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二世见胜利在望，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向手下的士兵们大喊道：“勇敢的将士们，虔诚的穆斯林们！城墙已被打开了缺口，我将给你们一座宏伟而富庶的名城，古罗马的首都，世界的中心，任你们抢劫，你们将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勇敢地冲进去吧！”
  话音刚落，土耳其人便发疯般地向城里冲去，但是城里的军民仍然拼死抵抗，与土耳其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土耳其人连攻了两次都败下阵去，最后穆罕默德二世亲自上阵，全力以赴，才冲了进去。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了。
  昏庸无能的君士坦丁皇帝见土耳其的旗子在城堡上空飘扬，顿时丧失了作战的勇气，脱换衣服，惶惶如丧家之犬，夺路而逃。路上他遇到几个土耳其士兵在洗劫财物，就拔剑去刺，结果被土耳其士兵当场杀死。
  土耳其士兵在城里连续三天三夜大肆烧杀抢掠，许多居民被掳为奴隶，壮丽豪华的王宫被付之一炬，许多珍贵文物被抢被烧，丧失殆尽，所有的基督教偶像都从教堂搬出，换上了伊斯兰教的壁龛，全城最大的圣索非亚教堂改建为清真寺。不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城名易为伊斯坦布尔（意即伊斯兰之城）。这个名称一真沿用至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延续千年之久的拜占庭（罗马帝国）从此覆灭了。当然，它的陷落也向统治者们发出了警告：再坚固强大的城防工事都不足以维护其长治久安，如果不修内政，荒淫腐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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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
  １４８３年１１月３日，马丁·路德出生在德意志东部的一个小山村。
  那时的德国，经济比较发达，地理位置重要，商业比较繁荣。但与西欧各国相比，它的经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分散性，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分散性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政治经济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导致国内一片混乱。天主教会借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僧侣们无恶不作，整个国家处于一片“混沌”状态。
  少年时的马丁·路德目睹了天主教会的腐败糜烂，便下定决心要进行宗教改革。大学毕业以后，他在父母亲朋诧异的目光中“遁入空门”——进入雷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修士，他在那里学习神学，并且洁身自律。１５０８年他成为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腐败奢侈，日益坚定了他进行宗教改革的决心。他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宗教学说——“因信称义”说。他认为一个人灵魂的获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什么教会的繁琐仪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会和僧侣阶层的特权。
  １５１７年，为反对教皇利奥十世借颁发赎罪券盘剥百姓，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论纲》所引起的强烈反响，甚至出乎路德自己的预料。社会各阶层都对《论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可以说《论纲》点燃了第一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的火焰。路德一下子成为德国全民族的代言人，各阶层的热烈支持，使路德走上了同罗马教庭彻底决裂的道路。
  １５１９年，罗马教会的神学家约翰·艾克同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展开了大论战。在路德唇枪舌剑、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约翰·艾克狼狈不堪地败下阵去，这场大辩论无疑成为路德宗教改革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机。
  １５２０年是宣场路德学说最火的一年。那一年共出版德文书籍、文章２０８册，其中路德的著作有１３３册之多。被称作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都发表在那一年。在这些著作中，路德的攻击予头并非指向某一教皇或教庭的奢侈腐败，他矛头所指是整个封建神权政治。他的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世纪的教阶组织，否定了奴役人们的圣礼制度和教会法规，提出建立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廉俭教会，并在宗教理论上以资产阶级自律的宗教取代了封建主义他律的宗教。
  这一切点燃了下层人民的热情之火，呼出了人们的心声。人民拥戴路德，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人员却对路德恨之入骨。１５２０年１０月，教皇下诏书，勒令路德在６０天之内悔过自新，否则将开除他的教籍，路德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在拥护者的赞美声中把教皇的诏书付之一炬。路德的反抗行动进一步划清了自己同教会的界限，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德意志和西欧各国的人民，他们更加崇敬路德，也更加向往宗教改革。可以说由路德点燃的宗教改革之火在西欧各国已成燎原之势。
  面对这种可怕的局面，教皇有些慌了手脚，只好一再敦促德皇查理五世为路德定罪。德皇终于决定于１５２１年４月１７—２６日，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为路德定罪，给这样一个叛经离道的叛逆者以惩诫，同时也要给路德的拥护者们表演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路德并没有被教皇的淫威吓倒，他昂首挺胸地到达沃尔姆斯，在帝国会议上据理力争，毫不让步。他声称“我坚持己见，决无反悔！”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当时德意志人民要求摆脱罗马教庭控制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查理五世、教皇等一帮人无计可施，只好蛮横地对路德进行人身迫害，宣布路德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路德无法立足，只好隐居到瓦特堡，从事圣经翻译。
  路德并没有沉寂下去。他选择的圣经翻译工作有着不可估价的积极意义。
  １５４３年，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面世了，海涅认为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是“创造了德语”。路德所译的圣经是依照着未经后世篡改的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原本。他的翻译为人民提供了对抗天主教会的思想武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译的圣经使用的是德国语言，这种统一的语言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的重要纽带。
  但路德不能代表人民。当德国农民要把宗教改革变成一场推翻现存剥削制度的政治革命时，路德退缩了，最后走向背叛，成为世俗统治者的代言人。他先写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又开始回维登堡讲道，平息骚乱，最后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他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由劝抚、调解到力主镇压。后来又叫嚣“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死，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丑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路德彻底脱离了人民，路德教在德国蜕变成为世俗诸侯的工具。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仅在宗教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恩格斯说“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１５４６年２月，路德死于出生地艾斯勒本，享年６３岁。路德一生功过参半。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
  他的宗教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恩格斯认为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他无愧于这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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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闵采尔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诗若用来形容１５２４年的德国国内革命形势，那是再恰切不过了。在托马斯·闵采尔，这个德国农民的儿子，杰出的农民领袖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组织下，欧洲历史上一场最大的农民战争正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闵采尔为何要领导这场震惊历史的农民大起义呢？这与他个人的苦难家世和他对农民们的深切同情是分不开的。闵采尔出身农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当地伯爵处死了，这使他对贵族统治阶级有着深仇大恨。在学校读书时，他就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天主教会，后来又在茨维考城作神父。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值德国的多难之秋。当时，德国境内有七个大诸侯，二百多个中小诸侯以及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天主教会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地产，他们都是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在他们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下，农民们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毫无生存保障和人身权利，贵族、地主可以象处理财产一样处理农民本人及其妻儿。农民们若稍作反抗，立即就会招致割耳、割鼻、挖眼、断肢、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悲惨的下场。
  在这样深重的苦难面前，农民们要想过人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拿起武器反抗。闵采尔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肤之感，也能感受到农民胸中翻卷着的怒潮，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到处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公开提出：整个世界必须来一个大震荡，一切政权都应交给普通人民，没有压迫、剥削的天堂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办法只有一种，即拿起武器推翻一切不正义的事物和残暴的统治者，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向上帝乞求。他一面宣传，一面建立了“基督教同盟”组织，广泛吸收城市市民和农民们，在他的大力宣传和鼓动下，农民们开始组成各种秘密团体，积极策划反抗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斗争。
  阿尔萨斯的农民们组成了“鞋会”，在旗上画一只草鞋，表示和穿长靴的贵族对抗。以后，“鞋会”中又发展出一个名叫“穷康拉德”（康拉德是农民常用的名字）的秘密组织。他们不断地策划起义。到了１５２４年夏，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们参加了这场大起义，他们组织成一支支声势浩大的队伍，捣毁城堡，杀死恶贯满盈的恶霸领主，占领了许多中小城镇。他们一边冲杀着，一边唱着嘹亮壮伟的战歌：
  我穷康拉德，我就在这里，在田野，在丛林！
  钢盔亮晶晶，盾牌清又净，英雄扫敌人！
  教皇和贵族，靠战斧根除。
  我自设法庭，判领主死刑。
  我穷拉德，我就在这里！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
  闵采尔本人除了到士瓦本、阿尔萨斯等地作鼓动、组织以外，还亲自领导了图林根和萨克逊地区的农民起义。他指挥工人、贫民、农民推翻当地的反动政府，建立了新型的革命政权“永久会议”，闵采尔被推选为主席。为了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闵采尔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贵族与农民订立的一切契约全属无效；废除封建特权等。起义农民到处焚城堡，烧寺院，惩办罪恶的封建领主，声势越来越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贵族和教会进一步勾结在一起，甚至曾经名噪一时的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站出来指责农民。由于他在农民军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他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贫民和手工业者的斗志。
  １５２５年５月，闵采尔率领的部队与前来围攻的诸侯部队，在弗兰肯豪森进行决战。当时闵采尔手下只有八千人，而菲力浦率领的诸侯军则有好几万。有人劝闵采尔先撤出弗兰肯森豪，与其他军队汇集在一起，再寻机与敌决战，可怒火中烧的闵采尔斩钉截铁地说：“豺狼已经从四面扑来，我们只好作殊死战斗。与其与恶魔们同活于世，不如与恶魔们同归于尽！”农民们都意气风发，振臂高呼：“誓与恶魔血战到底！”他们个个奋勇杀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死伤累累，但终因装备不足，训练不够，寡不敌众，经过一场血腥搏斗，起义军惨遭失败，闵采尔也因头部受伤被敌人俘获。
  敌人对闵采尔施用了各种酷刑，但闵采尔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说：“如果我会投降，上帝也会向你们投降！”闵采尔终于壮烈就义了，当时年仅３５岁。他死后，反动统治更加严酷，社会止步不前，而这也正是德国在欧洲发展史上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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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的教皇加尔文
  １５０９年的一天，法国北部的一个家庭中一个男婴出生了。
  盼子心切的父亲乐得合不拢嘴。这位初为人父的主教秘书凝视着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小生命，心里甜滋滋的，“这小子！将来一定不会是孬种，听听，这哭声有多么宏亮！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闻名遐迩的法律家，让他进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