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阵恐慌。“我的医生？”我重复道。我想补上一句我没有病，但现在甚至连这个我也不确信。我的思绪混乱极了。
  “是的。”他说，“但是别担心，我们不过是一直在为你的记忆想办法。没什么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使用的时态——“一直在”——这么说，这也是个我记不起来的人？
  “什么办法？”我说。
  “我一直在试着帮你改善状况。”他说，“想找出你的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听起来很合理，不过我有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今天早上本离开之前没有提到这位医生？
  “什么方式？”我说，“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我？”
  “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见面。每周几次，或多或少。”
  听起来不太可能。又一个经常见到的人，可是我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想说。你可能是任何人。
  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假设对今早醒来睡在我身边的男人来说同样成立，结果发现他竟然是我的丈夫。
  “我不记得。”最后我说。
  他的语调缓和了下来：“别担心。我知道。”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了解情况的也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他解释说今天是我们约好的时间。
  “今天？”我说。我一一回忆今天早上本提过的事，回忆了厨房白板上记着的所有事项。“不过我的丈夫根本没有提过。”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称呼醒来时躺在身边的男人。
  电话里一阵沉默，接着纳什医生说：“我不确定本是不是知道我们在见面。”
  我注意到他知道我丈夫的名字，但我回应道：“真好笑！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知道就会告诉我的！”
  电话里传来了叹息声：“你一定要相信我。”他说，“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会解释一切。我们真的有了一些治疗的进展。
  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点？一想到要出门、本又不在身边、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跟谁在一起，我就吓坏了。
  “对不起。”我说，“我做不到。”
  “克丽丝。”他说，“这很重要。如果你看看你的日记，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你能看到日记吗？应该在你的包里。”
  我拿起沙发上的花朵日记本，封面上金字印刷的年份让我无比震惊。2007年。比应有的时间晚了20年。
  “我能看到。”
  “看看今天的那一栏。”他说，“11月30日。你应该可以看见我们见面的预约？”
  我不明白时间怎么可能会是11月——明天就12月了——但我还是匆忙翻页（日记的纸张跟面巾纸一样薄），直到翻到今天的日期。两页日记中间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11月30日——与纳什医生会面”，字迹我辨认不出来；下面还有一行字，“不要告诉本。”我不知道本是不是已经读过了，他会查我的东西吗？
  我觉得他一定没有读过。其他日期上是空白一片，没有生日，没有夜生活，没有派对。这真的是我生活的写照吗？
  “好吧。”我说。他解释说会来接我，而且他知道我住的地方，过一个小时会到。
  “不过我的丈夫——”我说。
  “没关系。他下班的时候我们早回来了，我保证。相信我。”
  壁炉上的时钟到点报了时，我望了它一眼。这是一个装在木盒子里的老式大钟，边上一圈刻着罗马数字。时间显示是11点半。钟旁是一把用来上发条的银钥匙，我想本一定每天早上都会按例上好发条。大钟似乎老得足以称上古董，我有点好奇这样一座钟是怎么来的。可能它并没有什么传奇故事，至少应该和我们无关，也许是某次我们在商店或是市场上看到了它，而我们中的某一个又恰巧喜欢它而已。也许是本，我想。我觉得我不喜欢它。
  我只去跟他见这一次面，我想。然后今晚本回家的时候，我会向他坦白。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瞒着他这种事情。在完全依赖他的时候，我不能这么做。
  不过纳什医生的声音奇怪地耳熟。跟本不一样，他似乎并不完全像一个陌生人，我发现相信自己以前认识他几乎比相信认识我的丈夫要容易。
  治疗已经有进展了，他说。我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样的进展。
  “好吧。”我说，“你过来吧。”
  ※※※
  纳什医生到达后建议我们去喝杯咖啡。“你渴吗？”他问，“我觉得开老远的路去诊所没什么意思，反正今天我主要是想和你谈谈。”
  我点点头答应了。他到的时候我正在卧室里，看着来客停好车锁上，理顺了头发，整理了外套，拿起公文包。不是他，我想——来客正向一辆货车上卸货的技术工点点头。可是那个人走上了通向我家的台阶。他看上去很年轻——对一个医生来说太年轻了——而且，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他会有什么样的穿着，但至少不是他身上穿的这套运动夹克加灰色灯芯绒裤子。
  “这条街走到头是个公园。”他说，“我想那里有个咖啡厅。我们可以去那里吗？”
  于是我们一起往外走。外面寒气刺骨，我用围巾裹紧了脖子。我很高兴包里有本给的手提电话，也很高兴纳什医生没有执意要开车去某地。我心里有点信任这个人，可是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要比前一个大得多——提醒我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一个陌生人。
  我是个成年人，却也是个受过创伤的女人。这个人很容易就能把我带到某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他想借此做什么。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没有抵抗力。
  我们走到了街上，等着过马路。没有人说话，沉默让人感觉压抑。我本来打算等到坐定后再问他的，却发现自己已经开了口。“你是个什么医生？”我问，“是做什么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扭头看着我：“我是一个神经心理医生。”他说。他在微笑。我想是不是每次见面时我都问他相同的问题。“我专攻脑部活动失调的患者，尤其对一些新兴的功能性神经影像技术感兴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记忆的过程和功能。一些这方面的文献里提到了你的情况，然后我追查到了你。不算太难。”
  一辆汽车绕过街角转到这条街，朝着我们驶来。“文献？”我有点儿疑惑。
  “是的，有几个关于你的病例研究。我联系上了你回家住之前给你做治疗的地方。”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找我？”
  他笑了：“因为我以为可以帮上忙。我已经跟患有类似问题的病人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相信他们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但要比通常做法——也就是每周一小时的治疗——投入更多的时间。关于如何真正地改善情况我有一些想法，希望能作些尝试。”他停了下来，“再加上我一直在写一篇研究你的论文。一本权威著作，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他笑了起来，但一发现我没有附和他，立刻收住了声。他清了清嗓子：“你的情况很不寻常。我相信比起已知的记忆运作的方式，在你身上我可以有很多新发现。”
  我们穿过马路，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流。我感觉越来越焦虑和紧张。大脑失调。研究。追查到你。我试着呼吸、放松，却发现自己做不到。现在有两个我在同一个躯壳里；一个是47岁的女人，冷静而礼貌，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另一个则只有20多岁，正在大声尖叫。我无法确定哪个才是我，但我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远处的车流和公园里小孩的嬉闹声，因此我猜一定是前者。
  走到街道的另一边时，我停下脚步：“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我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醒来，可是显然我住在那儿；躺在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旁边，结果他说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你似乎比我自己还了解我。”
  他点了点头，动作很慢：“你有失忆症。”他说着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你得健忘症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新的记忆在你这里存不下来，所以整个成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你记不起多少。每天你醒来时都像一个年轻女人，甚至有时候你睡醒后跟小孩差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当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时，情况听上去似乎更糟了。一个医生的话。“那这是真的了？”我看着他。
  “恐怕事实就是这样了。”他说，“你家里的那个人是你的丈夫。本。你嫁给他已经很多年了，早在你得上失忆症之前。”我点点头。“我们继续走吧？”
  我答应了，我们走进了公园。公园外侧环绕着一条小路，附近有个儿童游乐场，挨着一间小屋，我看到人们不停地端着一碟碟零食从那里涌出来。我们向小屋走去，纳什医生去点饮料，我则坐到一张缺口的“福米加”桌子旁。
  他端着两只装满浓咖啡的塑料杯回来了，给我的是黑咖啡，他的则加了牛奶。他从桌上取了一些糖给自己添上，没有问我要不要。正是这个举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让我相信我们曾经见过面。他抬起头来问我怎么伤到了额头。
  “什么？——”刚开始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接着我记起了早上看到的淤痕。脸上化的妆显然没有盖住它。“那个吗？”我说，“我不清楚。没什么大不了，真的。不疼。”
  他没有回答，搅着咖啡。
  “你说我刚刚好转一些，本就接手照顾我了？”我说。
  他抬起了头。“是的。刚开始你的病情非常严重，需要全天候护理。在情况开始改善以后本才能独自照看你，不过那也几乎跟一份全职工作差不多。”
  这么说我此刻的所感所想已经是改善以后的情况。我很高兴记不起状态更糟时的事情。
  “他一定非常爱我。”我与其是说给纳什听，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
  他点点头，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们都小口地喝着饮料。“是的。我想他一定是。”他说。
  我笑了笑，低下头看着自己握住热饮料杯的手，看着结婚金戒，短短的指甲，看着我礼貌地交叠着的双腿。我认不出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我丈夫会不知道我跟你见面的事？”我说。
  他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我实话实说。”他说着握起了两只手，身体向前靠，“刚开始是我让你不要告诉本我们见面的事情。”
  一阵恐慌立刻席卷了我，但他看起来不像不可信赖的人。
  “说下去。”我说。我希望相信他能帮助我。
  “过去有几个人——一些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之类——联系过你和本，想对你开展治疗。但他一直非常不愿意让你去见这些专业人士。他说得很明白，你以前已经经历过长时间的治疗，在他看来那没有什么帮助，只会让你更难过。他当然不会让你——也不让他自己——再经历更多让人难过的治疗。
  当然，他并不希望鼓动我抱有虚假的希望。“所以你说服我瞒着他让你治疗？”我问。
  “是的，我的确是先联系上本的。我们通了电话。我甚至提出跟他见面以便解释我能够帮上什么忙，但他拒绝了，所以我直接与你取得了联系。”
  又是一阵恐慌，却不清楚缘由。“怎么联系上我的？”我问。
  他低头看着他的饮料：“我去找你了，一直等到你从屋里出来，然后作了自我介绍。”
  “于是我就答应接受你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
  “不，刚开始你没有答应。我不得不说服你相信我。我提议我们应该见一次面，进行一次治疗。如果有必要的话，别让本知道。我说我会向你解释为什么要你来见我，还有我可以帮上什么忙。”
  “然后我同意了……”
  他抬起头。“是的。”他说，“我告诉你第一次会面之后是否告诉本完全由你来决定，不过如果你决定不告诉他，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确保你还记得我们定下的日期，以及其他事情。”
  “我选择不告诉他。”
  “是的，没错。你已经表示过想等治疗有进展以后再告诉他，你觉得这样更好。”
  “那我们有吗？”
  “什么？”
  “有进展吗？”
  他又喝了一口，才把咖啡杯放回桌上。“有。我确信我们有了一些改善。尽管准确地量化进展有点困难，但是过去几个星期里你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记忆——就我们所知的情况来说，有许多回忆的片段都是你第一次想起来的，而且有些事实被记起的频率提高了，以前你不怎么记得住。比如有几次你醒来记得自己已经结了婚。而且——”
  他停了下来。“而且什么？”我问。
  “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