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里的妹妹阿娜到剧院来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们去咖啡馆小坐，一直在谈达里。洛尔加终于和达里见面，这是7年来第一次。那年秋天他俩常来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他对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书店朗诵，他专门念了那首《萨尔瓦多（达里颂歌》。他们计划一起合作写书配画，但并未实现。几个月后，两人友谊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尔加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50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6月5日，洛尔加过38岁生日。他从来不想长大，时不时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还开玩笑说，他怕出版纽约的诗集，那样会让他老去。
  西班牙政局进一步恶化，濒临内战边缘。在马德里，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除了1919年格林那达的冲突，洛尔加从未经历过象马德里7月初那样血腥的暴力。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脆弱。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叫喊道：“我们要出事了！”过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
  7月13日，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的消息，洛尔加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他和一个朋友几乎整天都在喝白兰地。他激动地吐着香烟说：“这里将尸横遍野。”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要回格林那达。”晚9点，他按响他的小学老师家的门铃。在老师的询问下，他回答道：“只是来借两百比索。我要乘10点半的火车回格林那达。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
  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开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林那达要塞的军人起义，占领了机场和市政厅，逮捕了省长和新选的市长，那是洛尔加的妹夫。三天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
  长枪党分队接连不断到洛尔加家搜查，第三次他们把洛尔加推下楼梯，又打又骂。他们离去后，洛尔加给一个写诗的年轻朋友若萨勒斯（Luis　Rosales）打电话，他三个兄弟都是长枪党铁杆。若萨勒斯马上赶来。他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亚家避风；其三，搬到他们家小住，待局势稳定下来再说。第三个方案似乎最安全。当天夜里，父亲吩咐他的司机把洛尔加送到位于格林那达市中心的若萨勒斯家。
  8月15日，长枪党再次冲进洛尔加家，威胁说若不说出去处，就要带走洛尔加的父亲。走投无路，他妹妹说出实情。
  次日晨传来洛尔加妹夫被处决的消息。下午一点，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Ruiz　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尔加。若萨勒斯的母亲边阻拦边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儿子。那儿子赶来，问洛尔加犯了什么罪。　“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　阿龙索答道。洛尔加被带走，先关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18日凌晨被转到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看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告诉他们要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我什么也没干！”洛尔加哭了，他试着祷告。“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
  四个犯人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洛尔加和三个同伴倒在橄榄树林边。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北岛
  一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二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这里，那就赶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宁格勒河上航标灯的鱼肝油！
  你就赶快地辨认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暂时还不想死去：
  你那里还有着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
  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
  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彻夜不眠地等待亲爱的客人，
  门上链锁的镣铐被弄得哗哗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刘文飞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这像眼泪，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样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
  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
  趁还来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认吧：
  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
  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
  我住在楼梯问里，
  嘈杂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