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又要我去斗洪学智。洪学智为什么挨斗我同样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为在志愿军任过副司令员，才被认为与彭德怀关系密切而挨斗的。我与洪学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对他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斗洪学智的会场上，我一言未发，在会上坐了一个下午，我就离开了。
  九月九日，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报告。在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代表中央表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接着，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
  又过了两天，九月十一日，军委扩大会议再次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这次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彭德怀等几个人，“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接着是陈毅讲话。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怀，并列举了若干事例，说明彭德怀的一些意见是和毛泽东对立的。之后，他还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同时继续宣传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表扬林彪善于作战，井冈山朱沙冲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对保卫井冈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由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揭发了“彭、黄反党集团”的问题，基本肃清了彭、黄在军队中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接下来，他就在讲话里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崇拜。他说：“我们军队离开了毛主席就不行。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和直接指挥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这不仅是因为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也因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容易，学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用。”
  林彪讲完话，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空军，开会布置传达，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层一层地往下传。
  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对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斗再斗，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斗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彭德怀含冤死去，才告结束。这时，我也已经入狱三年了。
  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彭德怀和黄克诚。直到一九六七年初，才在一个批斗会上见到他们一面。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级阶段，全国一片大乱，解放军驻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机关，几乎都被造反派冲垮，各项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各单位的党委差不多都被“踢”开了，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
  一天，总参的造反派头头把军队过去和当时一些“犯了错误”的领导人，都弄到了总后的大院，开万人大会进行斗争。我参加了这个会，看到被批斗的人里面有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当时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有杨成武、萧劲光和我等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一些负责人。我坐在主席台的侧面，所以我看到了他们，但他们却看不到我。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度瞎指挥，导致了当时高指标、浮垮风、共产风的大泛滥。什么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这些提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场“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陷于崩溃，人民遭受了长达三年的空前大饥荒，上千万的人在这场灾难中死去。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这次斗争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了“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从彭德怀开刀，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谭震林、邓子恢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搞掉了，真是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三、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
  一九五九年十月，庐山会议后新组成的中央军委，在北京三座门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出席会议，但其他八位元帅：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全部到会。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列席了这个会议。我以空军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军委已经组成。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后，报毛主席审定。”接着，林彪正式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负责，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军事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
  林彪在会上还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
  林彪讲完后，其他几位元帅轮流发言，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意见。陈毅还表示：“除了国务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积极参加军委的工作。军委开会，通知我，我必到。”
  元帅们的讲话，都表示出新军委的团结一致。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老帅在一起开会。听到老帅们的讲话和表态，刘亚楼和我都非常高兴，觉得今后我们空军的工作好做了。果然，从这以后，空军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视。应当说，空军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视的。刚刚组建空军的时候，许多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抓的。连空军的装备，也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同苏联的谈判，则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当时，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他曾经常到周恩来那里去开会。不过，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空军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视了。
  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划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
  但在罗瑞卿主持军委具体工作以后，对有的老帅不够尊重。例如对叶剑英，他就不够尊重。叶剑英当时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工作，他所需要的经费，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这件事情我曾听叶剑英说起过。
  当然，对军队的工作，林彪并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得最多是一件事就是“突出政治”。一九六O年九月初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出：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它仗就打不好。他还更进一步地强调：“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
  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而“三八作风”的基本内容，则是毛泽东当年为抗日军政大学题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将这三句话、八个字概括起来，命名为“三八作风”。和平时期的林彪，也仍然喜欢用一些简洁的语言，来高度概括和表达一些新的思想或原则。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样，经他概括提出的“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就成为军队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则。
  林彪认为，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要搞“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即发扬延安抗大的作风。这对于加强军队的纪律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非常必要的。他的这些意见，会后在全军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并由此掀起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次高潮。
  为了更好地贯彻林彪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罗瑞卿和萧华，林彪自己很少到会。根据林彪的指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要起草、制定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把“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用文件的形势固定下来。
  为了写好这个决议，会议组织了一个决议起草小组，由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社社长唐平铸和我及其他几个人组成。大家经商量决定，由梁必业带领几个人起草了一个稿子，同时由我带着姜思毅、唐平铸等负责起草另一个稿子，并要我在我们的稿子里，加进空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经验。
  两个稿子起草完毕后，罗瑞卿主持会议讨论决定，两个稿子一起用，在这两个稿子的基础上，形成了会议最后决议，即《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首先强调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决议中有不少在后来广为流传的“名句”，如“全军指战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指出：“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基本的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等都是有用的。”于是，这个决议就成了全国各行各业共同的政治工作原则。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军委又在广州新盖的珠江宾馆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新军委成立一年多的工作。会议由林彪主持，除了朱德及彭德怀以外，其他八位元帅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全部到会，算得上是军队的又一次盛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是会议的东道主，他对参加会议的代表非常热情和关照，安排最好的地方给我们住，搞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最后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一套福建漆具。
  与会的几位老帅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一致认为，新的军委在林彪的主持下，取得很大的成绩。林彪也在讲话中表扬了罗瑞卿，说罗瑞卿在工作上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自主持军委的具体工作以来，处理了日常事务八百多件，彭德怀、黄克诚时期积压下来的问题，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另外，他也表扬了萧华。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春节过后才结束。由于我们是在会议期间过的春节，所以军委领导决定，与会人员可以接自己的家属来广州，一起过春节。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拥护。于是，大家纷纷接来了自己的家属。刘亚楼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属子女一起接来，但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工作忙离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