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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部队的指战员有很大部分是苏北人，要他们远离家乡，北上东北，需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但由于时间紧急，只好一边走一边进行政治动员。最为要命的是，出发时，我们每人只领到了一身适于南方气候的夹衣，先头部队甚至连这身夹身都没有有，仍是一身单衣。
  队伍出发时，三师党委常委成员只三个人，就是黄克诚‘洪学智和我。队伍到达东北以后，在兴城县的江家屯，黄克诚告诉我，林彪准备派李天佑来担任三师的副师长，但他的意见是，准备要刘震任第一副师长，洪学智任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我们到阜新时，才正式任命刘震为第一副师长。从那以后，三师党委常委成员就是四个人。
  部队在向北行驶，我有时去司令部和洪学智一起处理一些问题，有时则在政治部率队前进。黄克诚是跑前跑后，有时住八旅，有时住七旅，有时去十旅。黄克诚经常或是出去开会，或是下去检查工作，很多时候都不在师部，每当这时都是洪学智和我两个人在师部看家。
  部队从苏北出发后，经沭阳，过陇海路，就来到了我们第一个预定集结地点——山东临沂地区。在临沂，我们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陈毅是在延安参加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返回苏北途中，得知新四军军部已决定迁至临沂，于是就在临沂等待军部的到来。
  黄克诚‘　洪学智和我去见陈毅。陈毅军长向我们介绍了“七大”精神和延安情况。之后，我们请求陈毅军长同我们部队的干部见见面，作些指示。陈毅很爽快地答应了，说他亲自为三师部队送行。
  陈毅军长主要是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六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德‘意‘日被打垮了，英‘法受了重伤，只有美国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还得了不少的便宜。另外，战争期间，尽管苏联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东欧的几个国家解放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东德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世界上除了帝国主义阵营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现在的世界，苏联和美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它们分别是两个阵营的领导力量。
  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是不是也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看我们共产党的力量和斗争情况了。
  他告诉我们，苏联对日作战，是迫使日本投降的一个主要力量。东北获得解放，也完全是依靠苏联的力量。但苏联人不能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因为中国也是个战胜国。《开罗宣言》上明确规定，要把东北交还给中国政府。但现在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一党独霸，在国际上也是由国民党政府代表我们国家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和对日作战的胜利者，完全有这个权利去接收东北。
  他说，蒋介石现在想靠美国的支援来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不仅是东北，就连我们艰苦奋斗牺牲流血建立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也要独占。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签了一个《双十协定》，但那是不算数的，因为蒋介石一贯不讲信用，他签这个协定只是个缓兵之计，想争取点时间，好把远处西南边陲的精锐部队，调到他所需要的地方去，调到东北去。
  他还指出，东北是蒋介石和我们的必争之地，谁能抢先到达东北，谁就对今后的胜利增加了几分把握。蒋介石有美国的援助，有飞机，有军舰，正从海上‘空中向东北运兵，而我们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已经派了几支部队去东北，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但力量还远远不够。
  陈毅在讲话的最后鼓励我们说：“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兼程北进，坚决向东北进军。同志们，我们要和国民党赛跑，跑得越快越好，要赶在国民党的前头。关键的第一步是要抢占山海关，不让国民党部队在秦皇岛‘葫芦岛和营口登陆。现在苏联红军已经决定要从东北撤军，缴获日本人的武器准备留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让国民党进入东北，你们一定要火速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陈毅的讲话很有感染力。他的讲话，大大提高了大家的斗争情绪和北上争取胜利的信心。
  为了尽快赶到东北，我们在临沂把全师部队分成了两个梯队：由司令部‘政治部率领主力部队作为第一梯队，昼夜兼程前进，直奔山海关；由供给部‘卫生部率医院‘干部家属组成第二梯队，随后跟进。这样，我们的行军速度显著加快。从苏北出发北上时，部队每天行军约六十里，而从临沂继续北上后，每天至少行军八十里。
  从临沂出发后，我们经蒙阴‘莱芜‘章丘‘商河‘宁津进入河北省，再经献县‘河间‘任丘‘廊坊‘香河‘蓟县，然后转向东，经玉田‘丰润‘迁安，向山海关前进。这一路行进，所经过的地方，全是自己的根据地。所到之处，当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都是全力支援。一切生活供应‘食宿经费全靠他们解决。我们要粮食给粮食，要钱给钱，还帮助我们组织车马运输，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山海关附近。
  一路上，山东‘河北根据地的群众除用歌舞表演来热烈欢迎和欢送我们之外，还不断为我们送各种各样的慰问品。部队长时间的长途行军，能有双合脚的鞋穿，保护好双脚，是至关紧要的头等大事。地方政府就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给我们做鞋。在这次部队的一路北上行进中，我们常常是这双鞋刚穿上脚，那双鞋就又“慰问”来了。真是穿在脚上，暖在心间。
  当时，虽然我们一天至少走八十里路，最多要走到一百二十里，体力消耗极大，但因为一路上都有群众的欢迎和鼓舞，部队干部‘战士仍然情绪饱满，精神充沛。
  到河北的河间县以后，为加快部队的行进速度，我们又将原先的二个梯队组建成三个梯队。司‘政领导机关率主力部队仍为第一梯队，供给部‘卫生部‘医院为第二梯队，一些带着孩子的干部家属为第三梯队。一梯队的行进速度，每天至少一百里，二梯队的速度稍慢一些，但每天至少也在八十里，三梯队的速度则更慢一些。
  可惜的是，尽管我们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但铁脚板终究没能走过汽车和轮船，更追不上飞机。当我们一路紧赶慢赶，终于赶到山海关附近的建昌营时，才得知杜聿明及其所部，已由美国海军海运到秦皇岛登陆，先于我们攻占了山海关。算起来，他们启程的时间要比我们晚二十天左右，路程要比我们远一倍多，却比我们早十多天到达了山海关。
  因秦皇岛‘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们不能再走山海关，只能偏西经建昌营，于十一月下旬出冷口进入东北。随后，第二‘第三梯队也分别于十二月初相继出喜峰口‘古北口进入东北。
  就这样，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三万五千余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分别从苏北盐阜‘淮海地区出发，徒步行军约两个月，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在十二月初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二‘初到东北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进入东北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部队的日常供应问题。在关内，我们虽然一路行军，但部队的供给是有保障的，需要多少粮‘菜‘油和饲料，由先遣队找到村公所报个数就行了。因为部队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对于我们到来，事先都有准备。但是一出冷口就不行了，没有了根据地的支持，部队的供给毫无保障。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受着奴化教育，对我们毫无了解。他们向往的只是正统的国民党军队，对我们的到来往往十分冷漠。
  再则主要是穷。十四年来，东北人民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从吃的来说，他们只能吃配给的橡子面和发霉的棒子面，像大米‘白面这样的食品，则是日本人的专用品。如果有人胆敢违反禁令，吃了这些东西，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被当作经济犯抓起来投入监狱。
  从穿的来说，每个人每年只配给三尺“更生布”。所谓的“更生布”，就是用麻袋和破布制造的再生布，数量即少又不耐穿，因此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样的人家，谁有事就穿上裤子外出，没事的就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我们到东北不久，就已是数九寒天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凛冽北风中，还能看见不少孩子一丝不挂地站在路口，眨着好奇的双眼观看我们这些过路的大兵。见到这种情况，我们部队的许多同志都出于同情心，把好不容易才带到东北的一些衣服，拿出来给了这些孩子们。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东北人民还要每年出劳工，去义务为日本人干各种苦活。有的去边防为日本人做工事，有的是下窑为日本人挖煤和开矿，有的甚至还要去当“国兵”，被日本人训练成炮灰。
  亡国奴的生活真不是好受的。当时，在日本人的满州国统治下，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绝大多数都穷得叮当响。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油水都被榨干了，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就这样，他们哪有什么多余的粮食来供应部队。加之，东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最早是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占领期间，还运走东北大量的大豆和牛‘羊‘马匹和各种物资，苏联红军纪律不够好，绝对不能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较。
  然后，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从九月初到十二月初，我们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和干部约十三万人。与之相应的，国民党部队也在此期间陆续到达有八个正规军，三十万人左右。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很快的，一些村子就空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州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的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
  黄克诚的电报，确确实实是当时我们的真实写照。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让伤病员吃粮食，其他人吃点野菜掺此粮食煮的大锅粥。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严冬酷寒。东北冬天零下四十度左右，实在让我们这些南方人经受不住。由于部队在苏北时仓促出发，好一点的领到了一身夹衣裤，还有的人则什么都没有。可是越往北走，天就越冷，待我们到达东北时，已将近数九寒天，部队夜晚行军，不消多久，露在帽子外面的头发上，眉毛上就会结成一层白霜。因为冷，鼻子里老往下淌鼻涕，不久，淌下来的鼻涕就会冻成一根一根的小冰柱。另外，枪炮上的钢铁部分‘火车上的扶手，不能用手去摸，一模就会沾掉你一层皮。炮兵营的指战员没有经历过这样严冬，早上起来擦炮两只手沾上炮身就拿不下来，强行拿下来时，手就被剥了一层皮，血淋淋的。
  当时部队的减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冻伤。许多战士被冻坏了双脚。又由于我们对防治冻伤缺乏经验和常识，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地防治冻伤，也加大了减员的比重。
  后来我们才知道，对冻伤的处理，像我们吃冻梨那样，不能一下子就把冻梨泡在热水里，这样冻梨就会烂掉。人体的冻伤也一样，如果发现有人冻伤了手或脚，必须动员他们先不要进屋，就在外面先用雪搓，待冻伤部分的肤色由黑开始转红以后，再进屋用凉水去拨，最后才能用热水去洗。如果一开始就用热水去洗，冻伤的部位就会坏死，最终的结果就是截肢。
  还有，部队夜间行军，走不多久，鞋后跟就会沾上厚厚的一层冰雪，使人走起路来就像穿上一双高跟鞋，很容易把脚扭伤，因此必须及时把这层冰雪敲掉。另外，行军时，途中休息的时间不能过长，骑在马上的时间也不能太久，骑一会儿就必须下来走动一段，否则这双脚就不是你的了。
  当时，先到东北的一些部队，从日本人的被服仓库里搞到了大头鞋‘皮帽子‘皮大衣等，什么都有。而我们后到的部队，什么也没有搞到，穿着一身秋装，真是越走越冷。到了这种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军容风纪了，被子也好，毯子也好，只要能御寒，就都往身上披。就这样，好不容易捱到阜新，黄克诚才亲自下令搞了些白布和棉花，让各单位自己做棉帽子和大衣，这才算是过了一冬。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装备问题。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最先率两个团跨出山海关，来到锦州‘沈阳一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