嗄训奈按蟪械：偷闶山鸬挠镅缘耐昝澜岷稀?br />
  五十年代末，作为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艾基和当时因诺贝尔奖而受到围攻的帕斯捷尔纳克成为邻居，继而成为忘年之交。是帕斯捷尔纳克鼓励艾基改用俄文写作。这条金链的两环紧紧连在一起。艾基因此被逐出高尔基文学院，在莫斯科漂泊，没有居住证也没有钱，有时甚至在火车站过夜。其写作也处于地下状态，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他在俄国几乎还默默无闻。
  1934年艾基生于楚瓦士（Chuvash）自治共和国南部的一个村子里，并在那儿长大。那是个远离中心的地方，离莫斯科和彼得堡各五百英里。他的母语是楚瓦土语。其诗的精神来源，可通过楚瓦士民谣，追溯到隐藏在大地褶皱中的古老宗教和传说。一个楚瓦士的乡下孩子来到莫斯科，把那相当边缘化的古老文化和俄国以及欧洲的现代主义诗歌融合在一起。或许可以说，俄国诗歌在斯大林残酷统治时期绕了个弯，深入腹地，韬光养晦。
  文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正面对抗，往往会成为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和太多数地下文学作品不同，艾基的诗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釜底抽薪。他有意打破俄国诗歌传统中的语言链及伴随的强大韵律系统。他在接受《今天》杂志的访问中说：“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从另一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一般来说，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阅读艾基的诗歌可能是一种历险。他的诗歌有其特殊的密码，包括修辞、句法、分行、间隔、标点、符号等。读者只有解开密码，才能真正进入他的诗歌。
  1994年春，我收到楚瓦士共和国的一封邀请信，请我去参加获得国家诗人称号的艾基的六十岁生日的庆祝活动，我有事没去成。近十年过去了，艾基的诗歌在同行中显示出更巨大的活力。在后现代的虚假风景中，他用诗歌证明：爱与信仰仍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艾基《孩子与玫瑰》英译本序，美国新方向（New　Directions）出版社。2002年10月：写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柏洛依特学院
  二
  临近森林
  而
  我终于接近没有人到过那里
  只有一种旧感觉的
  白银——当自由的温暖在额与肩上
  哦
  这明亮的
  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是
  一如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
  拥抱四周
  闪烁了，自由和白色在附近
  而纯洁被创造——简单地：被纯洁自己
  田野
  敞开
  （总是像
  天空前的田野）
  发它的光——为自己
  那
  另一个呢？光芒毕竟穿越了它
  为爱
  像爱某一天使——到处——爱我的放纵
  同时创造
  纯洁之地
  有过多少风？少许黑暗地离开和生活的风
  比上帝的安宁更安宁
  在那里
  沉默中
  天蓝
  （宋琳译）
  这是在荷兰汉学家贺麦晓（Michel　Hokx）的协助下，宋琳翻译的九首诗中的一首，我是十二年前在鹿特丹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读到的。初读时有一种奇特的喜悦，但说不清这喜悦来自何处。记得当时在场的张枣也为这些诗手舞足蹈，好像受了什么刺激。
  我现在手上没有这首诗的英译本，故无从比较。总体而言，宋琳的译本很到位，主要是语感好，并尽量保持原作特殊的句法结构。只有个别地方有些拗口，比如，第二段最后一行：发它的光——为自己，依我看发光足矣。还有最后一段第一句：有过多少风？少许黑暗地离开和生活的风。少许黑暗地离开，显得别扭，一定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译法。就我所知，宋琳当时基本上什么外语都不会，贺麦晓的中文固然好，但要表达如此微妙的感觉恐怕还不够。这种合作翻译好处在于，诗人对语言特有的敏感与合作者对原文准确的把握相结合，在最好的状态中，两个齿轮能真正磨合。
  艾基的诗歌，和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俄语诗歌的阅读期待相差甚远。我们首先会注意到形式上的特别之处。比如，前三段的头一行都只有一个词，乍看起来是不怎么重要的过渡性修辞：而、是、那，还有他的分行也特别，长短不一　（有时一个语气词就占一行），似乎完全是随意的。这种形式上的“破碎感”和他的诗的“意向”有很大的关系，让我们留到后面讨论。
  先来看看第一段：而／我终于接近没有人到过那里／只有一种旧感觉的／白银——当自由的温暖在额与肩上／哦／这明亮的／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而在这里，是一种中断后的继续，有如重新返回主题的对话，有如停顿后延长的乐句。第二句显然由两部分组成：我终于接近没有人到过那里，由于取消了其间的标点符号，在阅读中获得了某种独特效果，充满玄机，使语义悖论成为精神上的可能。旧感觉的白银，既准确又奇妙，显然指的是自由的温暖，即紧接着提到的光芒：哦／这明亮的／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这首诗的开端如一扇门，打开了，并一下子被照亮。再回过头看诗人用而这个词敲门，就再合适不过了。
  是／一如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拥抱四周／闪烁了，自由和白色在附近／而纯洁被创造——简单地：被纯洁自己／田野／敞开／（总是像／天空前的田野）／发它的光——为自己。第二段是用是（to　be）开始，展示了存在，即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的存在。从上一段延续读下来，这个寂寞灵魂，显然是诗人自己。我们会注意到，艾基的语汇是非常有限的，比如白色会频频出现，与黑暗和遮蔽对立，作为一种澄明之境，与自由、纯洁相关。正是由于这寂寞灵魂的闪烁，田野／敞开。作为田野的参照物，天空显然代表了一种精神向度，即上帝存在的可能性。
  那／另一个呢？光芒毕竟穿越了它／为爱／像爱某一天使——到处——爱我的放纵／同时创造／纯洁之地。第三段，那另一个的出现构成悬念，显然有别于代表我的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即他者，或广义的人类。光芒毕竟穿越了它／为爱，正是由于爱（包括爱我的放纵）。爱是艾基诗歌的一大主题，包括对人类之爱，对上帝之爱。
  有过多少风？少许黑暗地离开和生活的风／比上帝的安宁更安宁／在那里／沉默中／天蓝。风代表了人类交流的可能，但就本质而言，诗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最后以沉默中／天蓝收尾，构成巨大空白，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故由此返回开端的而这个词出现前的中断状态。
  这首诗的题目临近森林，显然是指人与自然的对话，或者说是以自然作为参照物反观自我，反观人类的困境。信仰与爱是贯穿这首诗的主题。只要人类有了信仰与爱，就有了希望：明亮的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三
  张枣：前天我读到您几首诗的中译，今天上午又看到其他的英译。我注意到这些作品几乎都谈到了“沉默”这个问题，但沉默的内涵从早期到近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写于1959年那首题为《道路》的诗中，您说：“我们说话，因为沉默可怕。”这沉默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青春期对外来压力的敏感，而近期的沉默却是一种遥远。您想用诗歌来抵达一种沉默的状态吗？
  艾基：是的。
  张枣：这个沉默到底是什么？
  艾基：您刚才正确观察到了沉默的发展。我从前沉默过，那是一个青年人对世界的恐慌，后来我对沉默这个现象进行了反思，于是便出现了对沉默不同的想象，不同的接受方式，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对沉默的认可。同时也是一种渴望。前不久，我想写一本书，就叫作《作为沉默的诗歌》。让我这样来表达：自然本身说到底就是沉默的，喧嚣和噪音最后还得归于沉默；喧嚣打扰了事物的本质，而沉默使人回归进自己。只有在沉默之中的人才可以跟自己交谈，才能思考自身的存在、世界以及创造的意义。
  张枣：沉默也是不是对孤独和死亡的认可？
  艾基：是的，但它首先是对生命的认可。什么是生命这一现象？对我而言，生命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考以及最终认可死亡而展开的。我总是说，生与死是同一的。谁同意生命，谁就得同意死亡，而谁想达到这种境界，谁就得先沉默。从这种意义上讲，沉默当然也是孤独。词的沉默发自上帝的沉默。
  张枣：关于沉默的神性也正是我在这儿想请教的。无疑在您的后期诗中，沉默越来越哲学和宗教化了，但这深化过程又是与对语言的怀疑共同产生的。我记得您在一首诗中说过：没有那个唯一的词，就没有其他的词。“那个词”显然是指《旧约》的第一句“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个词”（太初有言）。您是不是在教给我们一个寓言：沉默在注视我们。而我们看不见沉默？
  艾基：完全正确。我们看不见沉默是因为我们太虚弱，太胆怯，太没有能力接受孤独。我真愿意人有一个家庭就够了，但同时又相信，每个人都得那么一小份沉默和孤独，以便了解自己和面对世界。我们只是从创作的意义上来讲是孤独的，因为这时意味着跟神对话。我们得用意志力和感恩的心情来忍受孤独和沉默，并教会别人这样做，这是一个诗人的职责。
  张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沉默在说话，因为诗在说话，因为那个词在说话……
  艾基：当然这是个悖论，人创造沉默只能通过词，也只是通过词神才创造了无言和沉默。
  张枣：我觉得您诗歌的宗教性往往表现为一种牺牲精神。在《桦树瑟瑟响》一诗中；您说我们都在这世上瑟瑟响，接着又提到复活。您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如果十字架是空的，每人都得做好牺牲准备走上十字架？
  艾基：你提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问题，多么可怕的问题，只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狂热的人才会作脊定的回答。不，我们太卑微，太软弱，根本不值得被绞死。我只想叶大家学会哭泣，因为我们“瑟瑟响”不用多久就会停息下来。人是会死的。
  张枣：自尼采之后，在现代主义发端的那当儿，艺术家主要在控诉神的离去。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早已习惯、接受并且玩味这巨大的空白了。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艾基：我还在控诉。当我工作和创作的时候，我感到神是和我在一起的，但有时它离开我，因此我的诗充满了“离开”、“抛弃”这类词汇。但我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妥协，要知道，这是一种灵魂的妥协。艺术家用空白来代替神，无异于其他人用电脑和按钮来替换神。人们误以为电钮一按，美好的生活就来临，这只是幻觉而已，德国诗人冈特·艾希说：“你们的一切梦想都只是欺骗。”
  ——摘自艾基的访谈录
  四
  1992年夏天，即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结束不久，我又在哥本哈根见到艾基。那时，我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Arhus）大学教书。艾基和我是应丹麦诗人鲍尔·博鲁姆（Poul　Borum）之邀，到他创办的作家学校讲课。
  博鲁姆在丹麦文学界是个传奇人物。单看那样子就不一般：他方头大耳，秃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和金属纽扣的黑皮夹克，腰系宽板带，脚蹬铜头高统靴。他也是艾伦·金斯堡的朋友。有一阵，博鲁姆在报上开专栏，痛斥那些伪冒假劣的诗人，被称为“博鲁姆法庭”旷但我所认识的博鲁姆，刚好跟他那泣江山斥鬼神的“恶名”相反，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这是题外话。
  在作家学校，我和艾基先读了自己的诗，然后跟学生们座谈。博鲁姆像尊弥勒佛，笑眯眯地坐在我和艾基之间。他虽慈眉善目，但有一种威严，话不多，学生们却奉若神明。记得艾基谈到他在高尔基文学院当学生的经验。他说，他在那儿呆了六年，直到1959年由于跟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被开除，而他在那儿学到的只是知道什么东西不该写。对于作家来讲，这也许是个重要开端。博鲁姆赞赏地点点头，他是那种喜欢所有异端邪说的人。在他的鼓励下，学生们开始提问题。我们在回答时，发现竟有不少共同之处。
  晚餐后，我跟艾基及夫人戈林娜（Galina），还有我的丹麦文的译者安娜（Anna）到一个洒吧继续喝酒。艾基只说俄文，戈林娜会讲德文及一点儿英文和法文，安娜的法文流利，而我除了中文和一点儿英文，于脆什么都不懂。我们重合的部分很少。好在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