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花了三天时间，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妻子说他“就像批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似的”。
  小说定稿以后，茅盾将它推荐给开明书店。一年后，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胡子婴这部以“宁霖”为笔名的中篇小说《滩》终于出版了。
  在重庆《在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茅盾特地发表了一篇书评：《读宋霖的小说〈滩〉》。
  胡子婴在解放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每逢春节，总要登门向茅盾拜年、祝福，行“弟子之礼”。
  四七、第一次做生日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而说不出自己出生的准确日期，恐怕是不大有的吧。然而，茅盾却是这样一个人。
  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家进里就有一条规矩：全家人概不做生日。这条规矩，也不知道是他那主张“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牛马”的祖父订的，还是他的“维新派”父亲“变法”、“革命”的结果。总之，久而久之，茅盾既没有过生日的概念，就连自己出生于何月何日也弄不清楚了，他只记得是在“尚未入伏的某月二十四日”。
  其实，这个“某月二十四日”是错误的。直到1960年，在一些研究者的帮助下，才从他二叔那里彻底弄清他出生的准确日期：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6年7月4日。
  有趣的是在1945年6月24日中午，茅盾和他夫人一起，离开唐家沱的家，匆匆赶往重庆市区，去参加他的五十岁大寿的庆祝活动。
  这是茅盾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日”。虽然今天并非他的真正生日，往年也不是他的五十周岁，但是他对这些生活细节一向不放在心上，也就听之任之，让热心的朋友们为他操办起来。
  早在春初，中以群就对茅盾说，已打听到他五十岁了，朋友们提议要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给他祝寿。并问他生日是哪一天。
  茅盾诚恳地对叶以群说：“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代我谢谢大家。还要请你转达告他们，我不想做寿，一则过去从严不过生日，二则大家工作都很繁忙，没有必要为我的生日惊动大家。”
  谁知到了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到唐家沱看望茅盾，说他俩是专程来谈为他祝寿的事。
  徐冰还说：“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
  茅盾听徐冰说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打击反民主的势力，又是恩来同志的意见，于是同意了。他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
  我的生日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想，初夏只有六月份合适，就算作六月二十四日吧！”
  6月6日的《新华日报》登了一则消息：“本年六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6月20日，又登载了筹备会发的“通启”，其中写道：“今年沈雁冰先生五十岁了，……
  二十七八年以一，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
  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
  茅盾读了很感动。他写了一篇题为《回顾》的文章，寄给《新华日报》。假座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话会的“寿堂”里，楼上楼下，厅内厅外，已经到外是来“祝寿”的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死里逃生的赵丹等人。
  会场里张挂着贺幛、贺联，还有许多“祝寿”的诗、画、贺词、贺信。冯玉祥赠的卷轴上绘着一只寿桃，题诗：“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群寿过期颐高。”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茅盾尊兄五十寿庆”。老舍赠的贺联为：
  “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巴金的贺信写道：“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想念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叶圣陶送来一首贺诗：“二十五年交不浅，论才衡操我心倾。力排世俗暖姝者，夙享文坛祭酒名。
  待旦何时嗟子夜，驻春有愿惜清明。托翁易老岂难致，五十方如初日明。”
  客人们三三两两交谈着，谈得最多的是对茅盾的印象。
  叶以群说：“不认识雁冰先生的人想象着他的生活，总以为他整日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凝神写作，茶水、饭食都由人服侍上手……事实上，他的生活却是最朴素的，他们不惯用人，日常家务都由他夫人处理，而他也就常常自动地帮起忙来，端菜、打水、抹桌、点灯……
  他都做得非常有趣味。他常常笑着说：‘那些邻舍总觉得我们这家人非常奇怪，老爷也不象个老爷……’那些人们是不会懂得：他根本不要当‘老爷’的。他爱劳动，爱简朴生活，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天性。你们说，他这种性格，是由他那二十几年来的不怕贫穷、不怕困苦、对于革命文艺事业的坚持养成的呢，还是由这种爱简朴的性格助成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操守？”
  吴组缃则说：“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
  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柔软的光，亲切的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举，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什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
  《新华日报》的记者把当天的报纸分发给大家。第二版上有王若飞同志写的代论《中国文艺界的光荣，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贺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第三版上方是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新华副刊》以整版篇幅登载了“祝寿”的诗词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
  “抗战的胜利已经在望了，”他更加提高声音说，“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街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倘若我看不见，那我死也不瞑目的！”
  狂涛一般的掌声在寿堂里响起。庆祝茶会的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时，已是五点多钟。
  在6月24日这一天，成都文艺界也为他举行了祝寿的活动。叶圣陶在会上激动地说：“茅盾先生二十五年的工作，就好比是举着一盏灯笼，在黑夜里努力地走。我们祝贺他五十寿辰，就要像他那样也拿起一盏灯笼向前走。尽管现在还是黑夜，但光明终将把黑夜照明！”
  昆明文艺界是在25日举行了庆祝活动的。几天后，茅盾收到诗人光未然的一封信，向他描述了庆祝活动的情形。信里还说他向大家报告了两件事，其二是“报告了我的曼德里时，忽然听到您和邹韬奋先生一财殉难的消息，我们为多么悲痛地举行了追悼会，我还烈军属了一首《我的哀辞》在当晚的会上朗诵。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
  昨晚我们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如今可惜的倒是我那首哀辞，它将永远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不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吗？”
  光未然作的《黄河大合唱》歌词，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他很感举地展读起这首《我的哀辞》：“我以暴怒的语言告诉你──/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在旗……”
  诗的后面有一行小字：“写于一九四二·一·十二，缅京，茅盾追悼会上”。
  他复信：“你的哀辞，我读了。我并不认为这是恶作剧，相反感觉十分亲切。我感谢为我‘做生日’的所有朋友，其中也有你。你的这首好诗，我将珍藏在身边，它不会沦灭于人间的，总有一天，它会和人们见面！”
  四八、清明前后
  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进行谈判。他给茅盾带来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捧着这封信，茅盾的眼眶湿润了：党像慈母般地关怀着我，而我却是工作得太少、太少了。
  下旬，茅盾签名的《文艺界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团结抗日。
  3月初，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进一步迫害民主人士，强化独裁统治。
  接着，国民党财政部宣布黄金自每两二万元提价至三万五千元。事先获得消息的主管人员及官僚政客乘机抢购以获暴利。案发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为了搪塞舆论，只得由监察院出面查帐，结果是那些抢购了几千两黄金的大户，草草退款了事；却把几个挪用存款合伙买了几十两黄金的银行小职员抓了起来，作为替罪羊。
  这件黄金提价舞弊案发生在“清明”前不久。
  茅盾读了报上的新闻非常气愤。他向妻子要了把剪刀，把这天报纸上的新闻剪了下来，又一篇一篇地看着，想着：“这是个好材料，要以写！”他想到有些朋友曾向他建议：“你使枪使了这么多年，何不换把刀来试试呢？”
  于是他决定写剧本。
  茅盾认认真真地写起大纲来。抗战以来，他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都没有详细的大纲，而为了写这个剧本，他却写了篇两万七千字的大纲，相当于剧本字数的三分之一。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剧本是外行。他带着这个“大纲”，去拜访著名剧作家曹禺、吴祖光，虚心向他们请教。
  两位剧作家都给了茅盾热情的鼓励，又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吴祖光还把他的大纲拿回家，让他的弟弟吴祖强帮茅盾誊抄清楚。茅盾怀疑自己的剧本是否适合演出。曹禺鼓励他：
  “西洋戏剧史上不乏不适宜演出的好剧本，譬如萧伯纳的有些剧本就是。茅公，您写小说是大手笔，写剧本也会成功的！”
  过了两个星期，话剧《清明前后》开始由重庆《大公晚报》的副刊《小公园》连载。当茅盾刚把第二幕写完，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使他异常兴奋。但是他并未停笔。他知道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经济界将有大变，他的题材会显得有点过时，而且自己的编剧能力不行，然而他又转念：公然卖国殃民的事还在大量产生，我又何不在这乌烟瘴气中喊几声？
  他终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写完了《清明前后》。
  茅盾这次创作，是在“使枪使了许多年”之后第一次学着“使一回刀”。剧本以国民党的“黄金案”丑闻为背景，写民族资本家林永清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挣扎、觉醒的过程，以及小职员李维勤购买黄金受害的遭遇，深刻尖锐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
  如此一本话剧，谁来演出呢？没有一个导演敢接受。他们一怕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二怕万一演砸了，不好向茅盾这位大作家交代。
  “莫非我这第一个剧本真的要步萧伯纳的后尘？”茅盾的确很忧虑。
  “茅公，您的《清明前后》交给我们演吧！”4月初，赵丹登门拜访，一见面便对他说，“我和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