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报刊发表文章，称赞它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一部用血写成的特务反动分子罪行的记录’，‘是胜利后一本最爱欢迎的书’等等。这就既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也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国民党紧急下了命令，到各书店查禁。共产党则在各解放区翻印，向广大群众推荐，有的单位甚至把它规定为学习材料。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子夜》是国外版本最多的，而《腐蚀》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想不到作为‘紧急任务’赶写出来的这部小说，竟发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当时《新华日报》发表了陈稻的《介绍茅盾先生的〈腐蚀〉》，指出：
  “惠明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不仅惠明如此，过去、现在和将来许多被害的人们也要跟着这唯一的道路打到光明。”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李伯钊的《读〈腐蚀〉》，称赞《腐蚀》“是一篇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有力的控诉书”。
  现在，茅盾听说柯灵要改编《腐蚀》，他表示同意，并对改编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意见。
  这年下半年，柯灵编剧、佐临导演的《腐蚀》，由香港文华公司拍摄成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
  然而，不久《腐蚀》忽然莫名其妙地停映了。柯灵感到很奇怪，就去打听。答复是：
  《腐蚀》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回答是：特务是应该憎恨的，而《腐蚀》的女主角却使人同情。
  柯灵写道：“这理由当然无可訾议，而且牵涉到危险的立场问题：同情特务，还得了吗！”
  他说，“照我粗浅的想法，惩治特务，律有明文：‘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腐蚀》的女主角是被拐骗走的，正是胁从分子，衡之以政策，不是很好的配合吗？而且，观众如果同情失足者，自然会更引起对特务制度的憎恨。分化瓦解敌人，作用下地在于此。但到了文艺作品中间，不知何以就变得如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一个天良未泯的失足者（实质上也是被害者），连少许的同情也靳而不予？”
  电影剧本的编写是根据原著的。当影片《腐蚀》遭到停映有厄运时，揣为文化部长的茅盾，犹如挨了一记闷棍。按照他的性格，如在过去，他必然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论争。当《蚀》三部曲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的攻击时，是如此；当“第三种人”诬蔑鲁迅和他写的杂文时，是如此；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是如此。而如今，他却默无一言。
  对于茅盾的不置一词，没有表示态度，柯灵说：“我不信他心里没有任何想法。”
  是的，茅盾并非没有想法，而是当时没有形之于语言文字。那时，他不仅知道影片《腐蚀》被停映，是因为公安部门提出了意见，而且还听到一位很有权力的人指责《腐蚀》“不该给赵惠明这样一个满手血污的特务以自新之路。”还批评原著：“这是一本对特务抱同情的书。”茅盾对于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指责，当然不能接受。直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腐蚀》时，问他对原书有无修改，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作任何修改”。并且在《腐蚀》新的《后记》中，对人们加给该书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一一作了分析。他写道：
  “《腐蚀》是采用日记体裁的，日记的主人就是书是的主角，日记是的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的辩护等等，如果太老实地从正面去理解，那就会对于赵惠明发生无条件的同情；反之，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九四一年向作者提出要求给予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的大多数读者，是看清了赵惠明的本质。”“我想，如果我现在要把蒋匪帮特务在今天的罪恶活动作为题材而写小说，我将不用日记体，将不写赵惠明那样的人，──当然书名也决不会是《腐蚀》一类的词儿了；但《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恐怕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而会弄成进退失据罢？”
  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茅盾又挨了一棍。那是1951年初的一天，一位部队青年作家白刃来拜访茅盾。他将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递给茅盾，请求为这部作品写一篇序。并且希望能早点交给他，他所在的中南军区领导已经看过原稿，这个月就要出版。
  茅盾一贯热情扶掖青年作者，便答应读过作品之后，尽可能满足他的请求。
  1月8日，茅盾出席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学典礼后回到家里。灯下，他伏案为《战斗到明天》作序。这篇序的天头是：“读了《战斗到明天》，我很受感动。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接着指出：“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优越感、自由主义，都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作者是以这一点作为主眼来写这部小说的，他获了成功。”又具体分析了小说中几个知识分子的性格，称赞作者对孟家驹“处理得颇为细心”，“林侠、辛为群、沙非，这三个人物，作者写的比较多，也写得有声有色。”又指出，对焦思宁“写的较少，而且形象也比较模糊。”还批评作者对“这几个正面人物的思想改造的过程都表现得不够多。”“形象性似嫌不足。”最后，他写道：“尽管有上述的这些美中不足，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自五四以来，以知识分子作主角的文艺作品，为数最多，可是，像这部小说那样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却实在很少；我觉得这样一种题材，实在也是我们的整个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因而是值得欢迎的。”
  《战斗到明天》出版后不到一年，白刃受到了所在部队粗暴的批判。他很痛苦。他后来写道：“一个初生的婴儿，被掐死在摇篮里，还指责母亲生的是怪胎。母亲痛苦地分辩说，婴儿长得不漂亮，生理上可能有缺陷，却不是怪胎。然而族长专横地讲，不是怪胎也是毒瘤！权掌在族长手中，谁敢不服？母亲只好打掉门牙连血咽，暗自饮恨伤心！”
  为这部小说作序的茅盾也受到了牵连。1952年3月上旬，《人民日报》编辑部转给茅盾三封读者来信，指名批评他为《战斗到明天》作序。
  这是茅盾作序时未曾料到的。他把《战斗到明天》找出来，又读了一遍，再看看自己写的序，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战斗到明天》是有缺点（他已在序中指出），但是对于读者来信中指责的没有以工农兵为主角，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这种观点，他不能同意。况且，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主张“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至于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则更不同，他们实际上也是“兵”。茅盾早年创作《幻灭》、《动摇》、《追求》之后，也曾受到过类似的粗暴批评，他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忿忿地说：“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
  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
  茅盾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置之不理吗？显然不行。回信答复吗？又怎么写才好呢？
  最后他给《人民日报》写了复信。在这封信里，他承认自己为《战斗到明天》写的序没有写好，是“匆匆翻看了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的，不严肃的表现。”他还承认，这篇序写的不好，“又与我之存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信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要勇于接受教训，勇于改正；我接受这次教训，也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
  过了几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信。还加上了编者按。对于这种做法，尽管茅盾很有意见，但他也只能默然受之。
  白刃从报上读到《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反复念着结尾那一段话，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从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痛苦的深渊中挣扎起来，克服了沮丧的情绪，振作起修改全书的勇气。1958年，经过彻底修改的《战斗到明天》又出版了。
  岂知十年浩劫中，白刃连同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又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到了反平。1982年，《战斗到明天》的第三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刃特地在《前言》中写进一段话：“十分抱歉！当《战斗到明天》第一次遭到围攻之时，茅盾同志也受到了连累。（这件事至今想来，心中仍感到不安。）但是茅盾同志仍以长者之风鼓励后进的精神，在报上公开指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要我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
  五四、培育文学新人
  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之后，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正在陆续建立起来，各项事业都处于草创阶段，需要他去帮助规划和加强领导。
  他还要参加许多处事活动，或出国开会、访问。
  他在三十年代培育的新文学工作者，现今大都已是中年，成了文学各个部门的中坚力量：
  有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干部；有的是各省、市的文学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的在主编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逢年过节，这些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常去拜望茅盾。他们看到茅盾面容微黑而红润，精神旺盛，像年青了十岁。茅盾见到老朋友，也满面春风，抱歉而幽默地说：“做官了，想跟老朋友聊聊的时间也少了！”
  虽然如此忙碌，茅盾却时常考虑析文学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人如何培养。
  有一天，《华北文艺》的编辑康濯来访问茅盾。他说他写得少，“上学连高中都没毕业。”
  茅盾鼓励他说：“你上了解放区的战争大学，这比什么学校者宝贵啊！”当听到康濯说“读书太少，知识太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没学过几本；有点生活，往往苦于很难表现。”茅盾对他说：“今后条件不同了，读书好办些了。以后可以建议国家措施，对有的作家一时着重安排学习、读书、提高，有些国统区缺乏生活的作家，就应该着重到工农兵当中去。”
  这件事，又促使茅盾进一步思考如何尽快地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经过筹备，1951年初，经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的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讲所开办以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在第二次全国文坛会上，茅盾作《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此时当然不可能像他过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那样，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并对一些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定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对他这个当时还是普通青年作家的稿件会那样尊重。他觉得茅盾的意见很中肯，对照着进行了修改。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后来，马烽发现茅盾不仅在繁忙的工作空隙里读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不少作品加以分析，写下中肯的评论。”其中也读到了我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寄托着他殷切的希望。我看后感动得流泪了。很显然，他关心的不是某一个人认识的青年作家，而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代；他关心的不是某一篇作品，而是整个新中国的文学事业。”
  有一天，茅盾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