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九点，我们就来到了汾河与同蒲路的边上。同蒲路是傍着汾河修的，路与河十分靠近，自北向南，几乎就是并行线。
  我们的渡河点是选在灵石与霍县之间。当我带着团的主力到达汾河边时，彭明治‘梁兴初两位正‘副团长已经在预先选择好的渡口附近，亲自部署了两面的警戒队伍，准备指挥渡河。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开始渡河。八月份杨得志去晋东南时，我就是在这里送他过的河，没想到隔两个多月，我自己也在这里渡过了汾河。
  渡过汾河，接着我们又抢过了同蒲路。一过同蒲路，就进入了太岳山区。太岳山的西部较低，东部较高，抬头一看，就可见到一条黑黝黝的山脉挡在面前。翻过这道山脉，我们就进入了太行山区。太行山为华北平原至山西黄土高原的交通要道，要想从山西东进山东，这里是必经之地。
  在走出太岳山之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们一直都是夜间行军，直到进入了太行山区，才改成白天行军，晚上休息的正常行进。我们每天行进六‘七十里，这样走了七‘八天之后，就来到了十八集团军总部指定我们集结待命的北马庄。一到北马庄宿营地，我和彭明治就立即骑马赶往总部所在地，向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报到。左权要我们先在北马庄一带驻下来待命，领取冬装‘钱粮，作好下一步进军的准备。
  这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刚闭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由延安经西安‘洛阳，回到了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回到总部后，他们立即召集一二九师部分团以上干部开会，准备传达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得知我们已到达总部附近，就让我和彭明治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彭德怀作传达报告。报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上六个月抗日战争的总结，后一部分是对当时形势‘任务的分析，并重点阐述了全会制定的党在敌占区的各项政策。最后，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上，我见到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也见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和前方总部（集团）野战政治部主任陆定一。开完会，傅‘陆两位副主任要我和彭明治到总政治部，去汇报六八五团的政治工作情况。
  听完汇报，他们很高兴，说本来想到部队去看我们的，但因为忙没有去成，所以才叫我们到总政治部来，听取我们的汇报。
  接着，傅钟和陆定一又在总部附近的村子里，召集总部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开会，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这　次会议的规模不小，到会的约有六‘七百人。在我们的要求下，六八五团的团‘营干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彭明治又听了第二次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会议还选举我参加主席团，坐在主席台上。就这样，我们前后大约学习了半个月。
  从十一月起，太行山区就下开了雪，满山遍野都是雪，天已经很冷了。十二月的一天，总部用电话通知团里，说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次日要来北马庄，召集我们全团指战员讲话。我们赶紧临时修了个大操场，并搭了个大台子，以供开会用。同时，还想法弄了点茶，买了点花生。
  第二天，晴日，万里无云。一早起来，彭明治‘梁兴初‘田维扬就忙着集合队伍，在大操场里列队等朱德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检阅。上午八点，朱德‘左权等人骑马过来了。他们首先来到团部，和我们几个团的干部及各营营长‘教导员见了面。朱德那时大约四十多岁，看上去还很年轻，而且身体健壮，精神抖擞。左权看上去更是如此。
  到了团部以后，大家向朱德和左权致敬问好。朱德说，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他只给我们带来了两盒苏联纸烟作为礼物。这种纸烟，有三分之二是个纸筒子，只有三分之一是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了不起的好烟了。
  抽着朱德带来的好烟，大家很高兴，都乐呵呵地同朱德司令拉手，同左权参谋长拉手。然后我们请朱德和左权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儿，围着炭火喝杯茶，吃点花生。但左权说不用休息了，要先去看看队伍。于是我和彭明治便引领着朱‘左二人来到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时，部队早已整理完毕。大操场上，全团近四千人以连为单位，成分列式，整齐地站立着，准备接受检阅。看到我们来到会场，已先到会场等候的梁兴初发出了立正的口令，立刻全团肃立，向朱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致敬。接着大家此起彼落地呼喊口号，热烈欢迎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到来。喊完口号，朱德‘左权在我们几个团干部的陪同下，检阅了全团队伍。
  检阅完毕，朱德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六八五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原来是南昌暴动的底子，到井冈山后组成了红四军，以后又与红三军‘红二十二军合并为红一军团，最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是有光荣传统的主力红军之一。因此，要我们一定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抗战以来，六八五团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一个是平型关战斗，一个是午城战斗，可以说已经有了打胜仗的经验。到了山东敌占区后，一定要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发扬红军‘八路军的威力，多打胜仗，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左权讲话的重点，是对我们挺进山东敌后的具体指示。他要求我们：一‘在敌后，以打游击战为主，但也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二‘搞好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凡是抗日的，我们都要同他们联合；对消极抗日的，我们也暂时不要理他，不要动他。三‘对地方抗日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人员，要尊重他们，可以向他们要求供应我们部队的钱粮，但要注意同他们协商。四‘注意发动群众，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注意调查敌情‘民情和友军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左权最后说：“现在进到敌后的部队越来越多，要很好地注意锻炼自己在敌后单独活动的能力。仗该不该打，怎么打，都靠你们自己处理，自己来解决。”
  朱德‘左权讲话后，我代表六八五团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我说，我们这次来，见到了朱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感到很荣幸。朱德总司令原来就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左权参谋长是我们一军团的参谋长，后来又是我们一军团的军团长，今天能得见面，感到格外亲切。我还特别感谢朱德‘左权来检阅我们的队伍，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我讲完话，彭明治即向全场发出立正口令，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兼集团总参谋长左权立正致敬。随后全团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散会后，我们买了几只鸡，弄了点菜，请朱德和左权吃了顿饭。吃完饭，我问左权，我们是否把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找来，请他再作些指示。左权同意后，我赶紧派人通知各营的营长‘教导员来团部集合。
  等各营的主要干部集合好了以后，我请左权作指示。左权首先说：“你们下太行山以后，要从林县和汤阴之间过铁路，然后过卫河，经濮阳‘东明，到山东的荷泽，再走定陶‘成武，到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的微山湖一带活动。那里有我们一个敌后游击队，叫挺进支队，原来说有七‘八百人。现在那里的地方党很孤立，挺进支队的处境也很危险，被汉奸‘日军逼得没有出路，有被搞掉的危险。国民党队伍则是明哲保身，一心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想打仗。你们就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地方党的发展，巩固和扩大当地的游击队，创建苏鲁边区的抗日根据地。”
  他接着说：“你们要实行党的集体领导，组成团的军政委员会，团一级的干部都应成为委员，重要事情都要经过军政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我告诉他，在从晋西南出发之前，罗荣桓政委已帮我们组织了团的军政委员会。左权问谁是书记。我回答说，当时罗政委指定我为书记。左权点了点头，说：“好。”
  由于当时罗荣桓只指定我为书记，于是我又向左权建议，以彭明治为团军政委员会的副书记。左权立即表示同意。就这样，以我为书记，以彭明治为副书记的六八五团军政委员会，在太行山上正式成立了。
  下午四点，朱德和左权一行人离开北马庄回总部，我和彭明治率全团营以上干部集体送他们出村口。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特别着重于安排行军路线。为此，我们派人到总部去领了河北‘山东两省的地图。这些地图都绘制得非常精细和详尽。
  十天之后，总部来电话通知我们，要求我们于十二月九日从北马庄出发东进，并且为我们拟定了一条下太行山的详细路线。我们还听说，在这之前杨得志‘黄克诚他们下太行山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走这条路，总部所在地是必经之路。
  五‘东进湖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清晨，我们全团近四千人从北马庄出发，开始了东进山东敌后的征程。
  按照总部拟定的下山路线，走了二十多里路，我们就来到了总部所在地。在这里，彭德怀派出他的秘书专门在路边等着我们。他告诉我们，彭德怀要我和彭明治两人到他所住的窑洞里去一下。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这次来，我们曾当面听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指示，可就是没有时间当面请示和聆听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尽管我们曾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听过他的报告。
  一来到窑洞口，就看见彭副总司令在那里迎接我们。他拉着我和彭明治的手，很热情，要我们看他墙上挂着的地图，我们告诉他，那天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亲自来到部队作了动员，作了布置。
  彭副总司令说：“那好，他们都给你们交待好，我就没有多少话讲了，但有几点你们要注意。第一‘你们一路行军，不要进县城，因为县城里都驻有国民党的队伍。要走小路，走村庄，尽量注意隐蔽。第二‘沿途多做统战工作，我们现在是借路经过，尽量少找麻烦，不要引起纠纷，人家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要有礼节；不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走你们的。第三‘撤销六八五团的番号，改为八路军苏鲁支队，下面的营就改为大队。因为一说六八五团，人家就知道你们是一一五师的，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改为苏鲁支队，那就是地方的游击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戴的是青天白日的帽微，只要你们不吭声‘不宣传，谁也不会知道你们是八路军，你们只管走你们的。第四‘下太行山以后，过平汉路时，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的附近，有三四四旅黄克诚的队伍，到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帮忙，给你们指指路。“
  作完这些细致的交代后，彭副总司令亲自送我们到窑洞口，我们就此告别了。
  随后，部队从总部门口出发。我们走了一段平路，中午稍事休息一下，部队便开始离开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太行山，慢慢地下山了。
  第二天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区，就碰到了一支游击队，并意外地遇见了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谭甫仁。谭甫仁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老熟人，多年不见，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巧遇了！之后，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到他们支队去呆了一个多小时，听谭甫仁介绍周围的一些情况。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太行山脚下，到了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林县林祁镇附近。在这里，我们驻下休息一天。
  驻下以后，我们听说黄克诚同志就在附近，就想去找他。黄克诚这时已由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调任三四四旅的政委，带着一部分部队就在附近。而杨得志带着三四四旅的另一部分部队在另外一个地区活动。但不等我们去找，黄克诚政委自己骑着一匹马就找来了。我在五台山见过黄克诚政委，因此他认识我，却不认识彭明治。不过一见面，得知彭明治也是湖南人，他们也很快就相通了。
  跟随黄克诚一起来的，还有三四四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周振华。红军时期，我曾经与周振华一起度过了长征的艰难时刻，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这次他听说我到了这里，特意随黄克诚跑来看看我。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久，黄克诚就派他去团里当了政委。他打仗很勇敢，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一直到一九四O年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时，我向他问起周振华，这时他告诉我，周振华已经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好几天。
  黄克诚来到我们驻地以后，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有日军据点，哪些地方有国民党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