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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茅盾读了一个中学生的诗稿之后，提出四点具体的意见，然后又写道：“……我这样说，也许你要灰心吧？不要灰心。文学创作本来是艰辛的精神劳动，不能设想一写出来就好，而要千锤百炼，慢慢地写好起来。”
  读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说：“你在农村从事生产，爱好文艺但无人指导。你这种苦闷的心情我是体会得到的。……自己学习文学，千万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来。”
  有一个小学教师写了一篇《苏小小》寄给他，他读后诚恳地告诉这个作者：“一、你是完全‘创造’了苏小小的故事──就是说，你只借用了传说中苏小小的名儿，而完全照自己的意思编了苏小小的故事。我们所说的‘推陈出新’不是这样办的。二、当然，写历史小说，可以加上相当成份的想象，但主要情节不能‘杜撰’。历史小说如此，根据传说的小说亦应当如此。三、从艺术看，你这稿本在结构上缺乏剪裁，在人物描写上也不深刻。文字清顺，但不生动──即，应浓郁处不浓郁，应悲壮处不够悲壮；而对话亦不能做到‘如闻其声’。四、我以为历史小说实在比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困难得多。你还是写现代生活──你最熟悉的小学生生活吧。这也是十分需要而恰恰又是很少人去写的。”
  他写了许多评论小说的文章，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0年优秀短篇小说漫评》等等。
  对提高青年作者写作能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茅盾评介了《洼地青春》（申蔚）、《七根火柴》（王愿坚）、《进山》（勤耕）、《忆》（绿岗）、《百合花》（茹志鹃）、《暴风雨之夜》（管桦）等作品。
  对于其中的《百合花》和《七根火柴》，尤为赞赏。
  《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他满腔热情地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与此同时，《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也读到了茅盾的这篇评论。那是六月的一个傍晚，王愿坚正收拾行装，准备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接到了刊有茅盾评论的《人民文学》。
  他读后感到十分惊奇：文章分析得那么细致，连他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都被看出来了。他数了一下，茅盾对他那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详加评论，给了他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借着这亲切激励，我这支火柴燃烧起来，几天以后，在十三陵工地劳动的空隙里，在一棵苦楝的树荫下，我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现在我已不是青年了，可是，当今天的中学生在课本上读到这两篇习作的时候，可曾知道，这稚嫩的幼芽曾受到茅公的心血的灌溉？！”
  1961年初春，在中国作协的茶座里，经杨沫介绍，茅盾和叶圣陶两位老作家认识了王愿坚，亲切地和这位青年作家打招呼。王愿坚刚开口向两位长者问好，茅盾却微笑着对他说：
  “你写得好，写得比我们好！”
  王愿坚楞住了。
  茅盾看出了他的惶惑，补说了一句：“比我们象你们这个年纪写得好。”
  王愿坚呆了，连茅盾、叶圣陶两位老人跟同桌的其他青年作家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清，直到两位老人离开他们的桌旁，他才清醒过来。只见茅盾走了两步，又返回到他身边，轻声说道：“多读点儿书。”
  几年后，王愿坚回忆道：“这一夜，我流着泪，反复地思索着这几句话。我知道，这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在这样溢着暖人的深情的话里，我又看到了那颗博大而又温暖的心。
  这心，向着文学，向着青年人。”
  一个一个文学青年像着小苗，经过茅盾这位老园丁的培育，浇灌，长大了，开花了。严文井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无数青年作家的心声：
  在您面前，青年学艺者们从来不感到拘束。虽然繁琐、浅薄、平庸，大家总是能对您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艺者相继找你求教。您总是耐心地倾听，然后平静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仁慈和鼓励。
  能给予这样的仁慈的，唯有真正的长者。
  能给予这样的鼓励的，唯有真正的勇士。
  我忘不了您那双同情的眼睛。在您面前，小草有了继续生长的信心。
  五五、沉默，沉默
  1963年12月23日早晨，茅盾吃了妻子给他做的早点，穿上黑大衣，匆匆出门。
  他是去参加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昨天接到通知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学习。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本月12日对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其是有：“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茅盾坐在会场里，直到会议结束，未说一句话。和与会同志分别时，他也没跟他们打招呼，只是默默地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同志握了握手。在汽车里，他靠在后座上，一直闭着眼睛。
  回到家里，就向书房走去。妻子问他要不要给给饭，他挥了挥手。看到丈夫脸色阴沉，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孔德沚没有问，悄悄地拉上了门，退了出来。
  茅盾担任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和《译文》两个杂志的主编以来，写作的评论和文章有一百多万字。从1949年10月1日发表《略谈工人文艺运动》至今，他评论的作品有一百多篇（部），论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的文章有几十篇。他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撰写了《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坚决完成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等等。他所热心提倡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文艺，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
  夜晚睡在床上，他辗转反侧，几次起来报安眠药，喝水，解手。
  妻子问他哪儿不舒服，他也缄默着，没有答话。
  1964年新年，茅盾参加了中国文联各协会的文艺整风会。各协会党组领导干部都对照“批示”进行检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他坐在一旁，沉思不语。
  他能说什么呢，违心为“批示”说好吗？或是不顾事实地把十多年来自己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吗？
  7月12日，茅盾又参加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负责人的会议，听周扬、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在6月27日作的另一个批示。批示中有：“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多么可怕！他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岂非罪魁祸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到头来，竟是如此结论！
  听过传达以后，茅盾更加沉默了。他什么意见也不说，什么文章也不写。
  此时无声胜有声！
  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一场连着一场。江青在会上大放劂词，把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为帝王相歌功颂德”，舞台上“群魔乱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把一批优秀影片打成“大毒草”，其中包括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
  坐在主席台上的茅盾听到江青点了《林家铺子》的名，心中一震，知道江青又要搞什么阴谋了。但他缄口无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写回忆录才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三十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的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现在翻翻三十年代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的某些评论，又回想当年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觉得两者之间的观点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从听传达“两个批示”开始，茅盾就沉默了。不少刊物的编辑前来约稿，他都一一谢绝。
  7月号的《作品》刊出他写的评论《读〈冰消雪暖〉》，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十二年之久，报刊上再也没有见到茅盾的文章。
  陈白尘写道：“在那一个混乱的年代，甘于寂寞，甘于沉默，是一个伟大革命者的一种武器，也是对跳梁小丑们最大的轻蔑！”吴奚如则写道：“茅盾同志不为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所慑，不为虚伪而玄高的政治所感，始终保持冷静的沉默、严峻的沉默，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伟大文学家的政治风格！”
  这年12月20日，茅盾作为山东省选出的人民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会议结束，他就被免去了已担任十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职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五六、总理保护，免遭劫难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炮制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后，全国各地涌起了批判“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浊浪。一大批优秀作品被打成“毒草”，许多知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导演、演员被诬陷为“牛鬼蛇神”、“判徒”、“特务”、“黑线人物”，遭到了批斗。
  茅盾也被江青点了名，指斥他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院里，已刷出许多批判茅盾作品有大字报，说他“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劳动人民”；他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文学新人。此时竟被加上“和党争夺青年作家”的吓人罪名。
  在这阴云密布的时候，他除了出席半月一次的政协座谈会，应邀参加一些外事活动，有时去医院看病以外，大部分时间闲居在家，看报、听广播、读书，或者依照过去的习惯，将旧的德文版《新闻导报》对半裁开，细心装订成册，加上用彩色画报纸作的封面，制成一本本日记本。长期来，他就用这种自制的本子记日记。
  对于政治形势，谨言慎行的茅盾在日记中避而不谈的。但有时也偶而流露出一些情绪。
  他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七时赴人大三楼看电影《桃花扇》，此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