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有梦，每一天都有诗，每一天都有企盼，每一天都有秘密，每一天都有新奇……
  当新奇不复存在，你打起背包，走向另一个国度……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独自一人在蓝色的地球上漂泊，像一叶扁舟漂泊在蓝色的大海上。漂泊，为了一种情趣，漂泊，为了一个少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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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9939
  Title　：胜者通吃的社会
  Author　：郑也夫
  Issue　：　总第　200期
  Provenance　：博览群书
  Date　：1997。12
  Nation　：
  Translator　：
  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说出了一句令当代学者备感刺激的话：“一个社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贝尔显然是为数不多的相对摆脱了这种窘境的学者。但是在钦佩“后工业化社会”这一概括之余，仍然感到我们每个人都屡屡模糊地感触到的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的另一些本质特征，还等待一位智者来一语道破。
  对于一个在智力生活中不断思索与等待的人只要一点启示就足够了。1996年我在纽约拜访阔别多年的一位老友，漫谈中他仅花费了3分钟向我介绍这本美国1995年的新书《胜者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　Take____all　Society），令我豁然开朗。
  我曾以为“胜者通吃”是盛行于古代社会的野蛮逻辑：谁的矛长盾厚，马快弓强，船坚炮利，谁就当然地要夺取资源，占领土地，掠人妻女，将敌邦之人丁全部打成奴隶、亡国奴——一句话，胜者获取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现代文明击败了轴心国最后一次武力通吃的逻辑。此后商业的逻辑日渐扩展，贫富差距固然不会消退，但“通吃”似乎已是前现代的遗迹。深陷于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的框架中，便会轻易地将乔丹年薪一亿美金、泰森一场比赛3000万美金的现象视为偶然、个别。直到法兰克与库克（《胜者通吃的社会》一书作者）历数遍布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的“胜者通吃”，并分析产生它的社会结构，我们才明白古老的胜者通吃的逻辑已在极大程度上在当代商业社会中复活。
  《侏罗纪公园》一片收入10亿美元，1980年一部畅销片主角的片酬是200万美金，1994年已达1500万美金；畅销书的稿酬可达300万美金，另一些书的作者则一无所获；美国大企业总裁与一般制造工人的收入差距从1974年的35倍扩大到今天的120倍。
  胜者在一个又一个领域，特别是那些与大众关系密切的领域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说明了“通吃”现象已非偶然，并且从市场经济的原则上很难对此有所非议。乔丹来了票房价值就上去了，艾科卡接管了企业效益就好转了，他们的收入的确惊人，但其实是俱乐部与企业以较小的附加成本换得大得多的利润，二位理应获得那份高收入，不然那钱流向别处（税收另当别论）更不合理。为什么“胜者通吃”的现象在近年才日益凸显呢？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人性中的弱点相辅相成。
  在技术层面上，运输的成本日益降低。这既缘自运输能力的飞速进步，又因为被运输的商品中“硬体成本”在下降，“软体成本”在上升。比如1984年的电脑价格中大约80％属硬体，20％属软体；到了1992年这个比例刚好反过来。从1967年到1988年，美国出口的货物中，每一美元的重量减少了43％。电子媒体的革命更使电视电影产品轻而易举地超越了地方性。在制度层面上，一方面关税限制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人才流动日益自由。技术进步与制度演变两相结合，促成了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的形成。出色的商品、优秀的厂商、大牌球星、当红艺人，都不甘囿于乡镇省城，而要成为世界级的名牌和明星。
  而当“世界大市场”、“世界大赛场”、“世界大舞台”一旦形成，一旦听凭各地的商品、选手、演员自由进入，就会发现它无力容纳。它的“货架”有限，装不下上千种品牌的饮料，甚至上百种也不愿接纳，十几种、几十种足矣。它的“频道”有限，不会为排名太低的选手和演员提供机会。基层球队、省城歌星曾经是社会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或即将被大众媒体判处死刑。
  “货架”不足、“频道”不足，其实都有可能改善，但有一样东西无法改善，至少是人们不愿改善的，那就是人们的心理储存空间的有限。如社会学家古迪所说：“每个人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投入与关心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数人只要知道几个棒球选手、科学家、雕塑家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就满足了。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亦即‘储存空间’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过多的品牌会使顾客选择时疲劳，享用时心理上不踏实。过多的选手、演员会使观众记不住，削弱了对选手、演员及其项目的热情。这样商家的“货架”、“频道”的有限与大众心理储存空间的有限相契合，决定了大家共享的一个大市场上的胜者远比大家分享的多个小市场上的胜者稀少，昔日众多小市场上的胜者注定将成为今日大市场上的陪衬和失败者。
  是不是胜者少了，竞争参与者也会相应减少呢？事实证明并未减少。原因何在？作者为我们叙述了那个由经济学家马丁·薛必克最先提出的“套牢游戏”。假设一位拍卖人拍卖一张“20元钞票”，出价最高的人可以得到它，但所有参赛者（包括报价最高的人）都要将自己所报的钱数交给拍卖人。如果最高报价是10元，该人付出10元，赢得20元，净赚10元；如果最高报价超过20元，自然没赚；非最高报价者们自然都蒙受不同损失。一个心理学教师和他的企管硕士班的学生们玩这个游戏，在大约二百次游戏中，作为拍卖人他共赚了1。7万美元，每一次游戏中前两个最高叫价之和没有低于39元的，有一回总和高达407元。何以如此荒诞？原因有三，一受不住诱惑；二过于自信——因此上阵；三难于接受既成损失——于是继续。
  一个如此透明、如此易于识破的游戏尚且如此，一场更为复杂的社会竞争，一场高悬着胜者年薪数千万美元的大角逐，自然不可能参赛者不多。当昔日很多地区级胜者的荣誉与收益都集中到一两个世界级胜者身上的时候，吸引参赛者简直太容易了，虽然成功几近梦想。如果人性不是这样，“社会大戏剧”就几乎不能演下去。经济学先知亚当·斯密说：“对于风险的轻忽以及对于成功的过高期望，这两种心理在生命中最活跃的时期就是年轻人选择职业的年纪。”美国大专篮球选手中，有六成相信自己能打入NBA，实际的出线比例不到5％；中学篮球选手中以为能进大专队的就不知有多少了。篮球不过是个象征，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多的领域趋于“胜者通吃”，而一个胜者之下是无数个失败者。
  这种趋势并非没有收益。它固然使一个县城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球队和歌手，同时却使他们目睹了乔丹、帕瓦罗蒂。世界进入电脑网络几乎指日可待，到那时一个偏远地区的患者可以接受一流医生的诊断。对此社会学家们并不比别人知道得少，但他们的天职是挑剔缺陷，发现问题。
  “胜者通吃”要比其之前的市场竞争激烈残酷，大批失败者只好改行，因而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它将过去众人分割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通吃”的逻辑使得竞争者们高度重视第一回合——即“抢滩”的胜利。一本书如果出版后第一个月不好卖，就可能永远被书商打入冷宫；而一本书只比其他书籍强一点点，甚至并不强，只要一开始好卖，就可能在商人与媒体的炒作下成为畅销书。一个人如果进入了名牌大学，以后的道路将平坦宽敞；反之如中学时代不够努力未进入名牌大学，想成为胜者将极为艰难。过于重视“抢滩”的胜利葬送了一些优秀作品；过于重视名牌大学则使“早熟”成为胜者的通行证，对“早熟”的青睐使大器晚成者成为输家，这无疑是对人类中最可宝贵的真正人才的打击，其“浪费”程度难于计算。“胜者通吃”将商业竞争中的弊病发挥到极致，电影、电视中暴力的盛行即其例证。一项研究显示，一个普通美国小孩小学毕业时已在电视上看过大约八千场杀戮；而浸淫于暴力与施暴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31。
  人性中的弱点和盲目性在所难免，我们可否通过明智的选拔制度避免这些弊病呢？很难。我们很难在培养的初始阶段就判定出潜在的优秀人才，从而减少必将失败的资格竞争者。可以观察到的常规才能在很多场合都是重要的，但一些特殊的禀赋至关重要却又无从捉摸，甚至在面对大学以上学历的择业者时，即使不迷信名牌大学，为减少风险也往往还是首先选用名牌学历者。选拔制度很难克服“胜者通吃”及其弊病，要对付它似乎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竞争的制度。古典自由经济的理论对此显然不表敬意，但既然“胜者通吃”的现象是自由经济的理论始料不及的，寻找应对它的手段，就必须超越这一理论。
  限制竞争的手段与制度源远流长、丰富多样，当代的社会实践仍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欧洲中世纪贵族间的决斗似乎是绝决的，但其枪内一定要平滑不准有来福线的规定实际上制约着决斗的残酷。据统计当时6个决斗者中只有一人中枪，14人中只有一人死亡。军备竞赛是最古老的“胜者通吃”的逻辑产物，几乎与此同时，敌对双方利益的需要也产生了限制军备竞赛的约定。一夫一妻制算得上又一种古老的限制竞争的制度，离开了这一制度，地位高的男子将“胜者通吃”，地位低的一无所获。18世纪初叶的摩洛哥的最后一位国王竟生养了一千个孩子，可见他一个人至少夺去了一百个男子择偶的机会。当代社会也从来没有离开限制竞争的制度手段。美国总统竞选要限制竞选费用，世界体育比赛要限制药物使用，否则后果均不堪设想。当然除了限制竞争之外，对付“胜者通吃”的手段还有税收。
  这一切自然远不充分和健全，未必都可推广和移植，实行起来亦可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当代社会确乎到了通盘思考“胜者通吃”之利弊以及应对它的手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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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9940
  Title　：《毕业歌》为他送行
  Author　：董健
  Issue　：　总第　200期
  Provenance　：田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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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or　：
  一些传记材料和回忆文章说田汉是“被捕入狱”、“瘐死狱中”云云，这是不确的。并没有按法律程序（哪怕是虚设的）正式将他逮捕，他坐的也不是正规的国家监牢。他被军队秘密“监护”，坐的是并非监牢的监牢。这种监牢是没有现代法制的国家的特有产物。他的家属、亲友连他关在哪里都无从知道。
  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唯一能见到“外面的世界”的机会，是当他被拉出去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之时。有一次批斗会在故宫举行，田汉被押上当年供慈禧太后看戏的戏台，接受那些粗野的围攻和辱骂。那次批斗使他感慨万端、痛苦难言——“我一辈子搞戏，视戏剧艺术为生命之一部分，如今竟在戏台上受辱！”“我的戏剧生命是1920年在东京著名的‘有乐座’舞台上开始的，难道在1967年就这样结束在这个独裁者的戏台上吗？”他顿觉一生成了空白。这是精神上的虐杀，其残酷远在皮肉折磨之上！
  大抵在1967年初，一个由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了。从此，在那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他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当专案人员逼他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时，他唯一的办法是“从头说来”，详述当时的事实。由于述之甚详，且多有细节的描写和形容（写的“交代材料”也如小说一般），以致专案组中有的善良人都为之感动，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善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家。
  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田汉的灵魂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仍然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忏悔自己的“罪行”，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196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46岁生日，这一天，作为老党员的田汉想了很多，他甚至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的一句话：“夫人非爱革命，然以爱法国故，不得不爱革命。”这话此刻甚合田汉思路：尽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事叫人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