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盛子瑾及皖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我主要是从江上青‘吴云村那里了解到的，他俩曾两次前来我们驻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据江‘吴二人介绍，盛子瑾本人是坚持抗战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但他的部队打仗很少，战斗力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张爱萍和我分别做工作，动员盛子瑾和许志远在张大路镇进行会谈，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共同携起手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天的会谈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协议。
  会谈结束后，江上青‘吴云村在随盛子瑾回专员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荪武装的袭击。袭击中，江上青不幸当场牺牲，吴云村侥幸逃脱，来到我们驻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之后皖东北区党委在泗县的李杨镇附近为江上青举行了追悼会。区党委金明‘张爱萍‘杨纯等参加了追悼会，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敬悼词。我也专门从五十里外的部队驻地，赶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一起为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连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开了灵壁‘泗县‘睢宁这一个三角地区的局面。但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一个叫高楼的寨子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对我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八‘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