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
  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
  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她又拿出两简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
  第二天，她外出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
  “会下么？”
  “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
  接着邀请我下两盘。
  “哎哟，你真不知A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闭泻舳琶罚岸琶罚藕蚱寰郑共琛！？
  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索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板。”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
  “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
  “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
  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
  “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
  “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
  “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
  “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
  “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止。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体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１１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１２点我一定走。”
  １２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１２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
  “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
  “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
  “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
  “不知道呵。”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笔顾一下，立刻严肃起来。
  “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
  “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
  “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呵。”
  “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
  “你冤枉我。”
  “得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拽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
  “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呵？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
  “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
  “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
  “干嘛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
  “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
  “有当将军的么？”
  “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
  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
  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超军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拔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
  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
  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
  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
  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
  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扒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
  “你还喝酒呐？”
  “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
  “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
  “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
  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
  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
  “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
  “接着喝。”
  “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
  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
  “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
  “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
  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５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
  “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自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
  “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
  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
  她头也不始，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