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整个点燃了他所有的欲望。世界消失了。这时的他，只想用力地把自己或把她一起挤压进那个沸腾的无底黑洞里去，把自己完全消融到那片温柔之乡中去……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大概因为转身时太慌张，位置压根儿就没坐正确，“薛姐”的一只膝盖紧紧地顶住了自己的腿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感觉到这一点时，忽然……忽然……他浑身抽搐起来，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忙松开手，躲避似的离开“薛姐”，并呆呆地坐直了身子，脸色苍白，虚汗淋漓，低头不敢再看对方。
  “薛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呆坐了一会儿，才细声地问：“怎么了？弄……弄疼你了？”他忙站起，忍受着裤裆里的那片湿冷，只说了声：“对不起……对不起……”便抽身走了。
  过后，他俩有一年多没见面。他怕。她也怕。但她还是有信给他。他当然是有信必回。只是双方都不提见面的事。一直到韩起科的刑期快满了，她突然又提见面的事了。只不过，这一回她是这么说的，省博物馆将要为建国多少多少周年举行一个本省考古成就展，她在信上问道：“小文盲，有兴趣来看看吗？我能替你搞到赠票，一张，两张都行（如果你已经有女朋友的话——”薛姐“这样注解道）。我还管报销路费。管吃住。一个人的，两个人的，我全管。想来学习学习吗？”他当然要去。立即试图写回信。写了几次，但最后都没发出去。
  写着写着，他就为难起来。拿不定主意了。他不知道“薛姐”写这封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去省城“学习”一下。如果“薛姐”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只是请他去看一下展览，“学习”一下我省考古最新成就，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那个必要，大动这个干戈。假如“薛姐”跟他一样，这一年多来，一直火急火燎地渴望着再见到对方，那么，一旦真的到见面的那一刻，他又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不犯任何“错误”……特别是万一做出什么过火的举动，伤害了这位“胖姐姐”，或者，即便没到“伤害”的程度，却让对方严重误解了自己，最终导致失去这位善良而热诚的“好姐姐”，如果结局真会是这样，只能是这样，他还不如不去。
  他怀疑自己，真的走到“胖姐姐”跟前，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必要”的冷静和克制。八九年来，人们从他恭恭敬敬的态度里，谨小慎微的作风中，站在谁面前都垂手低眉的外表上，几乎早已忘掉了他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娃娃”。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在梦中，有时在深夜，有时在极端苦恼时，脑子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出现狼群在铃铛刺丛林中疾奔的场面，他会听到那一阵阵疾奔时的风哨声，灌木丛枝条在脚爪下嘎巴嘎巴折断的声音。他会真切地感受到疾跑时身子的晃动，鼻翼急速的翕合，四肢关节优美协调的伸张，感受到林子外那股特别清新的空气的召唤力，感到集体守望的焦虑和喜悦，还有那种你长嗥一声，我短吼一下的激奋……他害怕那一口狼奶和野性会让他在再度见到“薛姐”时，失去任何控制，就像那年的那一天，他向麦草路上洒煤油扔打着了的打火机……他真的不希望被“薛姐”误解，也不希望被她拒绝；他不希望在本不该由他来得到的那份情感面前陷住了脚步，但更不希望失去本该由他得到的那份真心和……和挚爱……他自己也拿不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直到那天，他以自由人的身份，正式走出监狱，被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接到那个“摩托车修理站”院子里，见到那个四川小丫头时，他终于明白，无论是这位十八九岁的小丫头，还是将来哪位二十八九岁的大丫头，都不可能消除了自己对那位三十多岁的“胖姐”的思念。因为这毕竟是自己在最艰难时刻从“女人”那儿得到的一份情感。那天，聚会散了后，等马桂花和张建国也都走了，他走到小丫头住的房间里。小丫头见韩起科突然大步向她走来，不无有些突兀。但她倒也镇静，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指着身前的一把椅子，对韩起科说道：“韩哥”，坐。“韩起科坐下，平静地打量了小丫头一眼，只见剪着齐耳短发的她，脱去聚会时穿的那件粉色薄呢外衣，里头穿的是一件藕荷色的涤棉长袖衬衣，下身依旧穿着那条在任何一个农村集市上都能买到的武警绿女裤，中跟的黑皮鞋今天特地擦得锃光瓦亮，衬着一双带花边的白袜。整体看来，倒也细巧宜人。”我出去打个电话。“他说道。”家里有电话……“小丫头提醒道。
  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
  “我得打长途。”他解释道。那时哈拉努里也已经能给各小家小户安装电话了。只要交钱就行。但自家的座机还是没有长途的功能。打长途还得到长话局的营业厅去。“都这么晚了。明天再打，不行？”小丫头劝道。小丫头见韩起科匆匆走来并非是跟她来亲热的，虽说多少有点失望，倒也暗自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这你就别管了。睡觉前别忘了锁院门。”韩起科说着就向外走去。小丫头也就没再过问。小丫头原先是赵光公司里一个“打工妹”，来哈拉努里还没俩月哩。前些日子，张经理（张建国）和马姐（马桂花）找到她，说是要给她介绍对象，但说明了对方曾坐过几年大牢。当时她一听还正经紧张过一阵，也好别扭了一阵。还是看这二位大哥大姐的身份不一般，尤其是那位“马姐”，正经是市委副书记的老婆。经二位力劝，并做了最后的担保，保证她在结婚后的三个月之内，就能正式落上哈拉努里的城市户口，她才勉强答应。今天见面，看到韩起科眉目间并没有半点“犯人”应有的“匪气”，举手投足也十分有分寸；特别看到马姐张经理和在场那么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对他挺尊重的，心里又高兴许多，得到了许多安慰。
  其实，那天晚上，韩起科也很清楚，都那么晚了，长话局早就关门了。再说，这些年，在哈拉努里，他也没走过夜路。
  他一个人也找不到什么“长话局”。但这一刻，他完全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在屋里静静地等待天明。他要到最接近“薛姐”的地方去。他要找一位最亲的人，告诉他（她）我刑满了。我不再是个“罪犯”了。在失去了那个曾经的“父亲”以后，还有谁能倾听他这样的倾诉呢？只有她了……另外，在刑满释放的第一个夜晚，他也需要四处去走一走。他要证实，自己确实是被“释放”了，人身不再受限制了。他要认真享受一下、体味一下那种可以自由走动的可能和幸福……那天晚上找到长话局时，长话局的确已经关门了。但他没回修理部小院，而是在长话局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上美美地坐了一夜，享受那没人管制的空旷。不时有流浪的狗走过。不时有重载的卡车驰过。而后是送牛奶的拉水的车哐啷哐啷地晃荡过。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口，逐渐地又重复昨天前天的热闹。后来他便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是扫大街的用竹条把把他给捅醒的。等长话局好不容易为他接通“薛姐”的电话，已经是上午十点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薛姐”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淡。“摩托车生意做得咋样了呢？我还得祝贺你啊，摘了劳改帽，又做新郎倌，双喜临门……”她怎么啥都知道了？难道他依然在被监视着？韩起科一紧张，便结巴起来：“薛姐你听我说……”“你还记得有这么个薛姐啊？”她冷笑。“我……我……”他慌忙解释，一时却又说不出啥话，憋了好大一会儿，只说道，“我明天就去看您。”
  “带着新娘子啊？”“薛姐”问。“哪有啥新娘子么。你咋这么看我呢？那都是小时候那些伙伴的好意。可我哪能抓到篮里都是菜呢？我韩起科再没出息，再没见过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也不能完全由着别人摆布。我是那样的人吗？我知道我在您眼里是挺幼稚挺粗鲁挺没文化的，可我也没幼稚粗鲁没文化到那个地步……”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便急急地说了许多许多。后来就只觉得电话那头没声音了。又过了一会儿，才听到“薛姐”说：“你干吗那么着急上火的？我又没别的意思。只要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上人，我当然还是为你高兴的……”这时，他拔高了声音叫了一声：“薛姐，您咋还那么说呢？！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啊？我哪儿去找心上人嘛。她在哪儿嘛？！”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事后自己仔细想想，唉，韩起科啊韩起科，你他妈的也真是没鸡芭出息！
  当天，他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上了去省城的长途班车。到省城后，他没马上去找“薛姐”。只是给她打了电话，说他到了。她说，那你还不来看我，磨磨蹭蹭地干吗呢？他说，我等安顿好了，再去看您。她问，安顿啥呢？安顿新娘子？他又急了，吼叫道，薛姐，你咋还那么说？就我一个人。听明白了吗？一个人。可就是我一个人也得安顿啊。我不能不吃不住啊！她说，你安顿啥嘛？我说了，吃住全管嘛。他说，您能管我一天，两天，管我十天八天。
  您还能管我一年两年？她笑着反问，为啥不能？他忙说，就算能管我一年两年，还能管我十年八年吗？就算能管我十年八年，我作为一个男人，能让你一个女人管十年八年？这样的男人，您愿意管吗？“薛姐”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很认真地问，听起来，你这回好像是不想走了？还十年八年的，问题好像挺“严重”咧。他断然答道，是。我不想走了。
  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
  关于“不想走”这一点，在正式出狱前，他已默默地在心中盘算了好长一段时间。假释后那段的冲击，曾让他恍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一直在责备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没出息，怎么就不敢再回冈古拉了呢？比较外头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怎么就那么胆怯？真是中焦上火，百会发蒙了？居然还缩回监狱里去了！操！小分队有些人的变化自己确实看不惯。社会上的许多变化自己也确实看不懂。但看不惯，看不懂，就该躲开吗？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当时中气上涌，就决定，有朝一日刑满后，要勇敢地走出去试一试。没敢想去北京上海，但想着就要在省城“试一试”……那天在电话里，他跟“薛姐”约定，在安顿自己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安顿得怎样，一定会每天跟她通一次电话。如实向她报告情况。即便遇到再大的挫折，也绝不隐瞒。“薛姐”要求他当天就去买一个BP机带上，以便她随时能联络到他；并提出要求，只要她呼叫，他必须立即回应。然后，她跟他介绍了一下省城几个著名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还给了他几个她朋友的电话。这是几个当了老板的朋友，都是跟她一起在军区和文联大院里长大的。假如实在没辙了，可以去找找他们。（“薛姐”的妈妈是文联的普通干部。所以，她从小在那两个大院里都待过。）最后，“薛姐”提出，能不能先跟她见上一面，再去安顿他自己。韩起科犹豫了一下，没答应。“薛姐”怏怏地悻悻地数落道：“我知道你压根儿就不愿见我。”韩起科答道：“不是不愿见。而是不愿像个讨吃讨喝的窝囊货那样去见您。”“薛姐”再没得可说的了，只得叹了口气道：“好吧，就算你有志气。”然后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南城化工厂那一带你别去瞎逛。尤其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的。有人拉你也别往里去。”韩起科听着觉得好生奇怪，便说：“这大的省城我就认识你薛姐。只要你不拉我去，谁还会来拉我呢？谁知道我韩起科是老几？！”“叫你别乱跟人跑，就别乱跟人跑。多问啥呀？”说着，“薛姐”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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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没去找“薛姐”的那几个“朋友”外，她提出的那些要求，他都照办了。腰里别上那个BP机后，有时一天里，“薛姐”自己一个人就能让它响五六回，七八回。在这段时间里，他替在小巷深处开澡堂的老板背过煤，（拉煤的车开不进小巷子。老板就雇些人把卸在巷子口的散装煤，铲进麻包里，一包一包地背进锅炉房。干这活的，都是这城市打工仔中最低档次的。是刚进城，还完全没找到正经活儿的那帮子“散伙”。这就是那会儿的韩起科。）在家具城门口替人蹬过平板儿三轮，在火车货站卸过散装水泥……最像样的一份工是受雇于一家空调售后服务部，上门去给客户安装空调。这是一个技术活儿，又能出入不同的家庭，感受到这个城市中各种各样人，尤其是中上层人的家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