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沚这次“冒险”的收获很大，她不仅“抢救”出了丈夫和她的衣物，取来了她早些天采购的大米和食品，还给茅盾拿来了一本《元曲选》。她给大家安排了每天的食谱：
  早点，茶牛奶、饼干砚、面包；午饭、晚饭，大米饭、香肠、咸鱼、罐头牛肉。茅盾满意地说：
  “真不错！只是少了新鲜蔬菜。”“你这个敌人炮火下的难了，别不知足啦！”妻子用嘲讽的口吻说。
  从这以后，他们就吃、睡在这座舞厅光滑的地板上，茅盾一边读《元曲选》，一边提防着日本兵的炮弹。
  12月24日下午3时，一颗炮弹在相隔他们住处不远的“广生行”爆炸，燃起了大火。
  茅盾为了弄清情况，不怕炮声隆隆作响，不顾妻子的阻拦，大胆地跑上屋顶的平台。他终于看清了“广生行”和他们住的大厦中间隔着一小块空地，大火不会延烧过来。还发现日炮兵的目标不是这一条街，而是山腰的“高等华人”住宅区，就是他们原来住的那一带。击中“广生行”的炮弹可能是流弹。他把观察到的情况告诉了妻子，安慰她不必害怕。接着把箱子搬到妻子的头前，靠着她躺下，轻声说：“要是有一个炮弹穿窗进来，那就无话可说，但这种‘头奖’到底是可有而不一定有的。要预防的还是弹片，我们这只箱子挡挡弹片是不成问题的。”
  一天茅盾正说话，忽然眼前一亮，顾时满屋红光。他本能地跳了起来，一声“糟糕”还没喊出口，响起轰然的爆炸声。他拉着妻子跳出门外，下意识地挤进楼梯上的人堆里。
  第二天一早，他和叶以群一起爬上屋顶平台，看到昨晚那颗炮弹落在屋顶，把三四寸厚的钢筋水泥屋顶炸开了个小天窗。他们和大家商量决定：立即离开这里，搬到市中心的中环去。
  四二、与日兵周旋
  在高粉的同事阿陈和小林的帮助下，茅盾一行八人离开了舞校，将他们的战时“大家庭”搬进香港中环德辅道的大中华旅社。旅馆里的房客很少，显得空洞洞的。他们都挑选了二楼的房间，认为上面还有四层钢筋水泥的楼板，而且背向九龙，不必害怕日本军的炸弹和炮弹。
  “亏得昨晚上有那个小炮弹掉在屋顶上，倒把我们轰到这好地方来了。”茅盾幽默地说。戈宝权则担忧地问：“可这以后的日子怎么消遣呵？”茅盾惋惜地说：“我把那本《元曲选》丢在跳舞学校了，要不然还好解释闷。”
  叶以群建议小高去租一副麻将牍牌给大家玩玩。
  这一晚，茅盾他们在席思上睡了个好觉。清晨醒来，四周异常寂静。一会儿，从街上传来清脆的木屐声。接着又听到几声吆喝声。
  叶以群扣着衣扣走到茅盾身边，轻专声说：“刚才在马路上吆喝人的，好像是日本人！”
  “哦──”茅盾一怔：难道不知不觉中，香港就换了主人么？
  茅盾和叶以群踅到“骑楼”外往下窥看，果然一个日本兵正持枪站在“骑楼”下面。他想，昨晚阿陈说海军码头的英军和印军已经放下武器，但是香港政府投降的谈判还在继续，想不到只一夜日军就占领了香港！这实在太突然了。他又哪里想得到，香港政府在12月25日这个欧美人的盛大节日圣诞节，会在扯旗山上扯起了白旗，仅仅经过十八天，就投降了。
  早饭后，阿陈来关照他们：“静坐房中，少抛头露面。我会说日本话，有什么事我来对付。”茅盾等人都认为这话有理，可不要他们寺庙里的和尚那样“静坐”，却感到为难。
  于是，他们推起了麻将。又因为旅馆里不供应水，大家就轮流着到街上旋开的消防龙头处“抢水”。
  两天来，茅盾从楼窗里看见日本人和汉奸开着“宣传列车”，吹吹打打在街上游行，一些“市民”拿着小纸旗，零零落落地喊着什么“欢迎皇军”的口号。还看见汉奸们在对街的在同酒家开“庆祝会”，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进进出出。他想，这大概是准备招待“皇军”的。
  唉，无耻呵！
  叶以群从外面探听消息回来说，湾仔一带十分混乱，日本兵和伪军污辱了不少良家妇女。而最使人们害怕的谣传是：日本侵略军将于元旦举行战胜仪式，从元旦起，“放假”三天，准许官兵自由行动。
  “哎呀，这可怎么好呀？”茅盾妻子说，“你们快想办法，先把小高藏起来。”
  这时，阿陈走来，对高汾说：“小高，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找安全的地方。”他通知大家，日军要征用旅馆，但他正设法免征；如果不成功，全部旅客就得搬走。不过他又答应茅盾等人，若是找不到地方住，就作为他们旅馆的职员和职员家属，混过一两天再说。
  他去拿来几套旅馆职员的制服，让他们在必要时换上。
  经过阿陈与日军交涉，日军征用了旅馆的一半房间。茅盾等人住的房间恰恰在外。
  但他们怕日兵来找麻烦，就在大房间的客厅里摆开一桌麻将牌，戈宝权穿上旅馆职员的制服，叶以群在旁观战，茅盾夫妇和宋之的夫妇四人成为一局。
  在哗哗的麻将声中，茅盾说：“要是日本兵闯进来，大家要镇定，我们不妨‘欢迎’他们加入‘战团’。日本人见了麻将就舍不得走开，麻将俱乐部在日本到处都有的。”宋之的点头赞成。茅盾又指着叶以群向大家建议：“以群的日本话很好，我们推他做‘对敌工作者’，授以全权，相机应付，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叶以群也笑着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他们就玩起了麻将牌。
  果然不出所料，才打了三圈多，一高一矮的两个日本兵闯了进来，站在麻将桌旁叽叽咕咕，不肯走开。
  茅盾看这两个日本兵满口酒气喷人，都有六七分酒意，究竟不会依仗酒兴来一次“宣扬王道”呢？他实在有点担心。但他仍然按照事先所约定的，和另三位牌友自顾自地认真打牌。
  叶以群也用安闲的口气向他俩招呼：“懂得么？也很喜欢吗？”
  两个日本兵听见叶以群会说日语，顿时笑逐颜开，说他们喜欢，可是在本国时没有玩过；他们是乡下人，乡村地方还不大通行这种玩艺儿。
  叶以群翻译给茅盾、宋之的等人听。茅盾也和他俩开玩笑道：“我们来做老师吧，这玩艺学起来不太难。”他让叶以群翻译给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听了傻乎乎地笑着，坐在牌桌旁看起来。其实这两个日本兵是懂得麻将牌的。他们一边看一边问叶以群牌是哪里来的，还问了其他的一些话。叶以群有时回答，有时装作听不懂，支吾其词应付着。
  坐在宋之的妻子斜对面的那个高个子日本兵，老拿醉眼朝她看，她感到如坐针毡，待一圈牌打完，便借口照顾小孩，起身走开。牌局暂停。高个子日本兵问：“为什么不玩了？”
  叶以群说她不会打。两个日本兵叽咕了几句，终于走出去了。
  “好危险哪！”茅盾妻子轻声喊道。
  “刚才那个不肯走的日本兵不得不走，是因为另一个警告他，点名的时间快到了，要看打牌回头再来。”叶以群说。
  茅盾感一打不下去吧，可能招来更多的日本兵，会出麻烦；不打下去，要是两人再来，他们会借故生事，也要弄出麻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宋之的妻子说：“和豺狼同居，终究不能够安逸的，最好趁早搬家。”宋之的也说：“对，这是一了百了。”
  大家计议了一番，决定化整为零，分头出发，各找地方，谁先找到谁先搬，分散后仍要保持联系。
  1941年除夕那天，他们都搬出去了。茅盾在叶以群的照料下，移住到一家挂着“大同旅馆”招牌的三等小旅馆里。虽然这里的设备差，但却因其小而不为日军注意。他们的房间外面是“骑楼”。茅盾挑起遮阳的帆布往外看：月明如昼，海水犹如白银闪烁，没有轮渡，没有舢板，没有……；远处有两三个油池燃起冲天的烟柱，纯黑色，有时转为殷红，却看不见火焰；“骑楼”下面是干诺道，平时很热闹，现在却冷冷清清，没有人影。一排短的铁丝网在地上描出淡淡的黑影。
  “香港完了──”忽然有人在他身后叹息着说了这么一句话。听声音，茅盾知道他是旅馆中那个来乍上海虹口的茶房。他转过脸，看见一双阴凄凄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遮阳的灰色帆布。
  “几时可以回上海？”
  那茶房自言自语的声音，却使茅盾听了毛骨悚然。
  “你想回上海么？上海也不会比香港好些。”
  茶房讷讷地说：“唉，先生，全是战争敲破了我的饭碗。我在虹口有多好！到了香港，失业一年多，才托人介绍到家旅馆做茶房，哪知道又碰上触霉头个打仗。前几天老板已经不管我们饭了，幸好今天你们来了，我们恳求，老板才答应把你们预付的二十元房钱让我们买米。可是二十元钱能吃几天呢？我们同伴有五个哪，只好一天两顿粥。”
  “过一个时期旅馆还是要开的。”茅盾想不出安慰他的话，只能这样说。
  “香港死了，活不转来了。”茶房颓丧地喃喃自语，摇着头，趿着木屐走出“骑楼”。
  看着他的身影，茅盾心里很难过。想不到战争才二十多天，这家旅馆老板连茶房的伙食也不管了！不过他又回过来想：那旅馆老板或许也是可怜的吧？在战争前，这样的旅馆本来就靠着一些熟客维持开销，老板未必有多大的资本。停业三个星期，他自然要叫苦连天了。
  茅盾夫妇在这个“大同旅馆”住到第四天，叶以群便为他们在西环找到了一处安全的住房。那个上海茶房在算帐时可怜地说：“先生，你们怎么要走呢？可是我们招呼不周到？
  我们不敢怠慢你们，只是日本人把香港弄死了。先生和太太还是住在我们这里吧，别的旅馆也一样，换来换去还不是半斤八两？”
  面对这热心的茶房，茅盾很感动，但是爱莫能助。他们预付了二十元房钱，只住了四天，照讲还结余很多，应找还。但是，当他看见那茶房递上帐单的手在发抖时，他想起这几天看到茶房们每天吃两餐粥，下饭的只是一小碗咸菜。于是他拿起帐单看了一眼，又从钱夹里取出一张五元票，连同帐单一起交给那个茶房。“都给你们做小账吧。”茅盾说过，转身就往大门外走，他感到一阵酸楚正涌上鼻子。
  “谢谢先生，太太！”那茶房感激地说。
  茅盾似乎觉得对不住这旅馆中正忍受饥饿威胁的茶房。他对妻子说：“我觉得很抱歉，我们不能在大同旅馆多住几天。这次以群为我们租的房子，二十五元一月，但是恐怕也不会住满，说不定也只住四五天，我们就要离开香港。”
  四三、千里跋涉脱险
  还是住在“大同旅馆”的时候，叶以群就告诉茅盾：党组织正在为文化人布置三条撤离香港的路线，其中一条最安全却花时间较多的，是九龙取道东江转内地，不过先得偷渡到九龙。
  1月8日下午，叶以群来悄悄通知他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还得换装，打扮成小商人模样。于是，茅盾让妻子上街买了两套香港人称为“唐装”的黑布短衫裤。
  他们把多余的五大件行李放在大中华旅社的阿陈那里，只带了两个小包袱和一只小藤篮，里面是一床毯子，几件内衣、一个热水瓶和电筒等零星用品，还是一本伪装用的《新旧约全书》。
  次日上午，戈宝权带他们到东环贫民区的一栋房子里。下午五时，他们换上了“唐装”，拿着包袱，夹在难民当中，沿着皇后大道来到铜锣湾，在暮色苍茫中登上一艘画航似的大船。
  在中舱里，他们遇见了许多熟人，其中有邹韬奋、胡绳、于伶等。茅盾见邹韬奋摘掉了眼镜，换了一身浅色法兰绒“唐装”。
  邹韬奋见到了孔德沚也来了，惊异地说：“沈太太，你真勇敢！”
  “全靠了雁冰，不然我还来不成呢。”
  茅盾颔首微笑。三天前，当有人来通知他，让他先撤离而他妻子随后再走时，他坚持要和妻子一同走。他认为自己迟走早走没有关系，但是把妻子一人留在香港，他一定不能安心；
  妻子将因等待他平安脱险的消息而寝食不宁。党组织后来同意了他的意见。
  邹韬奋于是想起自己的妻子粹真和孩子，低声对茅盾说：“粹真他们还是随后再走吧，孩子恐怕吃不消；我是一切听从朋友们的意见。对于这种事，我毫无经验呀。我这裤管，你看得出么？──一支自来水笔，一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