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最近，话剧舞台非常活跃，人民所熟悉所关心的问题在戏剧里公开提出
  来了。《报春花》艺术化、形象化、典型化地把问题反映出来，因此无论在
  哪个城市哪个剧场演出都有同样好的效果。我有幸昨天看了戏，剧场反应真
  强烈，每场落幕观众都热烈鼓掌，这不光是欢迎，而是他们高兴得无法用语
  言来形容的表示。
  《报春花》反映的问题很有意义，所有辽艺的干部、演员都尽量使这个
  戏的主题用艺术表现出来，用动人的艺术化形式表现出来，我打心眼里感到
  戏确实很好，说出了人民心里的话。
  这个戏不只歌颂了老干部李键，还写了干部思想僵化问题，接触了阶级
  斗争问题，这正是人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戏里白洁痛苦地拒绝吴晓峰的爱
  情，晓峰不解，需要有个清楚的答案，白洁回答他：“答案，你到这些年流
  行的阶级斗争学说里去找吧！”这句话很可玩味。
  总之，这个戏人物形象清楚，很有性格，结构紧凑，对话也很漂亮，引
  起人们深思。今天文艺界的同志来了，人才济济，请大家就像这个戏的作者
  那样把话勇敢他讲出来。
  附记：在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曹禺同志是戏剧组的
  辅导老师，崔德志同志听他讲课，受到过许多教益。这次曹禺同志见到崔德
  志同志，既高兴又感慨，他说：“从《刘莲英》之后，相隔二十年才出来一
  个《报春花》，‘四人帮，把我们的时间都耽误了。你比我年轻二十年，要
  抓紧再写几个好戏。”曹禺同志看到李默然同志时，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
  笑着说：“演得好，比邓大人还好！”（指《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金
  山同志得知崔德志同志的年龄后，高兴地说：“你才五十二，壮年壮年，多
  为人民写几个好剧本吧！”
  编者注：此文摘自辽宁日报记者吴秀琴写的《著名戏剧家曹禺和金山谈〈报春花〉》。标题为
  编者另加。
  （原载《辽宁日报》1979年
  10月
  19日）
  戏剧创作漫谈
  有些问题，我常常在想。近来，觉得有些话想说一说。作为一个写剧本
  的人，我要说的当然还是写作的问题。
  我感到三年来创作有极大进步。小说、诗歌、戏剧，都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繁荣。有很多好戏，朝气蓬勃，充满新鲜感。大家都在讲，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说的，是戏剧创作中有一类戏，有人把它叫作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不
  必讳言，我们的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就根据问题写了很多戏。有
  的剧本写青年犯罪间题，有的剧本写血统论影响问题，有的剧本写特权与法
  制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剧，是作家集中了群众的感受，显然，也包括作家自
  己的感受，多方构思而成的。这样的剧本，一方面揭露了阴暗面，一方面告
  诉群众，我们有决心、有办法消除这些阴暗面。这些戏的结尾，往往也都把
  矛盾解决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像戏中描写的那样曲折有致，那样
  有力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了呢？也许不一定。但无论如何，这种戏对社会的作
  用是好的。戏剧创作的进步性就在于此，敢于触及时弊，揭露较尖锐的社会
  矛盾，创作思想确实是解放了。应该说，这是人民在推动剧作家去这样写，
  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上的问题，希望在舞台上看到党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与
  信心。
  这些作者都是作常热忱的，用各种办法表现他们的爱与憎。他们希望解
  决问题的心情是急迫的，这种心情很可贵。
  这类戏好处还有很多，暂且不说了。我看，写社会问题剧不是今天的发
  明创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样的戏很早就有，一直就有。这里有一个写
  得深不深的问题。好的社会问题剧应该植根于生活之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
  问题之中。现在有的戏仅仅写出了一个问题，问题便是一切，剧中人物根据
  问题而产生。人物有的站在问题的这一面，有的站在问题的那一面，有的站
  在问题的中间。于是出现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当然这种问题
  剧是人民需要的。我们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写东西，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
  该写得更丰富。其中还包括对生活认识的深浅。如果我们仅仅写了社会上的
  问题，而忘了或忽略了写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笔下就只有问
  题的代表人物，而没有真实生活中的人，没有那种活生生的、一点不造作的
  人，那种“代表人物”是不会被人们记住的。
  这里有一个写作时的出发点。不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急于写。急了就可能
  粗，可能浅。把生活摸透了，自己有了深刻的感受、认识，心中有了人物，
  然后再考虑如何写。这样就会写得比较活，比较动人，比较扎实。现在的一
  些作品常常是对坏的加以夸张，对好的也加以夸张。夸张是必要的，是一种
  技巧，但是夸张到脱离真实的特定的环境，就不成了。我感觉到有些戏的环
  境就是一个“舞台”，一群人在“舞台”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切都是
  在“舞台”上发生的。说到极端的话，这样的戏写不好时，就是逻辑思维的
  图解。这样的戏写好了，是感动人的，人们是要鼓掌叫好的，但就在那种时
  候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了剧场后，人们还想不想呢？第二天醒来，
  人们还想不想呢？大家还想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吗？我是不大想的。
  因为第一遍就已经满足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对解决问题的渴望，都
  在戏里得到满足了。如果还有点不满足，那就是几年之后，人们还能从中得
  到启发，教益，还会感动吗？
  我看戏，读文艺作品，我所注目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常感到
  有些人物是捏出来的，也就是按作者的意愿与需要捏出来。当然，人物都是
  作者创造出来的。我所谓的捏出来，就是有许多不自然的地方。有时太过分
  地强调他的“正面”，有时又太过分地强调他的“反面”，这种写法是不太
  妙的。
  过去，有人往往用“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这句话，把敢于提出问题
  的作品和作者否定了。今天，这个局面过去了。我们的党提出思想解放，出
  现了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剧。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不能满足，要提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画皮》，讽刺了当时的世道人心，
  用今天的话说，也是提出了社会问题，是写得很巧妙的。虽然短小，但根深。
  这种尖锐、强烈的表现方法，值得我们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写一个《画
  皮》，或者不叫《画皮》，叫其他的什么名字，即使写得看不出《画皮》的
  痕迹，也不大行。其道理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独具风格的深刻
  的创造性。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创造性。创造性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粗
  有细。
  现在的创作，可以说是勇敢的，热情的，也有一定的人物形象。但从一
  个更高的尺度来看，就不够了。为什么要写得那样符合问题的要求呢？为什
  么除了问题之外不叫人再想想别的呢？比如说，写特权与法制这类问题的许
  多剧本吧，在这个问题之外，应当有其他的思索余地，应当使人有种恋恋不
  舍的“后劲”。不要过于直白，不要一览无余。人们看完戏，应当感到戏中
  的人非常像自己身边的或自己所看到的“那一个”。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剧是
  有这种弱点的，就是虽然说了群众的心里话，但并不是完全为群众所信服。
  当然，现在公式化、概念化是少了，每个作者都有出奇制胜的地方。但
  是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得太窄，只看到“这一点”，而忘了四周的生活，
  所以作品不饱满。可以看看易卜生的《娜拉》。娜拉的出走是一件大事，她
  要出走，要人格独立，不愿老当丈夫的小鸟。这在当时是有极其重要的社会
  意义的。这个戏中就有那种乍一看与娜拉的出走关系并不紧密的人物，比如
  娜拉一家的朋友，那个医生，要删掉他也是可以的。还有娜拉过去的女朋友，
  她来看娜拉，如果硬要删去，戏也能进行下去。但是易卜生却把医生的性格
  与丈夫的性格对比，娜拉与她的女朋友也有明显的性格对比。这两个人物与
  剧本所写的妇女地位问题并不发生直接关系，然而却使剧本丰满了、深刻了。
  剧本的复杂性、深刻性并不在于人物多，场面大，不在于豪言壮语，或
  故事的曲折奇特，而在于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了解。你究竟看到多少，
  懂了多少。写东西不流于表面，不仅仅让人们当时看得有趣，应该迫使人们
  看后不得不思索。《娜拉》之所以是世界名著，直到今日还有生命力，就因
  为易卜生写得深刻、写得真实，剧中最后一段，娜拉和她丈夫有长时间的对
  话，十分精彩。让你不知不觉地跟着它走。那也可以说是一种说理性的东西，
  但他是借着人物流露出来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写妇女解放的剧本不少，
  实际上能够存在下来的，让我们忘记不了的，还是易卜生的《娜拉》。现在
  挪威还在演出。因此说，写社会问题也是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人们看
  的不仅仅是那个问题，问题也许已经过去了，可是那些人物还是活灵活现，
  让你想着。我们的一些剧本，现在很需要，很受欢迎，但要看得远一些。
  易卜生（1828—1906）年轻时写过许多历史剧，他写《娜拉》（1879）
  时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已写过两部伟大的诗剧《布朗德》（1866）和《波尔·金
  特》（1867），歌颂“人的精神反叛”。《娜拉》演出后，轰动挪威和整个
  欧洲，一位妇女解放运动者十分热情地找到易卜生，请他解释《娜拉》的主
  题与思想，易卜生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夫人，我写的是诗。”
  易卜生的这个答复是有道理的。我想，他是说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社会问
  题（如“妇女解放”），来箍住他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生的深沉的理解。
  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写社会问题剧，也要对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哲
  理有一定的认识。
  以上是我说的第一点，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问题剧要注意提我们的“戏
  剧天地”绝不仅仅只是社会问题剧。题材要广泛，这是党早就号召的，也是
  人民的需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做得不够呢？我们写东西不光要有益于社会
  主义，还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人类。最近我看了《文艺报》上孙犁同志的
  一篇文章，写得十分好，也十分透。他勇敢地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这
  是很大胆的。我由此想到，我们写“人性”写得太不深了，甚至有人至今还
  不敢碰。每个人物都是有性格的，就看你怎样写，敢不敢写，会不会写好。
  现在有的人好像头上带了紧箍，不管谁一念紧箍咒，他的头就痛。这不好。
  不在于人家限制你，而是自己限制自己。这也是有来源的，中国几千年的封
  建束缚和几十年的极左压力，使得许多人谨小慎微，不能畅所欲“写”。畅
  所欲写，并不就是写黑暗，一味写黑暗是不利于祖国的。我是说，要写那些
  叫人揪心的，使人不能忘却的人物，写他们的情操、信念。这样的人物是能
  代表社会的一部分真实的。不这样，就下会有生命力，就保留不下去。一个
  作家进行创作，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渗透在里边。
  作家反映真实的生活，也就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不是先有某种
  预定的观念，也不管自己懂不懂，消化没消化，就按照这种观念去塑造形象，
  让那些形象同政治观念去“合槽”。这样的作品写出来是不会真实的，甚至
  是假的。用马列主义观点观察生活、研究生活是对的，但是不能用马列主义
  观点代替作品的主题。主题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生活中来的。我常常想，
  一个作家，应该也是一个思想家。无论看到什么，都要想想，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听到一件事，就轻易下结论，不要头脑发热。过去说带着问题下去，这
  是可以的，是一种方法；但是一个作家要广泛了解真正的生活。不要太急于
  动笔，有人下笔千言，那正是因为他的生活积累够了。可以说所有伟大作家
  的好作品，不是被某个问题箍住的。《红楼梦》把整个社会都反映出来了。
  《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这些伟大作品，都反映得很深刻、很厚实。
  文学反映生活，不是那么狭窄的，也不应该是浮浅的。在人物身上应当能体
  现出时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