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正地说，刘晓庆这个并非科班出身的电影演员在演艺上是很下功夫的。主演《小花》之后，她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正式演员，但是她的目标远不止于此，她要当电影界立得住站得稳的好演员，要做明星，要成为表演艺术家。这时候的她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她曾经这样估价自己：“我可能成为一个先天条件不好，但表演能力较强的演员。”这是她当时对自己的期望，离“我是最好的”还相去甚远。刘晓庆是否具备商界奇才的素质我们很难定论，而且，从她经商以来动不动就惹官司的情状看，至少可以认为她在经商的时候没有一个很清醒的头脑，很难在商海的潮起潮落中驾驭自如。但是从影之初，她的头脑却异常清楚，她起码知道一个好演员必须具备三种要素：生活经历，文化修养，模仿能力、理解能力和再现能力。而且她明白：这三者我都基本具备，这样看来，走性格演员的道路还是有可能的。她不但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些，而且自觉地把这三种素养的提高当做大事来做。作为一个演员，刘晓庆属于爱读书的一类，这是她从小养成的好习惯，据称是她的“第一爱好”。即使成为明星之后，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着。她曾经以为自己的阅历很丰富，生活经验很多，但是拍了《小花》之后，反而觉得生活的积累不够了。这时候的刘晓庆，心目中已经把国际影星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视为自己的偶像，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她们那样的性格演员和国际级别的影星。正是这种“志存高远”的心胸，驱使着她自觉地观察、体验生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活积累，“观察种种人、体验种种事”，再把这些体会融入自己的艺术创造中。有一次，刘晓庆和妈妈、妹妹一起上街吃“赖汤圆”，遇到一个态度倨傲、语言粗暴、打扮妖冶的女售货员，她对顾客的态度使刘晓庆既感到憎恶又觉得有趣，不觉站在一边认真揣摩起来。在拍摄电影《瞧这一家子》时，她扮演的反面角色张岚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乖戾尖刻缺少职业道德的售货员，刘晓庆正好“现学现卖”，把一个刁钻刻薄伶牙俐齿的售货员演得活灵活现。影片公映后，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纷纷指责刘晓庆是“在糟蹋自己的形象”，说她演的角色让人看了“恶心”。其实，这样的效果正说明她的表演是成功的，就像当年在新解放区上演《白毛女》时有的战士开枪欲打舞台上的黄世仁一样，演员融入了角色、角色打动了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公众却不这样认为，一些媒体对刘晓庆的表演也褒贬不一，有的认为这是刘晓庆刻画人物的成功，也有的认为刘晓庆就是张岚那样的人，是她生活本色的再现。正所谓“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你刻意宣扬好人好事往往没人听，但哪怕是无意中说了几句批评的话，也会很快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氛围。于是，报章上两种意见的争论，最终导致好评如烟随风散，恶骂如潮汹涌来。刘晓庆好像又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再次受到了围攻。刘晓庆在《我的路》中描述了她当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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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名之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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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走探索创作不同形象的道路？还是干脆全部演温良恭俭让的正面角色，以扭转大家对我的看法？我没有当过‘明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我简直被打蒙了。我失去了自信，我不停地为自己辩白，说得口干舌燥，我四处申诉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力求证明我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浅薄，那样疯疯癫癫。可是没有人理我这一套。一切全是徒劳。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黑乌鸦，并且注定了这样的颜色，再也白不了。我感到孤立无援、万念俱灰。我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的幼稚、不成熟。我没有进过任何表演学校……我好比是婴孩刚刚走路，正处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我多么需要帮助、鼓励和支持啊。”
  可是，当时公众和舆论给予刘晓庆的不是帮助、鼓励和支持，而是指责、围攻和幸灾乐祸的调侃。刘晓庆敢说敢做，敢于坦承不光彩的事和不光彩的心理，这一点本来应当受到肯定和鼓励，可是她大胆暴露内心隐秘的做法却招致非议，成为别人讥笑的话柄。在《我的路》中，刘晓庆曾如实讲述了自己在部队中为了入党，每天都到食堂去擦桌子、搞卫生，给所有的人看。许多未曾经历过“火红年代”的人对她的这一描述都觉得“恶心”，为什么恶心？因为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暴露——做了这种“伪善”的事情居然还好意思说出来！这些人没有经历过那种狂热迷信的年代，对刘晓庆的这一描述感到“恶心”还情有可原；但是，更多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竟然也对刘晓庆的这一描述感到不能容忍。然而，这种人的“不能容忍”恰恰说明了他们人性的虚伪。诚然，也有人对刘晓庆这一“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描述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为什么钦佩？因为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只要当初也曾“要求进步”，就都做过这样的“恶心”事。现在刘晓庆勇敢地把自己做过的“恶心”事说了出来，使他们重温了自己过去“伪装进步”的无奈，映照出自己人性中灰暗不可示人的一面。由此看来，从一开始，对刘晓庆的评价就是迥然不同的。这种迥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可以想见的是，当公众舆论对刘晓庆的大胆妄言大加鞭笞的时候，这种舆论的把持者们也在内心深处为自己当年的“伪装进步”而赧颜无地。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是道德的评判，也有真道德和伪道德之分。而伪道德最大的特征就是：标准永远用来衡量别人，却从不对准自己。
  2003年11月，当笔者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友人告诫：刘晓庆是个敏感人物，很多人看不惯她那个“狂”劲儿，都巴不得她倒霉才解气呢。你这本书怎么写？褒还是贬？你怎么写都得挨骂！
  的确，对刘晓庆这样的人物，无论褒贬扬抑，都会有人骂你。这说明什么？说明刘晓庆作为名人的“场效应”太强。这个“场效应”是如何形成的，就很难解说得清了。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晓庆成名之初的朗言大话和不自量力引起公众的反感，最终使她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舆论爆炒的热料。但是，如果不是刘晓庆天生喜欢拔尖、不肯服输服软、“肉烂嘴不烂”的性格，如果她刚刚遭到批判和攻击就改弦更张，从此逆来顺受低眉垂首做一个“乖乖女”，恐怕公众的反感和舆论的关注也不会如此热烈而且经久不衰——没有靶子，“矢”也就无处可放了。因此，究竟是刘晓庆的放言狂悖引发了公众和舆论的攻讦，还是公众和舆论过头的批判激发了刘晓庆的逆反心理？这就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令人困惑。总之，无论孰因孰果，事实上就是刘晓庆的每一个动作——离婚、出书、走穴、经商，无不引发轩然大波，无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这种关注总是伴随着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争论。
  研究刘晓庆的人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刘晓庆从影25年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关于她的各类文章至少在10万篇以上，超过5000万字。而统计近年来有关刘晓庆的新闻报道，大约60％都是倾向性较强的批评性报道；将近30％是故弄玄虚地报道她的“业绩”，有的捕风捉影，有的干脆凭空捏造；只有30％比较接近事实。
  刘晓庆心胸也真够宽的，这么多的媒体在造她的谣言，包括对她进行人格的侮辱，却极少见她打官司告谁。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听之任之态度，使得媒体在对她的报道中格外大胆，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甚至生发衍造无中生有，什么都敢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地广为散发。尤其是这次刘晓庆因为税务问题被捕入狱，全国媒体各显其能，一些专以花边新闻赚钱的小报更是上天入地到处搜罗有关刘晓庆的一切传言，不予核实不辨真假不计后果地抢先发出，真个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说刘晓庆在监狱里因为苦闷得不到抒发而以头撞墙，说刘晓庆在监狱里愁得头发都白了，甚至说刘晓庆入狱时因为被迫接受裸体检查而流泪……
  在对刘晓庆的报道中，批判和诬蔑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公开资料和个人隐私也没有了区别。
  柳树问枣树：为什么人们总是用石子打你？枣树说：因为我背负了太多的果实。人们对刘晓庆的苛责与批判，诬蔑与诽谤，是否因为她是这样一棵“枣树”呢？
  苦难与不幸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对刘晓庆而言，笔财富不但可以享用，还可以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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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名之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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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初，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为刘晓庆拍摄了一个《中国影后刘晓庆特辑》，并且安排了她与台湾记者越洋对话。对话中，有一个记者问刘晓庆：“你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说：“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记者又问：“那么你认为最不幸、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她说：“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刘晓庆这里所说的不幸，应该指的是电影事业残酷的一面：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演电影的人永远是银幕上风光，银幕下受罪，鲜花和掌声背后凝结着无数辛酸和委屈；而她自己则是越有名气，受到的磨难便越多。刘晓庆在其所著《我的自白录》一书中，自称是一个倒霉蛋，她把从影以来层出不穷的“倒霉事”罗列在一起，以此来证明自己“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斑迹重重”的电影生涯：
  “我参加拍摄并主演的电影被枪毙过的就有3部，很多的影片不能参加评奖，于是也就没有得奖的资格：
  “《原野》被禁演了8年；
  “《无情的情人》被枪毙了；
  “《芙蓉镇》在拍完—年之后才公映；
  “与台湾合作的电视剧《风华绝代》也被台湾新闻局判了死刑……
  “就连我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也只是在当时全国为数甚少的电视机里面放过一次。
  “另外，我主演的影片《神秘的大佛》、《潜网》、《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一代妖后》、《大太监李连英》不能参加评奖；
  “还有，我写的《我的路》受批判；
  “连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世界电影之林》也受批判……”
  倒霉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她把生活中的一些坎坷和不顺也归咎于电影的残酷。
  “就连北影剧团一次去工厂慰问，前后的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说我是喝凉水都塞牙。”
  因为演电影，因为成了名人，给刘晓庆带来如此之多的磨难、曲折、辛酸与伤痛，刘晓庆一一道来，“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名人之名从何而来？表面看是通过某种政治或社会组织渠道得来的，媒体造出来的乃或商家“炒作”出来的。但是就名人之“名”的本质而言，应当说是公众给予的。一个人要么为社会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出的贡献，要么表现出一般人无法达到的人格境界，于是才被公众所瞩目、景仰。或者说，“名”是名人所做卓越贡献的一种社会回馈，是名人的人格、精神之美的大众共鸣。刘晓庆曾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并因此而出名，但她真正从影星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名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影以外的一些因素。对她而言，苦难的经历，包括不断挨骂的经历不但是精神财富，还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在苦难和挫折中，在批判和诋毁声中，她学会了“用势”和“借势”。那些被她称为“倒霉事”的不幸事件，那铺天盖地的嘲骂，非但没有让她倒下，反而铸就了她决不向困难屈服的性格，磨砺了她战胜挫折的勇气。她化腐朽为神奇，化倒霉为幸运，把自己所经历过的种种不幸写成文章，到报纸上发表，供出版社出书，把自己的苦难切切实实地变成了“财富”—一个书名就卖出了108万的天价，这样的“苦难”，实在令人艳羡不已！
  紧接着，刘晓庆又独树一帜，以影人身份下海做实业，并且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第一富婆”。然后又爆出了“私生女”的传闻、被追讨债务的讼争、真假经纪人以及与经纪人千万元债务的大官司，直至最近的这场税务风波等等。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刘晓庆之所以历20余年的时间而仍能盛名不衰，笑傲中国娱乐及传媒界，始终因为她是“电影演员刘晓庆”。无论到什么时候，刘晓庆这个名字和中国的电影也是分不开的。换言之，没有当初演电影的刘晓庆，就不会有今天“亿万富姐”的刘晓庆。因此，被刘晓庆描述得“残酷”而又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