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这一空军建军方针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包括刘亚楼和我在内的众多来自陆军的同志，为建立人民空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抗美援朝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把南朝鲜的军队压在了朝鲜半岛的南端。九月十日，以美国为首的十五个国家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军登陆后，很快就挽回了劣势，并且超过“三八线”把战火引向了中国边境。
  在金日成的一再请求下，毛泽东决定派部队赴朝支援北朝鲜作战。十月二十日，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口号，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军。
  尽管当时我们空军正在初建，但我们考虑，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参加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十一月上旬，刘亚楼和我就空军参战问题，去向毛主席当面请示报告。毛主席当时正在紧张地考虑朝鲜问题，在他听完了刘亚楼和我汇报的意见，就说：“很好，你们就准备吧！
  接着，毛主席当场向刘亚楼和我交代了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准备自己参加作战，参加抗美援朝，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组织志愿军空军，空军有多大力量，就使用多大的力量。第二个任务，是现在就要准备同苏联空军一同参战。苏联准备派出一个空军军、三百架飞机到东北支援朝鲜作战。我们的任务，是要同苏联空军搞好关系，负责苏联空军作战的一切供应保证，并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打仗。这样，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就锻炼出来了。第三个任务，是不仅要修建、扩建东北的机场，还要由空军派主要负责人去朝鲜修建机场，准备志愿军空军进入“三八线”以北。如果美国轰炸中国，就要准备同苏军一起保卫东北，保卫朝鲜，保卫“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地区。
  接受了毛泽东亲自布置的这三项任务以后，刘亚楼和我立即回到空军，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刘亚楼首先召集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向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着，又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各部门的主要干部参加，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同时研究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完成这三项任务。这两次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常委各同志吃、住都在办公室，随时碰头研究各种问题。连刘亚楼和我都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办公室，没有回家。
  最后，常委扩大会议在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决定，一、组织指挥机构，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调原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刘震任“联司”司令员。刘震原任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建国初，外交部曾想要刘震出任大使，但后来我们向军委提义，要刘震出任沈空司令员。军委批准后，就把他留下了。
  二、确定作战方针。经常委扩大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提出了当时参战的三条方针：第一、从实践中锻炼，从实战中成长；第二、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第三、一切为地面部队服务，以地面部队的胜利为胜利。
  这三条作战方针，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并明确指示：“使用空军，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三、调动部队，准备参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支准备入朝作战的部队，就是我们建军后成立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混成第四旅是空军为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而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当初，中央在决定成立空军时，毛泽东曾向空军提出过两条要求：第一要尽快准备好两百五十架战斗机，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第二要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好伞兵，准备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进行空投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我们于一九五O年六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我们之所以把第一支航空部队称为混成四旅，用意在于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七月中旬，组建完毕的混成四旅第十团又移驻上海，担负保卫大上海的重要防空任务。
  鉴于赴朝参战的任务很紧急，很重要，刘亚楼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我亲自坐飞机到上海去，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汇报中央军委的决定，请他们支持，把这支部队尽快调到东北去。
  四、加紧战前训练。当时空军党委常委考虑，应当提出意见，报告毛泽东主席，参战关键问题是改装。由于我们的空军才刚刚建立，不仅缺乏训练，更缺少必要的作战装备。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飞机基本上都是喷气式飞机，而我们只有混成旅的十团，是我们唯一的喷气式飞机团，其它各团都是螺旋浆飞机，根本不能上战场。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向苏联请求援助，尽快购买二百五十到三百架米格十五飞机，只有等这些飞机运到东北后，尽快在航校组织改装训练，继续扩大歼击机部队，才能适应参战的需要。会后，我们立即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要求尽快购买喷气式飞机的报告。之后，中央很快就跟苏联方面接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五、当时空军党委常委决定，由常乾坤副司令负责，组织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三八线以北，建设所需机场。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按照刘亚楼的意见，我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商调混成四旅的问题。
  把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驻防上海，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特殊情况所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轮番轰炸，尤其是在一九五O年　二月六日的那次轰炸，上海市损失重大。为解决上海市防空的急需，经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由苏联派出一个米格十五飞行团，经北京到达上海，进驻虹桥机场，担负上海、南京一带的防空任务。带领这个飞行团的是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上海是当时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是华东军区政委兼上海市委书记。苏联的这个米格十五飞行团来就直接在陈毅、饶漱石的领导下，由他们直接指挥。
  一九五O年七月中旬，我们自己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混成四旅的第十团——组建完毕后，这个团就进驻上海，由苏联同志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对一地进行米格十五喷气式机型的改装训练。十月初，十团改装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团。之后，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向我们移交飞机、装备和上海的防空任务。不久，苏联空、地勤奉调回国，只暂时留下了团长顾问、训练顾问和各大队长顾问等少数人，继续协助我们工作。
  在十团正式接替苏军担负上海防空任务之前，苏联空军飞机就已经击落了台湾国民党进入大陆的五架飞机，使国民党空军的气焰大为收敛。从那以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再也没有对上海进行过轰炸。这样，保卫上海、南京地区的任务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把混成四旅下属的个团全部调往东北参战。我到达上海以后，由南京军区上海航空处政委王集成陪同，马上去请求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接见。我把军委要调混成四旅到东北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陈毅马上表态说，既然是军委的意见，就坚决执行。接着，饶漱石也表示同意。
  晚上，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邀请我留下，同几个苏联空军顾问一起吃饭。席间，大家互相敬酒。我不会喝酒，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起立向他们祝酒表示敬意。但我一向都是滴酒不沾，只能装个样子。苏联顾问就说：“你搞空军，当政委，不喝酒怎么行。”我解释说：“我真的不行，不能喝。”结果他们就要硬灌。陈毅司令员也说：“怎么样，你就喝这一杯嘛！连这一杯也不能喝吗？”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杯酒喝了。好，这一杯酒喝下去，身体就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一个晚上我都是迷迷糊糊的，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只好第二天又重新谈，具体商定混成四旅调动的有关问题。谈完以后，我就回到了北京。
  不久，混成四旅被调到东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师。混成四旅走了以后，上海的防空就由防空军负责，军委专门给上海调来了一个高射炮师，用高射炮来构成上海的防空体系。
  其次，我们准备的另一项工作是，组成了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一开始，我们曾考虑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后，还有一个会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为此专门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由中方的刘震担任，另由朝、中双方各配一名副司令员。但以后朝鲜人民军空军因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基本上已丧失作战能力，因此以后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事实上是由我们同苏联空军的领导人，以及轮流参战的国内各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组成。司令部建在安东（以后改称丹东）一个大铜矿里头，我们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木头房子，还利用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房子修成了一个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下面又分成中国和苏联两个指挥所。
  我们的指挥所是由刘亚楼、刘震、聂凤智、段苏权等几个司令员，加上空军司令苏联顾问、军区空军司令苏联顾问等实施指挥，加上一些翻译和参谋人员作为助手。苏联的指挥所则由援朝苏联空军军长罗泊夫中将指挥。当时援朝苏联空军吃的、穿的、用的及交通运输、地面供应等，全归我们负责，而飞机、器材、零配件、油料、车辆等，则由苏联有偿提供。
  联合司令部建好后，刘亚楼同我商量，说他准备在“联司”指挥所至少待上一年，好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一些作战的经验。他要我和王秉璋、王弼在北京主持工作，把后方的事情全部交由我们负责。
  一开始，我也在安东待了大概两个月，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空军实战经验。但不久刘亚楼就催促我回北京主持工作。回到北京后，我又去了几次安东，但每次大约只呆了个把月左右。
  再有，了解敌情也是我们在部队入朝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调查了解，当时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大约是十五个联队，美军的一个空军联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飞行师，联队下面还有大队。加上其他参战国家的飞机，总的实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一般的都在六百小时以上，有的多达三千小时以上。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分之一的人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作战。
  在南朝鲜地面部队遭受损失，向南撤退时，他们就全靠美空军掩护，才阻滞了北朝鲜部队的推进。那时，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出动，北朝鲜的空军力量也很弱。美国空军十分骄横，经常是低空飞行，以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如入无人之境。北朝鲜所有的大城市，甚至一些不大镇子，几乎统统被炸，交通枢纽也被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作战部队的行动和物资的供应。
  而当时，我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几个师和团，作战飞机不足二百架，加上苏联参战的一个军，总共也才五百多架飞机。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基本上都在一百小时左右，有的还不足一百小时。另外，我们地面的各种保障工作，如雷达、通讯和气象等，也远远不如美国。很显然，这将是一个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较量，我军明显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了解这些情况，就会使我们的指挥员、飞行员有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赶修机场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从决定中国空军入朝参战开始，到一九五O年底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新修和修复了东北地区的机场三十一个，其中，鞍山、锦州、沈阳等机场归苏联空军使用，丹东、辽阳等机场归我们使用。我们在前面，他们在后面。我们在一线，他们在二线。作战时也是这样，我们在低空作战，他们在高层进行掩护。而且，我们两个指挥所也相互挨近，靠在一起。
  为了准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负责，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朝鲜“三八线”以北，抢修了十几个机场。但我们一边修，美国飞机一边轰炸，常常是我们刚修好一个机场，美国飞机就来炸。等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