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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开到离那处住房还有半条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再上不去了。房子太拥挤。街巷子太狭窄。不必到城市规划局的沙盘上去查看，你也能发现，这儿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而且有一种突然陡起的感觉。据说前清那会儿，都护府还在这高处设过点将台，秋风萧瑟时，龙旗猎猎。民国大乱几十年，这儿成了著名的刑场，刀光弹影中，月黑天高。解放又是几十年。这儿曾建过几个大型苗圃和工人住宅区。在“我们工人有力量”的雄壮歌声里，变刑场为“新生活的摇篮”，它曾是报纸电台宣传的重点对象。后来搞战备，从口里往这儿内迁来两三家几千人的所谓“三线”大厂子，这儿又成了省城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但这几年，这几家大厂全都面临重组改建。大部分工人下岗，大部分设备停产，大部分领导则另有重用。厂区是荒凉了。但厂区外，却“热闹”非凡。无数个由下岗工人自谋生路而建起的小摊儿小店小公司，拥满街道两旁。在这里你可以同步买到好莱坞任何一部最新影片的碟片（当然是盗版的），也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奢华最富有身份地位号召力的名牌箱包、手表、佩刀和裘皮大衣（当然也都是仿制的）。在某个院落深处和拐角的阴暗地里，你甚至还可以淘买到成色不错的海洛因和闪烁着神秘烤蓝光泽的国产军用手枪。每年都有一些人在这儿攫取到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因而暴发起来，得以把家从这儿搬往城里新建的高档住宅小区。但每年仍会有更多的人往这儿涌入，企图在这儿为妻儿家室谋取一份糊口的钱财。要最简练地概括它的资质和面貌，惟有两个字最合适，那就是“生动”。当然，不可避免的，每年也都有一些人上这儿来混水摸鱼，疯狂作案，因而也在这儿束手就擒。公司给韩起科租下的那个住房，就在原先一家大型机械厂政治部大院里头。属于那个政治部大院的宣传科小院。宣传科小院也不小。院子里有两三棵粗壮的老榆树。没下雪前，树下已经积着厚厚一层黄黄的落叶。厂子改制，政治部的人最早被撤并。这院子已经有两三年没人打扫了。空地上还堆放着许多早已生了锈的生铁铸件。它们高大、斑剥，错落交叠，现在安卧在雪窝之中，却让韩起科时常想彷徨其间。那种感觉就跟在冈古拉高地上寻访古尸和原始陶罐一样，总有一星半点悲凉和壮烈由此渗出。搬进来住以后，韩起科才知道，所谓的“两人一间”，起码目前，真正的房客还只是他自己一人。公司里的人还告诉他，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儿“折腾”。因为在可以想象到的时间段里，公司方面可能再不会安排人去那儿住了。他问为什么。公司里的人都笑笑，说，只要有人替你掏房钱水钱电钱，又没人半夜突然来敲门查你身份证、暂住证，你问那么多干啥呢？省点劲儿吧。事后，回过头来再想，他才明白，这些都是有迹可寻的蹊跷可疑之处。只要心态从容一点，早就应该瞧出这是一种故意的安排。但当时他没循迹再往深里细想细究。
  也许是在出租车上被“薛姐”捏住手以后，他便被“撩拨”得无法静心对待眼前的一切了，那天下了出租车，他甚至都没注意到，声称“一次也没来过这儿的”“薛姐”居然在弯曲背静的小巷子里走得相当熟练，甚至比已经搬来住了好几天的他，还要“熟门熟路”。公司替他租住的那“大屋”，其实就是当年厂子里宣传科的办公室。那家伙真不算小，但堆放了不少做展览用的三合板五合板和缺胳膊少腿的展台之类的东西。窗户玻璃大都破损了，又都用油毛毡封补了的。进屋后，有很长一段路，既暗，又窄，跟个阴森的夹道似的。他住的那间房紧靠里头。所以每回都必须通过这条“夹道”。一直在他头里走着，并唠叨个不停的“薛姐”，一走到这儿却踟蹰了，不作声了，重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而且还派出另一只手来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待等起科打开房门，她却干脆再不往前走了，赖赖地站在房门口，不知在等待什么。韩起科这时心也跳得快要冲破胸壁了。四处是那么的寂静和幽暗。他慌慌地看看“薛姐”。“薛姐”却只是低头站着，而后稍稍地挪了过来，拉住了他的双手，把整个身子都贴近了他。他颤抖了，气喘了，嘴里发黏，胸闷得厉害，两只膝盖都有些发软了……他觉得一座辉煌的宫殿大门正在他面前隆隆地打开。他知道自己不该走进去。但是他真的无法拒绝这样的“辉煌”。他慢慢地抬起被她抓着的双手，原意是想抵住她正向他倾倒的身躯，但一旦接触到那份柔软和温热，那份带着柔软和温热的沉重，他才感到自己这许多年的拘谨，许多年的委屈和不平，许多年的朦胧不解，竟是那样的辛苦、荒唐和无望……他颤抖得越发地厉害起来。这时他听到“薛姐”问道：“怎么了？冷啊？”他说了声：“不是……”“薛姐”又问：“那怎么了？”他忽然粗野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不是就是不是嘛！”为什么一切都要交代得那么清楚呢？那年被捕后，公安法院检察院的人都来提审。一遍又一遍地就这么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或者是故意地都不向他表示应有的那种信任。这的确曾让他沮丧万分。
  那次经历说成是她的“初恋”也可
  “薛姐”不作声了。但他还在颤栗，牙齿甚至捉对地叩击，并一声声地低吟起来。已经深入接触过好几个男人的“薛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的。她想拧过身来仔细打量一下韩起科，想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拧了一下，却怎么也拧不动身。她发现自己的后腰被他的双手像铁箍似地搂紧了，而他整个人也同时倾倒了过来，并把滚烫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了她的脸颊和脖梗上。那两只铁钳似的手越搂越紧，并不住地在她的后背和腰际摩挲，神经质地呻吟，不知所措地用他干热的嘴唇在她脸颊上脖颈间搜索着什么……她却本能地绷紧了全身，本能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本能地躲避着他的搜索和抚摸，但又在他疯狂的抚摸和搜索中，一点点本能地颤栗起来，燃烧起来。“薛姐”在那多次的异性接触中，有过一次最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或者把那次经历说成是她的“初恋”也可。对方也是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的一个男孩，比她大两三岁。那年，军区大院所有的干部家属和娃娃都被转移到塔克勒河干校劳动。他们一帮子十来岁的男孩女孩则单独被编在一个大班里，安排在离校本部还有几公里的一个马场的马厩里喂马。除了喂马，他们这些也曾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抽空替城里某一个造反派偷运长矛和单管火枪。余下的时间里，比如在下大雪的深夜，他们会裹着各自的被子，围坐在稻草铺起的地铺上，听那个男孩为他们朗读《牛虻》。无比感动的她，一直想象着他就是那个英俊多难而又高傲坚定刻薄的亚瑟，而自己就是那个悲天悯人而又热血沸腾的琼玛。大约在另一个下大雪的深夜，他们获知，得到他们由衷支持的那个造反派，突袭军区大院，而且动用了火器，逼得军区警卫连个别战士只能“违令”开枪自卫，造成了十四死五伤的全国特大惨案。初步查实，这次突袭事件是在军区内部一些支持这个造反派的人“默认”下发生的。这些人已经被摘掉领章帽徽，集中到学习班去，进一步接受隔离审查。（同时被隔离的还有那些“违令”开枪的战士。上头要查，是否有人在现场下令指挥了开枪。）而他们这个大班，大约有三分之一孩子的家长，卷入了这个事件，并都被隔离了。其中就有那个男孩的父亲和母亲。消息传来，班里一片沉默。而后是偷偷的饮泣。而后是发了疯似的大喊大叫。而后又是一片沉默。当天晚上，那些父母被隔离的孩子得到通知，他们将要被转移到离这儿更远的一个劳动班里，集中“学习”。而且连夜转移。那个男孩在转移的路上跳车“逃跑”了。他偷偷跑回塔克勒河谷，找到“薛姐”，向她“借”了些粮票和钱。他说他要到北京去，为自己冤屈的父母申诉，并为省里的这个“造反派”寻找北京方面真正的支持。“薛姐”把身上所有能找到的钱和粮票都给了他，并叮嘱他，不管申诉是否成功，一定要给她写信，告诉他的下落。为了防止泄密，他们约定了暗语。
  她提议，如果他在北京寻求支持成功，就写上当年意大利爱国斗士们见面时使用的那句口号：“为了自由！”他想了想，说，这个不好，资产阶级的色彩太浓，“咱们说‘为了人民’吧。这个比较符合伟大领袖的思想。如果不成功呢？”他问。她想了想，提议道：“那就说，亚瑟牺牲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好，亚瑟总有一天是要牺牲的。她赶紧说，不管亚瑟会不会牺牲，琼玛永远想念亚瑟。他感动地看了看她，突然眼含热泪地对她说：“能……能让亚瑟亲琼玛一下吗？”她迟疑了一小会儿，立即眼含热泪地点了点头，并马上在地铺上躺了下去。那次手忙脚乱的“亲吻”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书里的亚瑟和琼玛至死也没实现的肉体结合，他俩在那个晚上却在完全的恍惚中艰难地实现了。事后，他一边慌慌地替她扣上衣扣，一边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她却一直没说话。只是在他起身走出那个只有他俩的地窝子时，哽咽着说了一句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第二个男子说过的话：“能再亲我一下吗？”
  ……以后，那个男孩再没回这个省。听说，不久就跟着被迫脱军装转业的父母，回了老家。
  一九七七年后他上了大学，出国，拿绿卡，入美国籍。再后来做进出口代理商。在美国人那儿，代表中国。在中国人这儿，代表美国。一直到几年前，又一次聚会，才回当年的省军区大院。当时的政策，还允许军队经商，由一位早就从省军区调到省政府去任职、而且也退休多年的老领导出面，宴请他，想为省军区名下的三产企业在美国市场上谋一些出路。宴请的当天还找了一些当年同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作陪。她也在被邀之列。在一轮又一轮反复推杯换盏的同时，他跟在座的各位非常动情地描述了自己在国外的爱国思乡之情，讲了许多既慷慨激昂又悔不该当年的话。她却一直没说什么。最后，他来给她敬酒，微笑着问：“怎么一声不响啊？是把老朋友忘了吧？我还欠着你一笔债哩。”然后他大声地绘形绘色地跟在座的各位把那天晚上“逃跑”出来，向她借钱借粮票的事讲了一遍。（当然，他只讲到此为止。）并声称，这次回省里来，就是要归还这笔“债”的。“包括利息。”他故意做了个很夸张的表情，强调了最后这四个字，引起一阵善意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然后，他还用更夸张的语调大声说，今天晚上，不管“薛小妹女士”提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满足她。于是，在座的各位就大笑着起哄，建议她，“跟他要十万美元！”“让这小子给你在开发区买一幢小楼。”“买一辆车吧。别的太不现实了。”她淡淡地笑了笑，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道：“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能满足我，就请你干了这杯酒。”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她略略地沉吟了一下，说道：“我只请求你，以后再回到这个大院里来的时候，怎么夸你自己都行，就是别夸自己爱国，更别夸自己还爱着这个大院。如果你这样的人都算爱国爱我们这个大院，那我们这些人又算怎么一回子事呢？能做得到吗？”此言一出，举座皆静。举座皆惊。见他一下子愣怔住了，她更是微微一笑道：“看样子这个要求对你来说还有点难度。你还得考虑考虑。那行，我先把这杯酒干了。你接着考虑。”说罢，一口饮尽杯中酒，抽身退回到原座位上，再不吱声了，而且没等上完最后一道甜点和果盘，她就先撤了。
  按住那只“罪恶的”手
  所以当韩起科那天晚间在激烈的颤栗中，把手用力插进她内衣衣扣的缝隙间，去使劲揉搓她的Ru房的时候，她本能地一把按住那只“罪恶的”手，并本能地用额头向韩起科的下巴颏用力撞去。韩起科闷闷地呻吟了一下，踉跄着，上身向后一仰，嘴里即刻便有血水鲜红地淌出。但他没有松开那只插进衣缝去的手，并很快重新站稳了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