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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庆为了我能顺利完成拍摄，在拍我整段台词戏时，她悄悄站在我对面，用口形来提示我下面的台词，使我能顺利地一次通过拍摄。我想，中国的大牌明星、大腕演员可谓不少，而像刘晓庆这样不摆明星架子，主动为一个饰演小角色的普通演员提词的举动，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确实从未听到过（要知道当时，我和刘晓庆并不熟悉，更谈不上是朋友了）。
  “她虽是大牌明星，但在任何剧组中都是与所有的演职人员共同用盒饭，从无特殊。1991年几个挚友到晓庆处为她庆祝生日，玩得有点晚了，晓庆留我们几个住在那里，当时住房不大，晓庆为我们打地铺，且她考虑到我睡觉不好，怕在地铺上和她们一起睡休息不好，故坚持让我睡在惟一的一张沙发上。可见她处处都替别人着想。第二天早上我们还在洗漱，晓庆自己已把地铺收拾完，并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当时突然变天，由于前一天大家都未穿更多的衣服，特别是徐松子是从上海赶回北京，从机场直接过来的，只穿了一条短裙，尽管大家一再推辞，晓庆仍坚持为我们每个人都找了一件毛衣，还为徐松子找了裤子。这件毛衣至今还存放在我的衣柜中，尽管我现在已有各式各样的毛衣，但我仍珍爱着这一件，因为当时我就注意到晓庆自己身上穿的是一件手工编织的已经很旧且有两处破损了的紫红色贴身毛衣。这就是晓庆，她把新毛衣、好毛衣送给了朋友，自己在家却穿一件破旧毛衣，可贵的是她自己却未感到她做了什么。”
  这样的刘晓庆，不是很有人情味，很谦恭随和吗？这样一个刘晓庆，为什么很少见到媒体报道？这样的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刘晓庆，和许多人概念中的那个口吐狂言蛮横无理惟我独尊动辄就和人打官司的刘晓庆还是一个人吗？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的刘晓庆和实际生活中的刘晓庆差别这么大？究竟是我们的感觉出了偏差，还是舆论的倾向性误导了我们？
  名人易遭谤毁，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在中国，挨骂最多的演员恐怕就是刘晓庆，而承受能力最强的演员恐怕也是刘晓庆。
  刘晓庆下海经商后，媒体延续了既往对刘晓庆本人的报道多持嘲讽苛责态度的惯性，在对刘晓庆公司经济纠纷的报道和炒作中，媒体留给全社会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刘晓庆又输了！刘晓庆又曝出丑闻！刘晓庆又陷入了经济纠纷漩涡……总之，除了对刘晓庆个人演艺情况的报道尚能基本客观之外，举凡涉及各种人际关系矛盾和经济纠纷的报道，刘晓庆及其公司总是处于被谴责的地位。好像刘晓庆和她的公司总是被当做被告推上法庭，焦头烂额，四面楚歌。
  这种报忧不报喜、扬恶隐善的现状不能不使人想到大诗人杜甫的慨叹：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究其原因，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对刘晓庆《我的路》的批判浪潮所形成的余波，以至很多媒体都形成了一种习惯，好像只有刘晓庆挨骂、倒霉、当被告、被罚款才有新闻价值。另一个造成此种现状的因素是：刘晓庆本人虽然张狂，却很少计较报刊上怎么说她，她也没时间没精力计较这些。成名以来，她好像只和羊慧明及王建中为侵犯名誉权的问题打过官司，前者以庭外调解告终，后者因为她被捕入狱至今尚无结果。她这种客观上的忍让态度助长了一些媒体的“胆量”。
  媒体怎样对待刘晓庆，只是一个具体实例；媒体怎样对待张晓庆李晓庆之类的名人，才是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媒体对名人要么捧杀、要么棒杀的现象应该结束了。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媒体的公正——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名人。
  给名人一个公正的平和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我们抒发上述感慨地根本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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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与艺术之间的“钢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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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刘晓庆出道、成名到今天的2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刘晓庆这个20多年来盛名不衰的电影明星，就是在这样的转型期内成长、成熟起来的一个不可忽略、不可低估的人物。她用自己的天赋和创造，为我们这个需要转型而且也发生了转型的时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赶上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内所有的浪潮，她经商的业绩也许被人夸大了，但她至少在商界是经过风雨，也有过成功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一生的轨迹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命运被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被牢牢地限制在体制之内。建国以来的三十几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刘晓庆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生存方式，她既善于利用传统体制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因素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跳板，也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推销、自我炒作，从而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一件商品逐步推向市场。
  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做一名电影演员。这是她的一个情结，一种人生追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她念念不忘艺术；创造财富，也许就是为了追求更完美的艺术理想。正像她在接受吴小莉采访时所说的那样，赚取更多的金钱，是为了实现更完美的艺术。这是不是她对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呢？如果是，那么她可能找到了一个金钱与艺术的契合点。
  但是，找到了并不等于掌握了。如果以金钱的拥有量作为衡量生意人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算是成功了；如果以知名度的大小作为衡量艺术家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也算是成功了。然而，在金钱与艺术之间走钢丝，刘晓庆却远远不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高手，这次因为税案入狱就是一个例证。可堪感慰的是，刘晓庆虽然屡遭磨难，却始终不改初衷。她认为，很多东西是可以去争取的，一个女人可以完全不靠别人，自己也能成功，更不会失去爱情。只要她是自立的、自信的、智慧的。
  凭了这份自信，我们相信刘晓庆会从坎坷际遇中悟出更多的人生教训，今后的路也会越走越稳。
  她为没有一件得体的礼服而发愁，因为她几个月的工资尚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有时只好穿上巧妙地修补过的旧旗袍外出。
  按刘晓庆的叙述，她从部队转业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月工资是人民币50元。这点钱对于一个明星而言，的确是不相称的。她同王立离了婚，从家里出来时身无分文，甚至连牙刷都没有带一把。
  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相信刘晓庆这样的明星会陷入连一罐煤气都买不起，甚至连饭钱都没有的窘境，但这的确是事实。有那么一阵子，为了省钱，她只得不吃早饭，中午、晚上都设法去别人家蹭饭吃。
  这期间，她恰好正在参与影片《潜网》的拍摄。摄制组发给刘晓庆的出外景补助费是可怜的5元8角钱，而这点钱是她当时全部的财产。在每个月发工资前一段时间，刘晓庆照样得省了又省，经常连饭也吃不上。那时为了拍戏她必须天天练习体操和舞蹈，过度的劳累和饥饿使她常常恶心呕吐，吐出来的全是淡腥的绿色汁液。这种简直可以让人发疯的日子，刘晓庆硬是挺了过来。那个时候，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是刘晓庆最兴奋又最心酸的时候，她第一次深切地感觉到那“5张10元钞票的工资”是那么珍贵、可爱。
  由于她当时在影坛崭露头角，外出访问、演出是常事，然而，这类被许多人视为难得机会的访问和演出，却给刘晓庆带来了极大的忧愁。她为没有一件得体的礼服而发愁，因为她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有时遇到实在推不开的活动，只好穿上巧妙地修补过的旧旗袍外出。
  刘晓庆第一次去香港，是参加影片《原野》的首映式。当时，在香港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梦幻之都里，内地演员的贫穷简直到了寒酸的地步。许多观众、影迷送花到刘晓庆所住的饭店，都是由服务生送到她的房间里。当殷勤的服务生送完花习惯性地等着拿小费时，刘晓庆只好假装不知其意，仰着脖子哼哼小调，眼睛直看天花板。她是个好面子的人，可是囊中羞涩，这个面子她讲不起。这种无奈的心情，使她很久以后想起来还感到非常难受、窘迫。
  每次香港朋友陪她上街，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停下来，刘晓庆便“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市容风光里，以便朋友付车资的时候自己少一点尴尬。在回内地以前，每个赴港的内地演员发了100元港币，刘晓庆立刻就带着这笔钱来到香港有身份的人绝不会光顾的“女人街”，想选购一些既省钱又适合在应酬场合穿的服装。令人尴尬的是，当她正兴致勃勃在小摊贩的麻袋里来回翻腾，同摊主寸金必争地讨价还价时，她竟然被认了出来，许多香港观众围拢过来请她签名留念！
  这样的际遇，对那时的刘晓庆来说可算得上家常便饭。一个备受世人瞩目、名声响亮的影后就这样生活在那一次又一次尴尬的困境和心灵的煎熬之中。
  刘晓庆在她的书中讲述了好几件难堪事，那种境况，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贴切的。
  可以说，贫穷的屈辱和超越贫穷的自尊，最终成为激励她拼命挣钱的原动力。她渴望拥有金钱，她不愿做也做怕了一文不名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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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与艺术之间的“钢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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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穴把刘晓庆送上了欲望的快车。奇迹的发生是如此令人猝不及防，却注定要影响她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
  改变刘晓庆生活状态的是“走穴”。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人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演艺界明星参加非官方组织和委派性质的各种演出活动，说穿了，就是组织名演员到各地表演挣钱。演员们自愿参加，按劳取酬，名曰“走穴”：组织者牵线搭桥，从中谋取利益，叫做“穴头”。
  当这种活动开始悄悄进行的时候，刘晓庆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此，穴头第一次找到她，邀请她去河北邯郸演出时，她想都没想就生硬地拒绝了。因为太穷，怕外出没有面子，刘晓庆早已习惯于回绝一切无关紧要的活动。
  尽管刘晓庆的态度很生硬，穴头却不以为意，耐心地告诉刘晓庆，他们请了当今中国所有的名演员参加这次演出，每场演出付给她50元的报酬。
  50元，恰好是刘晓庆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而且对方接着又告诉她，演出活动为期4天，要演25场。这就是说，刘晓庆4天就可以挣到25个月的工资！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
  但是，已经开始心动的她突然又想到了没有衣服，这实在是丢人现眼又不好说出口的一个理由；加上她当时正在主演《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片子，她在剧中是绝对的主角，很难脱身。因此，她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可是，穴头不死心，第三天又来了。这一次他们直戳要害，明确表示可以付给刘晓庆每场150元的报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精明而又贫穷的刘晓庆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清高，她稍一迟疑便点头答应了。刘晓庆从此搭上了欲望的快车，而且再也刹不住闸了。
  邯郸之行对刘晓庆有着特别的意义，她由此知道名气居然是一棵摇钱树，需要的时候摇上一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大把的金钱。这些钱，对当时还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她来说，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冲击。正是通过不断的走穴演出，使她知道金钱的积累原来是如此轻松愉悦的事情。生活好像忽然在她面前打开了一扇窗，窗外是一片姹紫嫣红生机无限的春光。贫困窘迫的日子眨眼间离她远去，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奢华生活一下子来到眼前。她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并对今后的生活有了更大的渴望。中国人形容这种心态的古训有很多：“人心不足蛇吞象”，“既得陇，复望蜀”，等等。人的欲望本来就是没有止境的，这不是刘晓庆一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整个人类亘古不变的规律。虽未致富但已经脱贫的现状直接导致了刘晓庆对金钱欲望的升级。那是一个大力宣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年代，是一个“谁有钱谁光荣”的年代，对贫穷的厌憎和对富有的渴望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财不露白”成为惹人耻笑的农民心理，炫富摆阔变成万人瞩目的时尚典型。在歌厅里比赛焚烧人民币，在饭店里较着劲儿点菜要酒，每每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虽然新闻媒体持明显呈批评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