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世同堂
  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及弟妹们。曾祖父的名字叫吴遐渭；是个十分老实的农民；他的一生都是在劳苦之一中度过的。我八岁那年；曾祖父去世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曾祖父去世后；我们一家人及亲戚把他送到我们家后面一座小山上去埋葬的情景。那一年；曾祖父正好八十岁。这在当时已经称得上是相当高寿了。
  曾祖父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吴芳德；即我的祖父。次子即我的叔伯父；但叔伯父叫什么名字；我却不记得了。
  祖父曾在一个姓李的地主家当长工二‘三十年；积蓄了五‘六十块钱才娶了我祖母陈氏。婚后；祖父租了这个姓李的地主家七‘八亩地种；不再出去当长工。地租很贵；是倒四六开。每年的收成；六成要交给地主；我家只得四成；大约每年要交十二担的租谷。年景好的时候；自己还能剩下七‘八担谷子；这点粮食也就够全家人吃半年；其余则要靠秋季种地瓜和豆类来补充；以瓜菜来过半年。年景稍差一点；就连半年的粮食都吃不上。祖父一个大字识；但是有点手艺；会用地瓜粉做粉皮；每年的秋后；他都靠做粉皮来挣回一点钱。
  祖母陈氏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家里的房子很大；但是却破落不堪。由于家境败落；祖母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到祖母的娘家去玩；她娘家里都无法招待我；只好拿蕃薯给我吃。祖母会纳鞋底；鞋底纳得又结实又好看；因此有很多的人来找她纳鞋底。她当时给人纳一双鞋底；一般是收两个银毫子。这样每年也可以掐挣回一点钱。另外；为补贴家用；祖母还在家里养了一些鸡和兔子；同时还养了一‘两口猪。
  我家祖辈都居住在兴国县的南坑乡；那是山凹里的一个村子。以后祖父和叔祖父分了家；我们一家便迁居到离南坑乡约三十里的水丰县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曾祖父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大安村；同我们一起生活。
  我父亲名叫吴功信；是个独子；小的时候念过几年书。十六岁时；父亲结了婚。母亲曾氏；是个家庭妇女；那年也是十六岁。
  一九一五年；母亲在二十岁生下了我；家里已经有了好转；刚盖起了六间屋子；其中一间厅房；一间厨房；其余四间用来住人。另外；还建了三间用来装稻谷的两层楼仓库。以后；家里又逐渐买了三亩地；一头牛和一些农具。由于我正好是盖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新福生；认为是我给家里带来的福气。
  我出生一年半之后；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妹妹；接着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到我参加红军那一年；母亲又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妹妹。这样；我家一共有二男三女五个孩子。我弟弟叫吴臣洋；小名叫九生保。由于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三个妹妹都没有名字。当时可以说是我家的全盛时期。我们五个孩子；加上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一共十几口；真的是一大家子人。
  由于我父亲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能写对联；也会记帐；所以总希望我也能读书识字；将来能成为一个耕读之家。于是；我七岁那年；父亲送我上了学。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未亮；鸡刚刚叫时；父亲就拿了一盏灯笼；扛着一张桌子；叫我去〃发蒙〃（我们家乡把孩子第一次上学叫〃发蒙〃）。那天；他把我送到了马古州张贤左先生家支读私塾。
  张先生大约收了二十多个学生。他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中庸》‘《幼学琼林》，以及孟子‘曾文教界正公的书等，还学了珠算。在张先生家；我一共上了五年私塾。
  上学之前我就在家里负责放牛；上学以后；每天清晨我依然出去放牛；放完牛后才去上学。由于家中的烧柴都归我负责；所以下午放学回家后；还要上山去砍柴。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名叫铁炉下的村子。我十二岁时；铁炉下村的人在村内的胡家祠堂办了一个小学。学校办起来后；父亲就把我送了去。当时；铁炉下村小学只设甲‘乙两个班；过去读过几年书的上甲班；没读过书的上乙班。这样；读过五年私塾的我就上了甲班。我在铁炉下村小学又学习了两年；学了一些简单语文和数学。
  一九三0年五月；祖父因病去世；享年月才六十岁。祖父去世后；我们把他安葬在住屋后面的小山上；跟曾祖父葬在一起。
  随着祖父的去世；我们家也开始日渐衰落。由于给祖父治病；我家欠了百余元的债；家境日渐衰落。家中仅靠父亲一人劳作已难以支撑；于是我不得不辍学参加农田劳动；逐渐学会了各种农活。
  二‘十五岁参加红军
  一九三0年；我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红军的领导下；我们村里也闹起了革命。开始组织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妇女会等。组织和动员劳苦民众积极起来参加革命。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我报名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并任队长。从此以后；我天天参加革命活动；无论是开会‘斗土豪劣绅‘游行示威；还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写标语等；都非常积极。那年的六月；为配合红军的行动；我们还曾到离家一百二十里的永丰县荇田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没想到；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把队伍打散了。轰炸完了以后；我发现周围什么人都找不着了；只好自己一个走了百十里路回家。
  不久；我们村又开始打〃AB团〃。什么是〃AB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些乡苏维埃的干部和村苏维埃的干部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里糊涂。我还看到一些人被杀；像我们小学校长胡风章‘教员胡泽凡等都被杀了。这么些人的被抓和被杀；使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过了几个月；又把一些未被杀的人放了出来；说是搞错了。大家紧张的情绪才放松了下来。
  打完〃AB团〃后；我们村就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里的两个恶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来；召开全村大会进行斗争；当场把他们两个杀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亩地和一座茶山。斗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就更加高了。那年的村苏维埃选举；我们选举了村里的贫农许泰仁担任村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0年十一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许泰仁代表村苏维埃；动员全体村民同红军一起；参加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保卫家乡。经过动员；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都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当时红军部队集中在于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我当时还是村里的儿童团长；我们被派去为红军带路‘送信‘站岗‘放哨‘抬护伤员和准备粮草。
  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进到了离我们村仅二十里的地方；红军开始反击。战斗打响前；我们村的担架队被派到小别村；负责抬伤员。我便带领村里的儿童团；抬着三十副担架；跟着村长；准备收容伤员。
  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战斗打响了。到上午十一点；伤员陆续下来了；我带着担架队赶紧抬着伤员回到村里。每家三‘四人；一共住了一百多。伤员的医治是由红军医生负责的；他们到各家去救治。
  就在那天晚上；上面传来消息；说红军打了大胜仗；将国民党十八师全部消灭；还活捉师长张辉瓒。我们村里的〃老表〃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连夜赶到龙岗一带的山上；帮助把红军伤员抢运到后方；并协助部队打扫战场。在龙岗；我们抢运伤员；为红军收集枪枝‘子弹‘炮弹和军用品；还掩埋死者；以及搬运一些国民党的伤病员。我们儿童团捡了成千上万的子弹壳交给红军。这次打扫战场的工作；一共进行了四‘五天才结束。这是我首次参加战勤工作。
  在协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以后；我参加了共青团。从这时起；我就一直想参加革命。一九三0年十二月；村苏维埃主席许泰仁召开全村大会；动员村里的青年参加红军。在这次大会上；我和许泰仁的侄子许元怀等十七人一同报了名。
  知道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红军；父亲倒是很开通；表示完全同意；而母亲却只是在一边给小妹妹喂奶；一句话都不说。只有祖母在听说我要参军后；哭得很厉害。在我离家参军时；祖母一直眼泪汪汪地站在家门口；默默望着我远去。我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所以她最疼我。
  在离家去参军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诉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后要靠他了；要他一定要放好牛；多砍柴；帮助父母多干一点活。当时他才十二岁。
  三‘全家受到迫害
  我参军后；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双布鞋。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父亲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我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我父亲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我父亲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乡得到解放。家乡解放之时；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我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我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父亲收到了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兴；并很快给我回了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我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一九五0年六月；我接到调令；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让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我；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我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父亲接过来。不料想；我们于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还在信里说；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他们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地将我父亲埋藏了事。
  我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病；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为我们始料不及。我后悔不已。但我当时也只能用以革命利益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道理来安慰自己。
  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我手头没有钱；只好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给了我二百八十块钱的救济款。我将这笔钱转寄给了吴臣贤；要他代我给父亲买口棺材盛敛；并请他在重新埋藏我父亲后做个坟头；立一块墓碑。我还请他代我用这笔钱还清我父亲生前欠下的欠款。后来我听说在安葬父亲的那一天；乡政府还给老人家开了一个追悼会；对此；我从内心里深深表示感激。
  四‘解放后回家；只见一个个坟墓
  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