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形势，谨言慎行的茅盾在日记中避而不谈的。但有时也偶而流露出一些情绪。
  他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七时赴人大三楼看电影《桃花扇》，此乃三、五年前所摄，今则作为坏电影在内部放映矣。”“昨晨因抽水马桶漏水，水流泻地，蹲身收拾约半小时。当时未觉劳累，昨晚稍觉两腿酸痛，不料今日却更感酸痛。老骨头真不堪使用了！”
  年逾古稀的茅盾这一声长叹，流露出这位文豪在十年浩劫来临时无限沉重的心情。
  5月31日晚上，聂无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之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刹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连日来，茅盾被通知到统战部或政协听报告、学习文件或讨论。晚上，他常常躺在床上想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久久不能入睡。他只得通过看书催眠，或加服安眠药。
  6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阅书至十时，服药PH、LI、L、M各一枚，继续阅书。
  但至十一时尚无睡意，乃加服S一枚，仍阅书以催眠，不料一小时后乃入睡。时已为翌晨一时矣！”
  这一年的夏天，似乎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显得更加炎热。多少在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贡献的教授、作家、学者，被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游斗”！多少珍贵的文物和书籍被当作“四旧”被破坏或烧毁！
  对这些，茅盾时有耳闻，也曾目睹。8月11日。他就在楼上见到隔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造反派稿的一次“游斗”。这在当天的日记里有记载：“今日上午比邻之科学院情报所有一小队（大概是该所的干部）在所内草坪内游行，其中有戴纸帽者七人，当即右派，但不知其为单位的，抑有科学院其他单位被揪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久右派分子。纸帽甚高，有字。在窗前望去，不辨何字。”
  8月18日，他被通知参加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大会。这以前一天晚上，他“入睡后约二小时即醒，加服S半枚，M一枚，旋即入睡。但四时许即醒，闻街上鼓声咚咚，盖群众赴天安门集会，毛泽东将在门楼与群众见面。四时半起身，开炉烧开水及早餐，盖褓姆例假，而德止又因腰疼不能工作也。至六时许早餐已毕。六时廿五分机关事务局来电话请到天安门来了，即出发。七时五到开安门楼。七时半大会开始。九时回家。九时半又赴政协参加追悼聂洪钧之追悼会。十一时返家。”（日记）
  8月25日，即人民艺术家老舍被迫害致死的第二天，他目睹了一场“破四旧”的闹剧。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今日下午有若干小孩，闻系文化部职员之子女，大者十余岁，小者有十岁左右，先在文化部宿舍之辽中将旧放在露天之汉白玉石盆（有桌子大小），一一推翻，不知其何所用意。后来又到我的院子里，见一个汉白石小盆（此亦房子里旧有之物，我本不喜此），推翻在地。彼等大概认为此亦皆代表封建主义者，故要打倒也。”
  这事后的第五天──8月30日上午，突然一群人大“三红”的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了茅盾住的小院。那天只茅盾和老伴在家。只见为首的一个举着手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气势汹汹地嚷道：“我们刚从张治中家来，抄了他的家。对他算是客气的！你家有四旧，我们要检查！”
  茅盾心想，对这些狂妄的孩子无理可说，答道：“这件事，得通过政协，你们无权在这里乱翻！”
  然而这群红卫兵根本不理会他的话，纷纷冲进房里乱翻起来。
  茅盾急忙给全国政协打电话，对方的回答只是“向上反映”。此时政协已处于半瘫痪状态。
  看他讨不到“救兵”，正在抄家的红卫兵更来劲了。抽屉被拉开了，箱子被打开了，“有一樟木箱久锁未开，锁生锈，不能开。乃用槌破锁。”（当天日记）“检查”不出什么要破的“四旧”。那满橱满架的书，他们看了不看，却冲着茅盾嚷道：“书太多了没有用处，都是些封、资、修的东西！只要有部‘毛选’就够用了！”
  有个红兵发现墙上一个镜框里是张军人的照片，怒问茅盾：“这个国民党军官是谁？”
  他们哪知道，这是茅盾女婿、革命烈士萧逸的照片，而萧逸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
  “国民党军官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吗！？我同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问统战部去！”
  茅盾气愤地说。
  又一个红卫兵嚷起来：“快来看这张照片啊！”
  原来这是苏联电影明星拉迪尼娜送给茅盾的照片。红卫兵也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在照片背面写上：“不准看！”
  文化部的一个群众组织听说人士“三红”红卫兵在抄茅盾的家，连忙派了几个人赶来，对那个红卫兵头头说，“我们来协助你们抄家。”然后，悄悄对茅盾说：“我们是来监视他们抄家的。”
  这伙红卫兵在茅盾家里乱翻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上面派来一个工作人员，才一哄而散。
  事后，中央统战部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件事。
  其实，就在茅盾家被抄的8月30日这天，周总理已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就有茅盾。随后，茅盾的家便有了解放军警卫。虽然他的处境日趋艰难，却没有再发生过抄家的事。中国作协里的大字报，也被集中到一间屋里，没有向社会开放。
  被抄家后的第二天下午，茅盾又接到通知，出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气候突然由热转凉，而他没有多穿衣服，在天安六城楼上由傍晚五时站到七时，觉得“冷不可支，浑身发抖，乃于七时半返家，急服羚翘丸三丸，姜汤一盏，幸未发烧。”（8月31日日记）
  对于这场所谓“破旧立新”的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茅盾在公开场合终缄默不语，内心却很气愤。他曾对亲属说：“他们那样搞，天怒人怨！”
  茅盾受到周总理的保护，家里有解放军警卫，“四人帮”的爪牙无法进去冲击，无法将他揪出来批斗。但“四人帮”对此很不甘心，时时寻找机会，企图进一步迫害他。
  1967年初，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袭击下，文化部被造反派夺了权。全国政协瘫痪了。
  文联和作协被“砸烂”了。林彪、江青利用他们控制下的报纸、刊物，大造舆论。姚文元在“两报一刊”上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蔑茅盾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四人帮”控制的《文学战场》发表了长篇的《茅盾──大连黑会抬出来的一尊凶神》，诬蔑茅盾是什么“反共老手”、“反党的祖师爷”，还有什么“老右派”，等等。胡说他在大连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支持策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提出要“砸烂这尊凶神恶煞，让他见鬼去吧！”随后又在《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诬蔑他：“茅盾在会上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口大骂，诬蔑大跃进是‘暴发户心理’。”
  五七、妻子亡故
  茅盾的夫人孔德沚，本来身体比较健康。虽然有点肥胖，患有糖尿病，但她心情开朗，笑口常开，楼上楼下操持家务，忙个不停。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袭来以后，她日夜为丈夫的命运担惊受怕，心情忧郁，头上白发增多了，体质日见衰败。除了糖尿病，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加上营养不足，又得不到好医生的诊治，没有对症的好药。本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由茅盾托香港的友人买了寄来，“文化大革命”后不准再寄。孔德沚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妻子沉疴不起，茅盾内心如焚。但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里，他能想出什么办法呢？他能去找谁帮助呢？几十年战斗过来的革命同志、文朋诗友，有的已被投进监狱，有的自身难保。过去给他们看病的王历耕医生，也已被赶出北京医院。其他的医生不熟悉病情，难以对症下药。他每次拖着病躯陪妻子去看病，回来后全身像要瘫了一样。
  妻子看他为照料自己，气喘吁吁地楼上楼下忙碌，心疼地说：“德鸿，看把你累的，不要我的病没好，你又给拖垮了。”
  茅盾摇了摇头，安慰她：“不会的。你安心养病要紧。”
  孔德沚服药后睡着了。他望望妻子满头的白发，看看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不禁想起“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精神上经受的折磨。
  他们家有一只铜质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女神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工艺品。但是那次抄家时，红卫兵说它是“四旧”，勒令不准使用。
  有一天，儿媳陈小曼回来看到台灯上的裸体女神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便问婆婆。
  孔德沚说：“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才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添麻烦。”
  1969年春天，经化验、检查，孔德沚的尿糖已得到控制，血压亦正常，只是冠状动脉硬化稍有进展。医生对茅盾说：“这是老人常见病，她七十三岁，没有大关系。”
  然而妻子比以前瘦了许多，“这是否与病有关？”他问医生。
  医生没好气地反问：“千金难买老来瘦，你不懂？”
  茅盾想，这话很对，老年人与其肥，不如瘦，她过去太肥胖。这下瘦了，也许是好兆不头。
  秋凉后，孔德沚更加瘦弱，而且下肢浮肿，只是血糖、尿糖仍然正常。茅盾天天服待她吃药，虽未见好转，也未见加剧。
  到11月，他发现妻子突然食欲不好，服了开胃药，才有所好转。年底，又食欲大减，手也浮肿，服了中药、西药，仍不见效。
  “今年一月中旬，体力益弱，行步须扶持，且甚慢，已不下楼。此段时间，连进医生三次门诊，医生只谓老年，积久慢性病等等。除服常服之四、五种药外，别无他法。”（致陈瑜清信）
  到1月24日，孔德沚白天昏昏欲睡，饮食不进，前半夜却不能入睡。
  有人对茅盾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他“啊”了一声，才觉得不妙，慌忙送妻子进医生急诊。
  此时，孔德沚已神智昏迷。经过验血，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
  抢救了十多个小时，无效。
  这天是1970年1月28日。孔德沚──这位茅盾一生的贤内助，终于抛开了老伴和儿孙，与世长辞了。
  对于已经处在风烛残年中的茅盾，这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
  妻子火化那天，茅盾悲痛欲绝，默默垂泪。他和儿子沈霜、媳妇陈小曼等七八个亲属，还有叶圣陶及其儿媳，参加了火化仪式。冷冷清清，唯有衣情与哭声。
  在致表弟陈瑜清的信里，他叙写了妻子的病情、医疗及逝世的情形后说：“德止七十三岁，未为短寿；观其病中痛苦，逝世亦为解脱，惟孙儿女皆未成立，她死时必耿耿于心也。”
  他还告诉表弟：“我精力大不如去年，懒动，即作此一书，亦辍笔数次方才写完。据此可想见为废物矣。”（7月7日信）
  后来又写道：“我自前年下半年就日见衰弱，去年德止病中，我强打精神，照顾病人，但自她故世，我安定下来，就显得不济了。现在上楼下楼（只一层而已）即气喘不已，平地散步十分钟也要气喘，医生谓是老年自然现象，无药可医，但嘱多偃卧，少动作。如此已成废人，想亦不久于世矣。但七十五岁不为寿，我始愿固不及此也。”（10月15日信）
  我把妻子的骨灰盒捧到自己卧室里，搁在五斗柜上。常常站到骨灰盒前，久久地凝视着，两行老泪禁不住潸潸而下，往事便潮水般地在他脑海中涌现。1949年解放后，新的生活召唤人们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一天，妻子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您也为我安排一个工作，我也要参加革命！”周总理认真考虑后，回答好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那时，妻子听话地点了点头，从此便把照顾他生活起居当作党交给的任务。而今，在他最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却被死神夺走了！
  茅盾痛悔自己没有早想到给妻子多准备胰岛素，没有早想到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没有早想到分出一些时间和妻子到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