴法宪一共是二十五条罪状。等一下，我让秘书传到你那里去。”接着，林彪开始讲他的意见。他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很快，空军七个常委联合署名的控告材料传到叶剑英副主席那里，叶帅一看心里更有数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叶帅看过信以后，就把信转给了我。
  对刘震等人写控告信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在看到叶剑英转给我的控告信后才了解这一情况的。对他们这种背后告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