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他们原想买几盏灯笼，可是商店早已打烊，未能买到。但茅盾和张友渔的妻子还各带着一支电筒，他们就靠着这两支电筒，冒着风雨在黑夜里赶路。
  三小时后，雨渐渐小了。妻子从后面问茅盾：“离惠阳不远了吧？”
  “估摸着快到了。”
  茅盾眼睛近视，又有眼病，这时当然盾不清路，只能一脚离、一脚低地走着，凭感觉他知道软的是烂泥，硬的是石块。有时一脚踏进水潭，“砰”的一声，大腿上全是水，他也不管，马上拔出脚再走。这样摸黑走着，当他正觉得似乎走在石桥上时，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身后的妻子不见了。他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止掉下河里去了！”
  急忙用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他吓呆了……
  闻声奔来的人也都慌了，不知怎么办。张友渔的妻子甚至哭了起来。
  这时，桥下却传来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
  两支电筒循声照去，看见了！她下地站在桥下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烂泥里。
  “受伤没有？”茅盾着急地问。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去呀！”
  靠了两位“保镖”的帮忙，终于把她救了上来。
  在惠阳城内一家大旅馆里，孔德沚换去湿衣，借到一只小泥炉，生上火，一边烘烤衣服，一边叙述她“失足”的经过：“我脚下踏一个空，身体就掉下去了。心里想，不好了，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里，像腾云似的。后来，扑通一声，到了水里了，真运气，可巧全是水草和烂泥，没有石块。我赶快爬起来，就听到你们在岸上喊。你们以为我死了，我就喊：
  没有死，没有死……”
  在床上发烧的胡仲持说：“真是奇迹，竟没有一点伤，还坚持走到了惠阳！”
  “那时我们都吓慌了。要是伤了，怎么办呢？”廖沫沙说。
  “幸而冬天水浅，不然，两丈深的水……”叶以群心有余悸地说。
  “如果死了，或伤了，那你们就麻烦了。”孔德沚笑着说。
  大家也都笑了。
  茅盾对妻子的勇毅深为钦佩，他松了一口气说：“三栋出发前，我要买灯笼，好像是有预感似的。不过，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茅公，我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既惊险又富有传奇色彩，你要是写在小说里，那有多精彩！”叶以群冒出这么一句。
  茅盾微笑不语，心里说：“我一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总是要写的，要写的……”
  四四、笔耕桂林
  1942年3月9日，从桂林的一家旅馆门外走进两个客人，身上都穿着既肮脏又肥大的蓝布棉袄，男的左手提着个包袱，右手拎着一只热水瓶；女的一手挽着个包袱，另一手提着只小藤篮。两人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男，孙家禄；女，孙陈氏。
  茶房看着这两个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乐。他怎么会知道：这两位旅客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时，他俩的全部家当是：一条俄国毛毯，几件替换的内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新旧约全书》，一支自来水笔。经过三个月的难民生活，他们的钱袋里，所剩已廖廖无几。
  “钱袋快掏空了，怎么办？”妻子问丈夫。
  “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重做冯妇，卖文为生。”茅盾无可奈何地说。
  “这旅馆住不起，你快找人帮忙租一间房吧。”妻子提出了当务之急。
  过了一天，叶以群介绍茅盾和邵荃麟认识，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间厨房让给了他们。叶以群说，他接到党的指示，要去重庆，并告诉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负责人。
  于是茅盾夫妇来到桂林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卷，搬进邵荃麟腾出的那间厨房。这间房很小，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只双人床和一张桌子。
  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从香港脱险的夏衍、金仲华等朋友闻迅都来看望茅盾。夏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下。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匀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里没有电灯，点了一盏桐油灯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黄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他唯有卧床闭目构思，打腹稿、推敲字句。白天的八九个钟点，对他来说是太宝贵了。
  然而，“两部鼓吹”却常干扰他的运思作文。有一天，他正写着，“两部鼓吹”又开场了，嘻笑谩骂，撕打哭闹，扰得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把笔一扔，冲到天井里，对“立部伎”中的宋云彬大声吼道：“老宋，你一天到晚可以打麻将、讲赌经，我可是要靠做文章吃饭的！你要讲，好不好回到房……房里去……去讲！”
  看他气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宋云彬知道茅盾是真的发火了，连忙说：“好，好，不讲了，不讲了！”
  “坐部伎”的几个女佣也吓得互相吐舌眨眼，不再高声骂街。
  孔德沚低声对丈夫说：“你平时忍着性子不声响，一发火，倒蛮灵光哩！”
  这以后有六七天，“两部鼓吹”停止“演出”，使茅盾得以安心致志地写一百多项原稿纸。
  不久，就完成了这部后来题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长篇小说。
  8月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妻子问他：“熊佛西先生找你去做什么呀？”
  “嗨，他胃口大得很，雄心勃勃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叫《文学创作》。要柳亚子、田汉和我帮忙，给他写文章，还派定我每期至少写一篇小说。”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他有那么大的劲头，应该支持他。”
  茅盾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文学期刊，要比自己上阵更为有利，也更有效。而且，这本刊物有可能在西南部站住脚跟。于是，他改变原来的打算，提笔再写短篇小说。
  可是，现实性很强的题村无法写，于是他想了个主意：选择圣经中的一则故事来写，用它来隐射现实。凶就写了《耶稣之死》。写到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要来捉拿耶稣时，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捧出来捉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倒这样鬼鬼祟祟来干？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这“黑暗掌权了！”影射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掌了权。茅盾正是要借喻圣经中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斗争，诅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熊佛西读了这篇《耶稣之死》，看出了茅盾的创作意图，担心通不过国民党图书期刊检查官的审查。岂料它竟顺利逃过了“关卡”。
  在熊佛西的怂恿下，茅盾又用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写了《参孙和复仇》，预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没落。
  对这两篇借用圣经故事改写的作品，茅盾自己很喜欢。他后来说：
  “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茅盾在桂林写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是《列那和吉地》。他在这期间还写了大量的创作艺术技巧短论、书评及杂文。九个月“笔耕”的收获竟有五十多万字，真是惊人！
  他还和柳亚子、陈此生等人论史作诗。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和对延安亲人、同志的思念。其中一首七律《无题》写道：
  偶遣吟兴到三秋，
  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
  剑芒山老岂惠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
  拜日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
  侧身北望思悠悠。
  四五、蒋介石发出邀请之后
  茅盾从香港来到桂林不久，听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给广西当局下了一道电令：中央对由港归来文化人将有所借重，广西不得为他们安排工作。他冷笑道：“这一手分明是想扼断我们的生机，逼我们就范！但蛇对我不起作用，我是靠卖文为生的，并不需要别人安排什么工作。说什么‘将有所借重’，我倒要看看它是什么货色！”
  不久，这所谓的“将有所借重”便真相大白。1942年5月初，公开身份是文化服务社社长、实际是CC系文化特务的刘百闵由重庆抵达桂林。一天，他邀茅盾到乐群社共进午餐，客气地说：“沈先生此次从香港脱险，回国效力，忠诚可嘉。我代表中央向您表示慰问。
  请允许我敬您一杯！”
  茅盾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也以实相告：“我素来不会饮酒，请原谅。”
  刘百闵又客气一番，便自斟自饮地转入正题：“近两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散居各地，使得重庆总部的工作难以开展，所以，蒋委员长特意要我来请沈先生以及其他原来在重庆的委员回去。至于工作问题、生活安排，这些都好说。”
  茅盾心想，蒋介石此时向我发出邀请，不知要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想把我置于中统和军统的严密监视之下。于是对刘百闵说：“我刚到桂林，需要歇一口气，会会老朋友，手头又正写一部小说，不好打断，去重庆的事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