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公，您的《清明前后》交给我们演吧！”4月初，赵丹登门拜访，一见面便对他说，“我和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从新疆监狱中逃出的难友，刚刚组成了中国艺术剧社，决定第一个戏就上演您的《清明前后》，并且由我担任导演。”
  “啊，那可太好了！”茅盾深为感动，但他考虑到该剧社初创，万一演出失败，将会影响剧社的前途和几个十个人的生活，就劝赵丹说，“这件事对你们非同小可，你可要慎重呀！”
  “我们考虑过了，愿意冒这个风险，相信这个戏会取得成功。沈先生的脚本我已读了三遍，从内容讲，这剧本具有尖锐的、丰富的现实意义，正是当前最需要的。只是从演出的角度看，怎样使它能够更加……”
  看到赵丹欲言又止，茅盾笑道：“请只管大胆说，是不是有些地方不合话剧的规律？”
  “不是这个意思，”赵丹接着说，“我是说如何加强戏剧效果，怎样更能出戏，说干脆点，沈先生能不能允许我这个导演对脚本作一些技术性的变动，譬如把太长的对话改得短些，把某些情节改得更富于戏剧性些？……”
  “可以，完全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能加强演出的效果，你尽管全权处理。”
  “沈先生这样信赖我，使我信心倍增。等我把脚本改好，就送来请您过目。”赵丹说。
  “不必了，”茅盾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排练，争取早日公演，要趁现在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的机会，把戏推出去。我想，老蒋囿于目前国共谈判的形势，大概不好意思下令禁演。你既看过脚本，总有一个修改的想法，你现在就可以谈一谈，大的改动有吗？”
  赵丹说：“大的改动只有一处，就是把全剧的演潮移到最后一幕，现在的高潮在第四幕，第五幕又低落下来了，所以想把四、五两幕颠倒一下，或者把两幕合并为一幕。另外一点比较大的改动是金澹庵，他是官僚资本的化身，我打算一直不让他出场，却又随处使观众感到有他在幕后，直到最后一幕全剧达到高潮时，才让他出场亮相。您看行不行？”
  茅盾感到赵丹所提两点大的改动，都很有理，便欣然同意了。
  9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一则广告：“中国艺术剧社不日公演茅盾第一部剧作《清明前后》，导演赵丹，舞台监督朱今明，演员王为一、顾而已、秦怡、赵蕴如、孙坚白等。”
  这天晚上，茅盾偕夫人进城看了彩排，发现赵丹扮演了那个只露一面的金澹庵。
  9月26日，《清明前后》正式公演了。第一天的上座率只有六、七成。茅盾心里很担心，怕演出成了兔子尾巴。第四天，他不放心，戴了一副墨镜，悄悄去察看售票情况。他大吃一惊：嚯，售票处排起了双行长队！
  后来他听说，从第二天起，上座率就逐日增加了。由于场场爆满，星期日还要加演一场。
  演出气氛热烈，剧场内掌声不绝。记者在报导中称之为“罕见的现象”，“盛况空前”。
  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当时《清明前后》已连续演到第三个星期，12日茅盾就听到消息：当局要停演《清明前后》。他想，赵丹他们的剧团已打响了第一炮，我的剧本也走到了大众中间，停就停吧。
  然而停演并未成为事实，不仅如此，国民党的中央电台还在10月16日设立了一个特别节目，介绍《清明前后》。但他们的“介绍”却是：这个话剧内容有毒素，观看过此剧的人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弄，没有看过的，切切不要去看。
  岂料他们这么一广播，反而帮茅盾和赵丹的中国艺术剧社做了义务广告，观众更加踊跃。
  不少工厂的老板看了《清明前后》的演出，大为感动，居然慷慨解囊，包场招待他们的职员、工人看白戏。
  有一天，茅盾收到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四川厂的一封信，希望他能允许该厂排演《清明前后》。茅盾在信中表示，欢迎他们排演《清明前后》，他将不收取演出税。这个工厂公演了好几场。他们给茅盾寄来了铅印的说明书。
  10月8日，工业家吴梅羹、胡西园、胡光尘等六人，特地设宴招待茅盾和演出人员。
  吴梅羹说：“我们工业界的人看过《清明前后》的，很多人被感动得流泪。这是因为我们工业界的困难痛苦，自己不敢讲，不能讲的，都在戏里讲了出来，全都是真实的。”还有人希望茅盾再写一个《中秋前后》。
  这样一部深受欢迎的好戏，刺痛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中枢神经，成了他们的心头病，虽然不敢公开明令查禁，却在11月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一份密电：“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主任道藩10月30日函，‘为茅盾（即沈雁冰）所著之《清明前后》剧本，内容多系指责政府，暴露黑暗，而归结于中国急需变革，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种种影射既极明显，而诬蔑又无所不至，请特加注意’等语。查此类书刊发行例应禁止，惟出版检查制度业经废止，对该剧本出版不易限制；固特电达，倘遇该剧上定及剧本流行市上时，希即密饬部属暗中设法制止，免流传播毒为荷。”
  茅盾当然无法知道此事。到1946年4月9日，他才从《新华日报》上读到一则报道：
  茅盾名著《清明前后》，国民党当局密令禁止，电饬各地暗中制止上演出售。
  茅盾指出“张道藩”的名字对妻子说：“哼！这位当面对我十分恭维，在我五十寿辰时又称我‘没有矛盾’的国民党‘党国大员’，终于在我背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破例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四九、哭爱女
  从1940年秋天离开延安，茅盾和妻子已有五年没有见到女儿、儿子了。
  “哎，把亚男、阿桑丢在延安吃苦，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孔德沚常常对丈夫絮叨。
  茅盾也不时想念一双可爱的女儿。他在《感怀》一首诗里写到他对儿女的思念之情，说自己虽然离开了延安却时时引劲向北国。“双双小儿女，驰书诉契阔。梦晤如生平，欢笑复呜咽。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中夜起徘徊，寒将何凄切！”
  几年来，他们给儿女寄过不少信，也接到过孩子的一些回信。儿子来信很少，因而读女儿的信，就成了茅盾和妻子这几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亚男的每封信都给他俩带来无限的慰藉，每封信都充满了对父母的爱。有一次，亚男在信里写道：
  “爸爸胖了，这倒是令我们高兴的，爸爸不是从来都是瘦的吗？现在怎么会胖的？我有点想不通，因为照理说近年来只有更辛苦。妈呢？胖瘦？我希望她结实些，不要再虚胖，到重庆逃警报也不方便。甲状腺现在是否完全好了？念念。”
  两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仿佛女儿就在眼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喜讯传来，举国欢腾。过了几天，茅盾夫妇接到了女儿的来信：
  “爸、妈，我很高兴，敌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等得十分心焦的见面日子等到了，我们一定不久就可以见面。”
  “德鸿，你快设法把亚男、阿桑接到重庆来，即使让我见上一面也好啊！”妻子急切地说。
  茅盾深知妻子思念儿女的感情，答道：“我懂。这几年你跟着我到处奔波，形影不离，然而你的心有一大半在孩子那里，这我知道。你放心，一有机会，我就向恩来同志提出，想法把他俩接来。”
  近一个月来，茅盾曾几次进城去郭沫若家里参加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时局讨论会，也几次出席周公馆的文艺界集会，见到过周恩情为副主席。但都因人多和匆忙，没有找到机会。
  在约9月20日，茅盾因腹泻躺在全国文协的宿舍里休息，等妻子进城接他回唐家沱。
  以群坐在他对面的床上，正跟他谈报上的一篇杂文，这时，刚从延安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刘岘夫妇走了进来，还带着他们五岁的小女儿。
  “沈先生，您好！”
  “啊，刘岘！”茅盾见到这位曾为《子夜》刻过插图的青年版画家，显得十分高兴，边忙问，“你们哪天到的重庆？”
  看到茅盾要穿鞋下床，刘岘急忙伸手劝阻。
  他只好依靠在床栏上，眼睛闪着光，向刘岘询问延安文艺界的情形，还问了解放区的各方面情况，……他是什么都想知道呵。
  刘岘一一地回答了他的询问，并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孩子，和沈霜很熟悉，只是沈霞同志牺牲得太可惜了！”
  “你说什么？！”茅盾大吃一惊，忙问。
  看到他神色异常，刘岘不知所措，讷讷地问：“沈先生，你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快说，我女儿，她究竟出了什么事？”茅盾从床上坐了起来，紧张地问。
  刘岘像是做错了事似的，显出一副尴尬的样子，想开口又不敢开口，眼睛觑着叶以群。
  茅盾意识到女儿出事了，心想：难道会是真的？怎么可能呢？前几天还收到她的信啊！……胸中一阵憋闷涌起，使他几乎喘不过气。
  这时，叶以群告诉他：“沈先生，这是真的，沈霞同志牺牲了。恩来同志叮嘱我们暂时不要告诉您，怕你们过分伤心，弄坏了身体。前一阵您正好又赶写《清明前后》……”
  “她怎么会死的？出了什么事？刘岘，你，你对我说啊！”茅盾带着哭声说。
  刘岘看到叶以群点了点头，就说：“据说因为人工流产，手术不慎，出了事故。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
  茅盾的泪水从眼眶溢了出来，痛哭失声道：“我的亚男呀！你怎么就这样死去了，莫明其妙地死去了！呜……呜……，死于人工流产！啊，这，这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你才二十四岁，你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开始呀！你怎么就……就死了呢？
  他边哭边问刘岘：“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8月20日。”
  8月20日？都已经一个月了！茅盾心想，为什么琴秋、仲实他们不来一封信，难道能永远瞒着我们？医疗事故，随随便便害死一个人！难道不负法律责任？！
  叶以群拿出一封信，递给他：“这是张仲实托人带来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及时交给您。”
  茅盾接过信，正要看，忽听楼下传来了妻子的声音，急忙塞到褥子底下，并向叶以群、刘岘夫妇做了个手势。他妻子走进门，见他坐在床沿上，就关心地问：“病好了吗？”看到刘岘夫妇，又说，“原来还有客人。”
  “他们是新从延安来的，这是刘岘，这是他妻子、女儿。”茅盾介绍道。
  “看，这小姑娘多么像我们亚男小时候，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真可爱！”
  刘岘一听茅盾的妻子这么说，感到不妙，连忙把话岔开，与她寒暄了几句，起身告辞走了。
  女儿骤然去世的噩耗，对茅盾的打击太大了。他跟妻子回到唐家沱家里，像是害了一场大病，浑身软绵绵的；躺在床上一直昏昏沉沉，缕缕哀思萦绕胸怀。
  茅盾只有两个孩子，相比起来，女儿更使他疼爱。在他看来，女儿聪明、刻苦、懂事、有志气，比儿子成熟很多。女儿又从小爱好文学，高中时候就能写出情文并茂的散文，常常得到老师的赞扬和奖励。妻子常对茅盾说：“你的文学细胞，遗传给亚男了。”在延安时，沈霞的英语已达到了一般的水平。茅盾把她送进“抗大”，后来听人说她已是俄语班的高材生。
  从女儿的来信里，他逐渐了解到：女儿入了党，有了爱人，叫萧逸，是个文学工作者。
  一九四二年秋，两人订了婚，今年春天结了婚。当时，萧逸在延安郊区农村体验生活。一个周末，女儿背上垮包，带上几件衣服、几本书，唱着“信天游”，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萧逸那里。
  对着清冷的月光，这两个穿八路军灰布军装的男女战士结合了，没有一杯水酒，也没有一响鞭炮，有的只是两颗火热的心。
  这样简朴的婚礼，使茅盾和妻子感到心疼。他自己结婚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十多年，家中没有收笔试，而他母亲还为他花了一千元！现在女儿结婚，虽说是战争年代，但婚礼毕竟是太简朴了。这使他们夫妇觉得欠了女儿一笔债。
  茅盾怎能不悲痛万分呵！他想，女儿只有活了二十四个春秋啊！她还没有尝到人生的欢乐，就这样骤然离开了父母，而且死得又如此不值得，她怎能瞑目于九泉呀！
  张仲实的信是8月20日写的，信中说，他女儿的死是因为手术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