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闭上了眼睛。我只看见枕头上放着一张卡，上面写着我爱你。我摇了摇头。
  “你康复了，可是记忆没有改善。你在医院住了一两个星期，刚开始在重症监护病房，然后在普通病房，等可以转院以后你就回了伦敦。”
  回了伦敦。当然。我是在酒店附近被发现的；一定离家有些距离。我问发现我的地方在哪里。
  “在布莱顿。”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吗？跟这个地方有什么联系吗？”
  我努力回想自己的假期，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不。”我说，“什么也没有。反正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去那里看看，也许有帮助。看看你还记得什么？”
  我觉得自己身上涌起一股寒意。我摇摇头。
  他点了点头：“好吧。当然，你在那儿的可能原因很多。”
  是的，我想。但只有一个牵扯到了摇曳的蜡烛和玫瑰花束，却不涉及我的丈夫。
  “是的。”我说，“当然。”我有点好奇我们中有谁会提到“外遇”这个字眼，还有本在发现我到了哪里以及为什么到那里之后的感受。
  那时我突然想到了本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失忆真正的缘由。他没有理由要提醒我曾经——不管时间有多么短暂——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而不是他。我感到一阵寒意。我把另外一个男人置于我的丈夫之上，现在回头看看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后来呢？”我说，“我搬回去跟本一起住了？”
  他摇了摇头。“不，不。”他说，“你病得还是很重，你不得不留在医院里。”
  “多久？”
  “刚开始你是在普通病房，待了几个月。”
  “然后呢？”
  “转病房了。”他说。他犹豫了一下——我以为要开口让他说下去——接着说，“到精神科病房。”
  这个词让我吃了一惊。“精神科病房？”我想象着那些可怕的地方，挤满了号叫的、错乱的疯人。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待在那里。
  “是的。”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到那儿？”
  他说话的声调很轻，可是语气隐隐透露出了恼火。突然间我感觉很确定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也许还经历过很多次，大概是在我开始记日志之前。“那里更安全。”他说，“那个时候你身体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是你的记忆坏到了最低谷。你不知道你是谁或在哪里，你出现了妄想的症状，说医生们阴谋对付你，你一直试着逃跑。”他等了一下，“你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给你换病房既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其他人？”
  “偶尔你会大打出手。”
  我努力想象那是什么情形。我想象有人每天醒来都感到迷茫，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医院里。想要寻求答案，却找不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要多。那一定是地狱一般的经历。
  我记得我们在谈论的是我。
  “然后呢？”
  他没有回答。我看见他抬起了眼睛，目光越过我落在咖啡馆的门上，仿佛他在观察着、等待着。可是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开门，没有人进来或者离开。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想着逃跑。
  “纳什医生，”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说。现在他的声音几乎低成耳语了。我想，以前他告诉过我这些，可是这次他知道我会写下来，这些东西伴随我的时间不再是几个小时。
  “多久？”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又问了一遍。“多久？”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既是悲伤又是痛苦。“7年。”
  他付了帐，我们离开了咖啡馆。我感到麻木。我不知道自己原本在期待什么、原来猜想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哪里熬过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在那里，与此同时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我们走在路上，纳什医生向我转过身来。“克丽丝。”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口气很随便，仿佛他是在问我最喜欢哪种口味的冰激凌。一种只可能是假装出来的随意。
  “说下去。”我说。
  “我想如果去看看那间你住过的病房可能会有点帮助。”他说，“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我马上有了反应，不由自主地喊：“不！”我说，“为什么？”
  “你在经历回忆。”他说，“想想我们去拜访你的老房子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点了点头。“那个时候你想起了一些事情，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发生，我们可以激发更多回忆。”
  “可是——”
  “你不一定要去。不过……嗯，我会说实话。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作了安排。他们很高兴欢迎你去，欢迎我们去。什么时候都行。我只需要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动身了。我会和你一起去。如果你觉得痛苦或者不舒服，我们可以离开。会没事的。我答应你。”
  “你觉得这可能会帮我好起来吗？真的？”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有可能。”
  “什么时候？你想什么时候去？”
  他停下了脚步。我意识到停在我们旁边的车一定是他的。
  “今天。”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今天去。”接着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我们没有时间了。”
  ※※※
  我不一定要去。纳什医生没有强迫我同意去。可是，尽管我不记得这样做了——实际上记不起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定是答应了。
  路途不长，我们沉默着。我什么也想不到，想不到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干干净净。我把日志从包里拿出来——也不管我已经告诉纳什医生没有带——开始写最新的记录。我想把我们谈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我静悄悄地记者，几乎不假思索。停下车穿过有消毒水味道的走廊时我们没有说话，走廊闻起来像陈咖啡和新鲜涂料混杂在一起发出的气味。人们坐在轮椅上、吊着输液瓶从我们身边经过。墙壁上的海报有些脱落。头顶上的灯闪烁着发出嗡嗡声。我脑子里只有在这里度过的7年。那感觉像一生一般漫长，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
  我们在一扇双层门外停了下来。“费舍尔病房”。纳什医生按下墙上对讲机的一个按钮，对着它小声说了几句话。他错了，门打开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挺过那场袭击。打开那扇旅馆房间门的克里斯、卢卡斯已经死了。
  又是一扇双层门。“你没事吧，克丽丝？”他说。这时第一扇门在身后关上，把我们封在了两扇门之间。我没有回答。“这是安全病房区。”我突然确信身后的门是永远关闭了，我再也出不去了。
  我吞了一口唾沫。“我知道了。”我说。里层的门正在打开，我不知道会在门后面看见什么，也简直不敢相信我曾经在这里待过。
  “准备好了吗？”他说。
  一道长长的走廊。我们经过时，走廊的两侧开着一些门，我可以看到门后是带玻璃窗户的房间。每间屋子里有一张床，有的叠了被子有的没有，有的有人睡，大多数却是空的。“这里的病人病因多种多样。”纳什医生说，“有很多是精神分裂，不过也有双相障碍、急性焦虑、抑郁的。”
  我看着一个窗口。一个女孩正坐在床上，赤身裸体地盯着电视。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男人，前后摇晃着，用两只胳膊抱着自己，似乎在抵御寒冷。
  “他们都被锁起来了吗？”我说。
  “这里的病人都是根据《精神健康法》关起来的，也叫做隔离。把他们放在这儿是为他们好，虽然违反了他们的意愿。”
  “为了他们自己好？”
  “是的。他们要么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要么会威胁到别人，必须把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经过一个女人的房间时她抬头看了看，尽管我们对上了目光，可是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什么表情，相反她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眼睛一直看着我，当我向后缩了一缩时她又扇了自己一耳光。一幕图像从我的面前闪过——小时候去参观动物园时看见一只老虎在它的笼子里走来走去——我把幻觉赶开继续向前走，下定决定左右两边都不看。
  “他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儿来？”我说。
  “在此之前你被安置在普通病房里，跟其他人一样有张床位，那时有些周末你会在家里过，根本在一起，可是你变得越来越难管了。”
  “难管？”
  “你会走丢。本不得不把屋子的大门锁起来。有几次你变得歇斯底里，坚信他伤了你，你是被强行锁起来的。当你回到病房后好了一阵子，可是后来你在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
  “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办法把我关起来。”我说。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护理站。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一台计算机上输入东西。我们走过去，他抬起头说医生马上就来。他请我们坐下，我瞄了瞄他的脸——歪鼻子、金色耳钉——希望能有些线索找到一丝熟悉的感觉。什么也没有。这个病房似乎完全是陌生的。
  “对了。”纳什医生说，“有一次你失踪了大概4个半小时。警察找到了你，在一条运河旁，你的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袍子。本不得不去警局接你。你不肯跟任何一个护士走，他们没有选择。”
  他告诉我那以后本马上着手张罗给我换病房。“他认为精神科病房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他是对的，真的。你对你自己活着其他人都没有危险，整天跟病情比你严重的病人在一起甚至可能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他写信给医生、医院院长、你的下院议员，可是没有别的去处。”
  “接着，”他说，“有个给脑部受重伤的人开设的住宿中西成立了。他努力游说，有人对你进行了评估而且认定合适，不过费用成了问题。本不得不暂时离职来照顾你，因为付不起钱，但他没有放弃。显然他威胁要把你的故事向媒体公布，于是就此开了一些会议、有了一些申诉，不过最后他们同意支付费用，你作为一个病人进入了中心，政府同意只要你还没有完全康复便会为你支付住院期间的费用。你是在大约10年前搬到那里的。”
  我想到了我的丈夫，努力想象他写一封封信、四处张罗、拉起声势。似乎并不可能。今天早上我遇见的男人似乎非常谦恭。不是软弱，而是随和。他不像那种兴风作浪的人。
  我不是唯一一个被我的伤改变了个性的人，我想。
  “中心相当小。”纳什医生说，“只是在康复中心的一些房间，住户并不多。很多人来帮着照顾你，在那儿你多了一些独立性，处境很安全，情形也改善了。”
  “但我没有跟本住在一起？”
  “没有。他住在家里。他需要继续工作，他没有办法兼顾照顾你和工作两样事情。他决定——”
  一幕回忆突然闪现，把我拖回了过去。一切都略微有点模糊，笼罩着一层雾，图像亮得耀眼，我几乎想要把目光挪开。我看见我自己走过跟这里同样的走廊，被人领回一个房间里，我隐约知道这间屋子是我的。我穿着拖鞋和一件后背系扣的蓝色长袍，跟我在一起的是个黑皮肤女人，穿着制服。“去吧，亲爱的，”她对我说，“看看谁来看你了！”她放开了我的手，领着我向床边走去。
  床边坐着一群陌生人，看着我。我看到一个黑发男人和一个戴贝雷帽的女人，却看不清他们的脸。我没有进对房间，我想说。弄错了。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个孩子——大概四五岁——站了起来。刚才他一直坐在床边上。他向我跑过来，喊着“妈咪”，我发现他在跟我说话，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是谁。亚当。我蹲下身，他扑进我的怀里，我抱着他吻了他的头顶，接着站了起来。“你们是谁？”我对床边那群人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那个男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悲伤起来。戴贝雷帽的女人站起来说：“克丽丝，克里斯。是我。你直到我是谁，不是吗？”她向我走过来，我发现她也在哭。
  “不。”我说，“不！滚出去！滚出去！”我转身离开房间，可是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站在我背后——我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到那儿的，我开始哭了起来。我跌坐在地板上，可是那个小孩还在，抱着我的膝盖。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一直在叫我妈咪，叫了一遍又一遍。妈咪，妈咪，妈咪，而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他是谁，或者为什么抱着我……
  一只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我赶紧往后缩，仿佛它刺痛了我。有人在说话。“克丽丝？你没事吧？威尔逊医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