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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样艰难的“交谈”，茅盾夫妇弄清了几个最简的问题：玛娅今年二十岁，在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还没有男朋友。
  玛娅也了解了他们的一情况，知道了祖母已去世，用俄文给她写过信的姐姐亚男也去世了，哥哥阿桑在解放区工作。
  她说，她母亲（张琴秋）从东北给她来过信。
  中午了，茅盾夫妇留她吃午饭。玛娅不肯，他感到可能学校有什么规定，但是茅盾和妻子还是硬拉她去餐厅，请侄女吃了一顿法国大菜。看着侄女吃得那么有滋味，两人眯着笑眼，打心底里高兴。茅盾想，看得出，这要丰盛的法国大菜，她有生以来还从未享受过。
  临走时，玛娅通过两用字典对他们说，明天带了翻译再来。
  第二天下午，她带来了两个男青年，一个是张太雷的儿子，另一个是刘少奇的儿子。靠了这两个翻译，茅盾夫妇和她的谈话方便多了。他对侄女谈到他们的家族，他们这些年的经历，沈泽民的一生，还谈到了国内的形势，又问了她和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又叫玛娅来玩了几次。对他这个唯一的侄女，茅盾怀有很深的感情。
  他说：“玛娅是很可怜的，她刚出世，父母因要回国搞革命，不能带着她，就把她一人留在苏联，送进国际儿童院，等于是孤儿。现在看到她长得很结实，──她爱好运动，又上了大学，我们总算放心了。”
  下午，他和妻子出席了苏联作家协会的茶会。叶洛菲也夫向他介绍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娜塔霞，从前就住在这幢房子里。
  从1月3日起，紧张的参观活动开始了：去红军博物馆、列宁图书馆，上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访《儿童真理报》编辑部、红十月工厂……。
  晚上，经常是观看文艺演出。5日晚上，主人安排他俩去欣赏苏联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是茅盾第一次看芭蕾舞，也是第一次欣赏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他说，“我被那美妙的音乐、迷人的舞姿和瑰丽的场面所征服，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在日记里又写道：“《天鹅湖》第一次在‘大戏院’上演，为一八七七年。那时的观众不用说都是贵族和富人，可是今天同在大戏院上演，观众却是工农子弟了。这些人，在当年恐怕连远远站着望一望大戏剧的都是不许的。”
  后来，他们还去“莫斯科列宁勋章马戏院”观看了马戏。
  莫斯科气候寒冷，主人见孔德沚几次患感冒，就派人陪同他们先去南方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访问，参观当地的革命遗迹，观看民族歌舞和话剧。
  一个月后，回到莫斯科，茅盾急于访问几位苏联作家，这是他“访苏的一个重要目的”。
  叶洛菲也夫对他说，已经为他作了安排，卡达耶夫、马尔夏克、西蒙诺夫、吉洪诺夫都在莫斯科。
  2月15日，大雪纷飞。中午，叶洛菲也夫和翻译史班诺随车来接他和夫人前往卡达耶夫住的公寓。茅盾对这位作家比较熟悉，是他的小说《团的儿子》的中文译者。
  两人一见如故。茅盾带了一部中译本《团的儿子》──上面有签名和图章，送给主人。
  卡达耶对中国的图章很感兴趣。他也拿出一本最新版的《团的儿子》，题上字签了名，回赠给茅盾。于是两人从这部小说的创作开始了交谈。
  “你在《团的儿子》里写了炮队军官──叶拉吉耶夫上尉，这一位炮队军官太可爱了，跟凡尼亚一样的可爱。你挑中一个炮队军官作为这部小说的重要角色，是不是跟您青年时代曾在炮队服务过有点关系呢？”茅盾问。
  卡达耶夫回答：“我倒没有想起过。”可是他承认，一个人往昔的生活经验的印象，“常常会场写作时忽然来了，──并不是你特地召它来，而且在它忽然来了以后你也还不觉得呢。”他说自己在《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这篇小说里，用玉蜀黍来比拟一个女子的牙齿，为什么会用到这样一个比喻呢？“当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后来记起，这是我幼年时的一个印象。”
  对于他的构思、搜集材料，茅盾也发生了兴趣。得知这位作家平时像契诃夫一样也写笔记，已积有二十多册。
  卡达耶夫问茅盾是否写笔记。
  “平常我是差不多不写笔记的，只在构思一篇作品的时候，这才做起笔记来，──这实在就是那作品的大纲了。时时修改，最后的形式也许和最初的完全两样。”
  他们还谈到了方言和文学的大众化、民族性。
  第二天，茅盾夫妇去访问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他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作家已有孙子，家里的客厅很大，摆满了书架、钢琴等物，和卡达耶夫一样，有着专用的书房。想起自己在上海的家，卧室兼书房，只有他们的一间书房那么大，不禁感慨得很。
  对于马尔夏的儿童文学作品，茅盾极为称赞，说是写出了“全新的作童文学”。
  过了一日，他和妻子冒着严寒到西蒙诺夫家访问。会客室的方桌上已摆好了各种点心和瓶酒。好客的主人邀他们举杯，为中苏友谊和中国进步作家们的胜利干杯。
  酒是甜的，茅盾却只能抿一口，便放下了酒杯。
  西蒙诺夫见了，笑着说起他游历捷克时的一则“见闻”：在布拉格一家酒店的墙上，有这样的铭辞──“喝了呢，醉死；不喝呢，又要渴死。喝吧！”说着又对他举起酒杯。
  “这个铭辞应该还有半段，醉死常有而渴死不常有，也应当试一试如何而渴死。”茅盾也笑着举起杯。茅盾知道西蒙诺夫这时年方三十一岁，已得过四次斯大林文学奖金，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对于他谈话如此直爽、风趣，感到很亲切。
  在临告别时，茅盾又向主人提了一个问题：“你的处女作是什么？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西蒙诺夫说他少年时在飞机厂工作，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工程师，而他吊儿郎当，使得父亲很生气。至于处女作，他说：“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那是用诗体给一个女子写的一封情书。自己以为是很用心写的，可是没有结果。所以这‘处女作’是失败了！多年以后，才用诗体来写作。这回不是情书，而是历史，对象也不是女人了，而是民族英雄亚历山大·尼夫斯基。”
  两人都哈哈大笑。茅盾想，下次写访问记，这可是个生动的材料。
  吉洪诺夫，是茅盾在苏联访问的最后一个作家。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殷勤接待了他和妻子。他看到吉洪诺夫的书桌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小玩意：木、石、牙、雕刻、泥塑、人像、飞禽、走兽、花瓶，什么都有，而人像尤其多。其中的一个青田石雕的山水形笔架，把他吸引住了。
  “这是中国的，”吉洪诺夫说。
  “而且还是浙江的，所以我特别感到亲切。”主人从书架上限下一尊泥塑弥陀佛，赞叹道：
  “你看，多么精致的艺术品！这也是中国民间艺术家的作品吧？”
  茅盾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听老作家接着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我很羡慕叶洛菲也夫，他到过你们伟大的国家。”
  主人深情的话语使茅盾感动。他说：“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吉洪诺夫先生能够到中国游历。”又指着青田石笔架和泥塑弥陀佛说：“并且，能亲眼看到这些小小美术品的小小的作坊，以及作坊里世世代代相传的手工艺人。”
  “好的，盼望能有这一天，”吉洪诺夫笑道，“中国人民为了自由解放而英勇斗争，最后的胜利现在是不远了。”
  他们交谈起两国文坛的情况。主人说，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开会时，有一个中国女作家从德国来，在大会上报告她地德国被捕的经过。
  “这位女作家的名字是不是叫胡兰畦？”茅盾插嘴问。他在写《虹》时把胡兰畦作为女主角模特儿，但他和胡兰畦从未见过面，只听说过有关她的情况。
  吉洪诺夫答道：“是的。是叫做胡──胡一边报告，一边就哭起来了。那一次大会，高尔基也在场，高尔基也哭了。”
  茅盾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博物馆、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涅克拉索夫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等。他在和国内的朋友通信时，感叹地写道：“在苏联，每个故世的著名作家，国家都为他成立博物馆。可我们现在连鲁迅博物馆还没有呢！”
  他明白，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对鲁迅、郭沫若等名作家的作品禁都怕禁不了，哪里还会设立博物馆呢！这只能盼望新中国建立后去实现。
  4月5日晚上10点50分，茅盾和孔德沚乘坐的“莫斯科──海参威”国际列车开了。他们含着热泪，挥手向送行的侄女玛娅、叶洛菲也夫和其他苏联朋友告别：“再见了，玛娅！
  再见了，朋友们！”
  五一、迎接解放
  茅盾于1947年4月25日傍晚，走下“斯摩尔纳号”的舷梯，被朋友们簇拥着回到大陆新村的家里。
  从去年12月5日登上“斯摩尔纳号”到这一天，一共四个月零二十天。当他们重踏上祖国国土的时候，国内的局势已十分严峻：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扩大，这年3月9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被迫全部撤回延安。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以二十三万兵力向延安进攻，19日占领延安。
  茅盾分析：我刚刚访苏归来，这是其他作家没有的有利条件，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苏联上。蒋介石虽然利用苏军在东北的某些行动煽动了一次反苏浪潮，但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禁止介绍和宣传苏联。
  在几个月里，他出席朋友们的小型集会，接受报刊记者的采访，应邀到一些大学和文化团体作访苏的讲演。他发现人们对苏联的一切都感兴趣。有人还向他打听“苏联有没有乞丐”？他回答：“我见到战争中的孤儿，却没有见到乞丐。”
  5月上旬的一天，金仲华来找茅盾，看到他带回了一本英文版的《俄罗斯问题》，又听他说在苏联时访问过西蒙诺夫，还观看了《俄罗斯问题》的演出，便约茅盾赶快翻译出来，交给他主编的《世界知识》周刊连载。
  不久，《俄罗斯问题》陆续发表了。他的《游苏日记》也在《时代日报》上开始连载。
  他还陆陆续续地写了二十二篇介绍和宣传苏联的文章，其中的大部分收入后来出版的《苏联见闻录》里。所以他说：“在1947年，我成了苏联问题专家。”
  这年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以“民盟参加匪方判乱组织”的罪名，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民盟总部被迫发表“辞职”和“解散总部”的声明，以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命令。沈钧儒等民盟中的左派代表，决定出走香港，继续进行斗争。
  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派人通知茅盾等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转移到解放区去。作为过渡，第一步先到香港。”
  12月14日清晨，茅盾悄悄地离开了大陆新村寓所，由叶以群陪同，乘船去香港。
  孔德沚留在上海，替他放烟幕，对外界说他“回乌镇去了”。在茅盾抵达香港两个星期之后，她才和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结伴，同船到达香港。
  茅盾是第三次来香港了。他看到这时的香港热闹非凡，熙熙攘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英帝国，元气大伤，自顾不暇，这时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中立、不介入的态度。
  在报刊上，只要不反对港英当局，不干涉香港事务，什么文章都可以发表。因此，茅盾等都觉得来到了一个小小的自由天地。他们在《华商报》、《文汇报》上大登新华社电讯，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
  “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真像升入了天堂呵！”他兴奋地对叶以群说。
  那几天，茅盾和朋友们碰在一起，常常谈到战局，谈到各战场上各路解放军的胜利，议论毛泽东在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全会上作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提出的种种重大问题，使他眼界开阔，心潮澎湃。在为1948年元旦写的迎新献词中，他怀着激情写道：“新年见面，例应祝福。我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士：更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