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在同一期的社评栏内，还发表了沈雁冰写的另一篇短评：《反动？》。他指出，“礼拜六派”的通俗刊物泛滥，这不是“反动”，而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治标不如治本，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常常替可爱的青年指出‘通俗刊物’里的误谬思想与浅薄技能，一方面亦要从根本努力，引青年走上人生的正路。”
  写了这两篇评论之后，沈雁冰感到反击“礼拜六派”的痛快。他在晚年写道：“同一期的《小说月报》接连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也都发表文章，对“礼拜六派”进行了连珠炮似的反击。连成仿吾也在《创造季刊》上写了一篇《歧路》，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在沈雁冰和其他新文学战士的反击下，“礼拜六派”虽未彻底垮台，也噤若寒蝉了。
  这场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影响深广。作家黄源说：“茅盾同志1921年主编《小说月报》，他一手把原是鸳鸯蝴蝶式的《小说月报》，改革为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着重翻译的，是注意于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月刊。……这真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茅盾同志继《新青年》之后，给予其致命的打击，使鸳鸯蝴蝶派从此一蹶不振。当时象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从此都摆脱它的影响，开始接受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教育。”
  一五、领导罢工
  “五卅”运动发生后，沈雁冰心得不可开交。他和韩觉民、杨贤江等三十余人发起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加讲演团奔赴各校讲演，又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冒着生命危险，负责编辑《公理日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他还肓负着领导职工罢工的重任。
  6月21日，天刚蒙蒙亮，他就草草吃过早点，匆匆向虬江路广舞台走去。他想，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势在必行。我和杨贤江是馆里党组织的负责人，担子不轻。虽然发行、印刷、编译三所和总务处的党员同志不少，但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还是要周密考虑，谨慎从事。
  商务印书包工会成立大会在8时正开始了。几千名职员、工人，在热烈的气氛中选出了包括沈雁冰在内的二十三名执行委员。
  会后，沈雁冰去参加临时党团会议。徐梅坤对他说：“我们党决心发动这次罢工，是要重振5月30日以来因受压迫面趋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党中央派我和你们一起工作，具体领导馆内的这次罢工……”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们正要裁减一批职工，引起了职工们的强烈不满。
  8月19日，共产党员廖陈云（陈云）、章郁庵先在发行所串通低薪职工秘密集会，布置罢工。
  这事不知怎么被老板侦知了，抢先在8月21日贴出布告：“……本年内因种种影响，本馆所受损失甚大。现当秋季开学，正是各书店营业旺盛之时，请职工勤勉从公，公司同人应同舟共济，休戚相关……”
  “商务”当局还允诺给发行所职工加薪一成。
  职工并不为这种“空头支票”所动。临时党团商量后，就由廖陈云、章郁庵等人和一百六十多名职工代表在当晚开会讨论，决议罢工。廖陈云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第天，罢工开始了！印刷所、总务处也响应。要求声援，采取一致行动的信件，向商务印书馆设在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个分馆的职工飞去。
  沈雁冰和其他共产党员站在罢工斗争的前列。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磋商、研究、联络、组织。
  23日下午，沈雁冰和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组织了四千多名罢工的职工，云集东方图书馆俱乐部门前广场上，由廖陈云主持大会。大会决定向“商务”当局提出：“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职工之权”，“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
  会后第二天，编译全体职工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大联合罢工实现了！
  由“三所一处”罢工职工推选出的十三位代表，组成了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沈雁冰作为临时党团的主要成员，兼任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他为了集中精力领导罢工，搁下了编写《文学小辞典》的工作，从繁忙的编译业务中脱出身来。
  徐梅坤经常和他研究罢工的策略和措施。
  商务印书馆当时对外宣称“文明机关”，馆方常以馆内职工“待遇优厚”、“劳资间感情融洽”而自诩。当罢工风潮骤起，沈雁冰拟写的《罢工联合宣言》揭露了馆方对职工的种种不合理待遇，在报上一公布，各界舆论大为震惊，记者纷纷前来采访。
  沈雁冰找到徐梅坤，两人研究后向罢工中央执委会进出，为了防止报纸报道失实面影响公众舆论，避免对罢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必须对各报采访作出限制。于是，罢工中央执委会决定，拒绝各报记者直接采访。凡各报需要消息，一律由罢工中央执委会发布。
  这项工作落到了沈雁冰的肩上。他担任了罢工中央执委会的新闻发布人，专门负责对外撰写稿件和发布罢工消息，对内则参与讨论、研究和起草、修改《工会章程》等文件、文告和宣传品。
  24日晚上，孔德止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丈夫还在灯下写着什么，问道：“你怎么还不睡，明天写不行吗？”
  “不行，明天上午要用。”他答了一句，又继续挥动毛笔。
  这是一份《复工条件》，共有九条十八项。包括：“公司应无条件正式公布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男女一律”，“减短每日工作时间”，“优给恤金及退俸金”，“每年红利平均分派”，“改良待遇”，“职工等不得无故辞退”，“商务俱乐部应恢复同人名义，永远移交同人负责办理”，“关于此次罢工人员不得借端辞退，罢工期内工资照发”等条。
  他用娟秀工整的小楷，在“商务印书馆工会用笺”上书写着。一共书写了十一张。看看表，已是25日凌晨二时。
  上午，罢工中央执委会经过复议，一致同意他起草的这份《复工条件》。在盖上“商务印书馆工会之章”后，沈雁冰和王景云、章郁庵等十三个代表带着这份文件，参加了下午与“商务”馆方代表的谈判。
  在总务处会客室里，他看到资方的代表是：张元济、商梦旦、王云五等六人。
  资方代表态度强硬：“先开工，后谈判。”
  沈雁冰等劳方代表针锋相对：“不行！谈判从无此例。”
  第一次谈判没能结果。
  第二次谈判于26日进行。沈雁冰把《复工条件》逐条向资方代表提出，要求同意。资方代表正想讨价还价之时，忽然听到会议室外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一个凶煞似的军官带着几个士兵闯了进来。
  “本营长奉淞沪镇守使之命，前来给你们调解。你们双方各坐一边，给我坐好！”那军官高踞上座命令道。
  他拿起罢工委员会的《复工条件》和资方表示能接受的答复条件，草草看了一下，大声说：
  “你们工人不是要加工钱么？我说可以。商务印书馆有的是钱嘛。你们工人又说要成立工会么？那不成。联帅（孙传芳）命令取缔一切工会。几千人罢工，地方治安就不能维持了。我限你们双方今天立即签字复工！”
  他这番话，双方都不赞成，可是却无一人作声。
  “啦！”那营长突然拍案而起，威胁道：
  “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
  他说着就往外走。此时，王云五突然快步向前，拉住他，扑的跪在地下误用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两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劳您派兵来。”
  那营长不置可否，扬长而去。
  王云五返身对大家痛哭道：“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
  会议无法开下去，双方只得散去。郑振铎对沈雁冰说：
  “这事真怪！莫非那个营长是公司勾结来演这出武戏的？”
  “从王云五他们那种惊惧之色来看，决非造作，不象是勾结来的。”
  当天下午，两百多职工自动集会，沈雁冰代表罢工委员会报告了上午发生的情况，并对大家说：“公司对上午发生的事情迄无表示，双方条件相距太远，很难接近。”
  然而过了一夜，“商务”的资方突然让步了。在会议室里，双方代表经过一整天的“讨价还价”，晚上九时达成协议。由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沈雁冰走回家已是半夜。母亲和妻子还没睡，在等他。看他那兴冲冲的样子，也德止问：
  “谈判有进展了？”
  “已经达成协议啦！我们提出的复工条件，公司大部分答应了。”
  “德鸿，半夜啦，快休息吧。看你这些天累得脸都瘦了。”
  “妈，您先睡吧！明天要开大会，我还得准备一个。”他又对妻子说：“你也睡吧，德止。”
  翌日上午，沈雁冰代表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报告了谈判经过，解释了协议内容。他说：
  “我们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力、改良待遇、优待女工，等等，这些在协议中都有比较有利的规定。这次复工，双方都作了让步。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只能如此结束。此后，我们工友们应努力扩大工会势力，设立宣传机构，经常对全体职工进行定期宣传。唯有如此，方能保障此次罢工胜利的成果。……”
  全场职工热烈欢呼：“拥护工会！”“拥护复工条件！”“劳工万岁！”
  一七、总主笔日夜战斗
  沈雁冰返回上海后，即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着手筹办上海《国民日报》。经他多方努力，已有眉目，终因法租界工部局不批准而告吹。
  这时，他已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务，专门从事政治活动──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上海交通局主任，工作是负责翻印《政治周报》，向北方和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部寄发中宣部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它文件。
  夏末秋初，北伐军捷报频传，110月10日克服武汉三镇；11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中共中央计划请沈钧儒到杭州组织浙江省政府，并内定学雁冰担任省府秘书长。后来形势突变，夏超被孙传芳的军队赶出浙江，沈钧儒组织省政府一事已不可能。此时武汉急需干部，党中央于是改派沈雁冰前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
  临离开上海前，他把许多文学书籍寄存到一个朋友家里，拍着书对朋友说：“也许以后我用不到了，也许再也没有我来用它们了。此时谁也不知道。”这时，他胸中激荡着一股投笔从戎、甘愿为革命献身的豪情。
  12月底，沈雁冰和妻子把一对小儿女交给母亲，毅然抛雏别母，乘船奔向大革命的中心──武汉。
  1927年的元旦，他俩是在轮船上度过的。年初，他们下了轮船，住进“军校”已安排好的房子──武昌阅马厂福寿里26号。第二天，沈雁冰前往“军校”报到，孔德止去妇女部报到，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和斗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邓演达，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
  2月上旬，“军校”发布75项委任令，其中第71项委任令为：
  委任沈雁冰为本校政治教官，支中校二级薪，此令。
  于是，沈雁冰穿上新发的国民革命军灰布军装，精神抖擞地来到设在两湘书院内的“军校”本部，跳到作为讲台的桌子上，向围在周围的学员讲：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还给女生队讲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
  “军校”分军事科、政治科、军事和政治并重。他准备好了一课，就轮流到军事科、政治科的各队去讲授。没有现成的教材，除了用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时编的社会科学讲义，他还要自己编写讲义。
  不久，由原来的七所大学合并组成的武昌中山大学开学，沈雁冰应聘担任了讲师。他还介绍了郭绍虞等人讲该校教书。
  这位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