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0拉喊我去吃午饭，我打着哆嚷本能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把另一只手放在生殖器上，从我的生殖器上散发出一股好闻的味道，我觉得这是我本人死C的味道。顷刻之间，我感到我命运的全部重量和它那已腐烂的肮脏断手都压在我大腿间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加拉解释了一切。
  “我一无所有。找知道我的光荣就在那儿，像奥林匹斯山的无花果一样成熟。我只有咬紧牙齿，嚼着品味它。我毫无理由这么苦闷。然而这种苦闷却越来越浓重了，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不过它强烈得让我害怕。这就是我所有的：我毫无可害怕的，而我怕害怕，怕会害怕这件事就令我害怕户
  从远处，找瞥到了身强体壮的丽第哑的身影，她穿着黑衣服，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一看到我们，她就站了起来，哭着朝我们迎来。跟儿子们共同生活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他们不再捕鱼，不停为他们的锡矿争吵。他们不伤心时，就在可怕的发作中殴打她。她遍体是伤。～周后，人们不得不把这两个儿子关进赫罗纳的疯人院。丽第姬到我们家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拉蒙·德·海尔莫撒又来看我们。可我发觉他身上爬满了太多的虱子，我终于只好禁止他走近住宅了。丽第娘每晚把我们的剩饭带给他。我们的女仆开始在厨房里一个人自言自语。一天早上，她裸露着上半身，戴了一个纸帽子，爬到屋顶上。她疯了，我们被迫找人接替她。我怕害怕的心情变得明显起来：我担心发疯和死掉。在疯人院中，丽荣妞的一个儿子死于营养不良。我几乎马上担心起不能吞食了。一天晚上，我真落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吞咽了。我再也睡不着觉，苦闷得衰弱起来。白天，我无力地跑出去，躲在那些等待地中海沿岸北风停息的渔夫中，他们不幸的故事让我摆脱了一点困扰我的那些念头。我向他们打听害怕不害怕死，他们并不害怕。
  “我们，”他们说，“我们已死了一大半了。”
  ～位渔夫从脚下切去一大层老茧，另一位赠着化脓的手上的痴盖。加拉给我拿来一些美国杂志，我读到了优雅的女人擦上达利的胭脂，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的妻子刚出现在花园聚会中，戴着一颗有如流动在天然奋激花上的大水珠的钻石。年纪最大的渔夫瓦尔托萨放了个没完没了的屁，开始说：
  “我再不想吃章鱼了。我妻子有种该死的怪痛，喜欢在章鱼里放许多油，这让我反胃。”
  “不是这么回事，”另一位说，“这是由于你前天吃的蚕豆。蚕豆会使你在两天后放屈的广
  我让人拿来一些香按酒，我们在海滩上，边吃海胆边喝否按酒。风还要整整再刮三天。
  “加拉，到这儿来，把坐垫挪到我旁边，握住我的手。我相信我要睡着了。我不那么苦闷了。在这个时候，这里的天气很好。”
  听着那持续下去的模模糊糊的轻声谈话，闻着这些具有荷马式灵魂的渔夫的浓烈气味，我终于睡着了。我醒来时，他们已离开了。风似乎也停息了。加拉关心着我的睡眠，担忧着我的复活困。像一个蛹，我被想象的～层层丝裹住了。应当撕破它们，让已变化成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我精神偏执狂的蝴蝶飞出来。没有加拉，我的各种“牢监”、这些我变形的条件，就会威胁我，要成为我本人的棺材。
  “起来，前进吧，”她命令道，”你还没获得任何成功。等待就是死亡户
  只要我不能把超现实主义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我的光荣就毫无价值。我的想象应当转向古典主义。这是一极有待完成的工作，而我的余生不足以完成它。加拉说服我相信自己能完成它。不要在我微小的成功中停滞不前，我应当为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去奋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找生活的体验古典化，赋予它一种形式、一种天体演化论、一种综合、一种永恒的建筑。
  达利自传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变形——死亡——复活
  叮喀，进步……
  怎么回事？
  这是历史的大钟在敲响。
  加拉，这口大钟在说什么？
  一些“主义”响过一刻钟后，就要敲响一些个体的时刻了。萨尔瓦多，那是你的时刻民
  战后的欧洲使自己垮于各种缺少政治的、美学的、道德的严密性的“主义”和它们的无政府状态。欧洲垮于缺乏综合和信仰的怀疑主义、武断、软弱、不定型。由于它已咬了专门化的禁果，它相信了解一切井信任那属于“集体的”一切无名的懒惰。我们所吃的就是我们的粪便。欧洲已吃了一些D主义盼和一些革命。它的粪便有战争的色彩和死亡的气味。它忘记了幸福是个人和主观的东西，忘记了它可怜的文明在废除各种限制的借口下已成了它自由本身的奴隶。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历史将很快证明唯物主义是最浓缩的仇恨的毒药，人民终将会因为‘已而在现代生活的纠缠人的、气味难闻的、肮脏不堪的地铁中窒息死亡命
  加拉促使我对到意大利旅行发生了兴趣。我每天都觉得有着帕拉第奥和布拉曼特的文艺复兴建筑是人类精神在美学领域内所获得的最完美和最出乎意料的成果。我想看看和摸摸这智慧的具体体现。加拉同样让人动手在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上建造个三层，这样就在这儿有了另一种手段，它使我能对外界感兴趣，使我能排解苦闷，使我能恢复自信。
  “不可能像古人那样重新学习。”我说，“技巧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我、甚至再没有时间学习像以前的人那么描绘。我从没达到某个勃克林的技巧。”
  可坚持不懈的加拉，用无数充满灵感和热情的坚信论断，向我证明了我能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与现在我这个“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者”不同的人。我们把时间精力全花在欣赏拉斐尔作品的复制品上。在他那儿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而且是在一种极为完整的综合程度上，我们同时代人都没注意到这种情况。战后的分析性近视分解了整个“古典的作品”，在牺牲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把每个分析出来的因素当成了自身的目的。
  战争把人变成了兽。他们的感觉衰竭了。人们只看到那放大的和失常的东西。炸药发明之后，人们就不注意那没爆炸的一切了。人们本来尽可以在拉斐尔、彼鲁基诺、彼埃罗·德拉·佛兰切斯卡面前睁开眼睛，而他们却只通过契里柯的那些图解性小册子了解透视的形而上的忧郁。愿人们能想到德尔夫特的维米尔已经不同他超级的视觉清晰性在一起了！这种超级的视觉清晰性以其客观的诗意和独创胜过了所有诗人加在一起的充满隐喻的浩大辛劳。一件古典的作品运用一切也包含一切，它是各种价值的等级化总和。古典主义意味着整合、综合、天体演化论，而不是分散、实验、怀疑主义。它跟新古典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不断“回归传统”无关（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一点一点地从瓦砾堆中、从对各种“主义”的反感中涌现出来），恰恰相反，它是对我“征服非理性”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是对加拉使我恢复的信仰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
  这些想法必然成为我应邀在巴塞罗那发表的一次演讲的内容。离开利加特港之前，我们跟给我们住宅加顶的屋面工和泥瓦匠一起喝了杯酒。他们正在争论政治问题。
  “在那些有趣的事情中，”一位说，“在那些我认为是有趣的事情中，无可怀疑，最有趣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它确实是种很有趣的想法，可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我也会满足于一种按照我的趣味略加修正的相当自由的社会主义。”
  “而我，”另一位说，“只有一种事情让我喜欢，这就是完整的不受约束的爱。一切的恶都来自人们无法尽情做爱。”
  “至于我，”第三位说，“唯一令我喜爱的事物就是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为了它，我在什么事情面前都不会后退，就连推翻有轨电车也不会让我后退，这是我已有过一些实践的事情。”
  “既非工团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第四位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式的解决办法。”
  “当然，我赞成共产主义，”第五位答道，“不过还应当明白除了我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五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斯大林分子已证明了他们屠杀自由人，同法西斯分子一模一样。”
  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了，不过不如内战期间那么尖锐了。对这些人具有意义的嘈先是闹革命。什么还没说的泥瓦匠工头做了结论：
  “你们愿意我向你们讲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吗？这将由一位军事独裁者来结束，他将使找们大家缩成一团，让我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找们一到巴塞罗那，就了解到形势要变糟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炮弹几乎到处爆炸。午后宣布了总罢工，城市显出了极其阴森不祥的样子。曾把现代艺术介绍到巴塞罗那的老画商达尔茅，在那天组织了我的演讲会，钟敲五点时，他叩着我们在卡门街租的房子的门。
  “请进厂找喊道。
  我从忘不掉达尔茅突然出现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乱糟糟的，头发竖了起来，呼吸急促。显然，他有急事要告诉我们，可他却一动不动呆立在门前，他裤子的开裆大敞着，他在那里面放了一份我请他带给我的杂志。我在封面上能看到“超现实主义革命”这几个字，稍微歇息了一会儿（这一暂息使他能欣赏到他没扣扣子的出现造成的惊异效果），他通知我们：
  “你们得赶快溜走，巴塞罗那就要下雹子了。”
  我们把下午余下的时间用来找一位肯开车把我们送到边界的汽车司机，再就是为弄份通行证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街道上，民众拿着武器，一群又一群闹事者跟假装没看到他们的骑在马上的阴沉的国民卫队交错而过。在内务部，我为了通行证不得不足足等了两小时，不时人们停止打字，在窗口安置机关枪。妇女们用卡塔卢尼亚的旗帜缝制着担架布。传来了孔帕尼斯将宣布卡塔卢尼亚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到雹子的猛烈袭击，尤其是如果军队首先采取行动的话。我在等待证件之际，认出了办公室里的两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领袖巴狄亚兄弟。他们两人一顿一顿的悲剧性动作和预示着死亡的苍白肤色，使他们跟布斯特·基顿相似得很。事实上，几天后无政府主义者就杀死了他们。
  我的通行证到手了。我又见到了达尔茅，他花了极大一笔钱，好不容易才替我们找到一位司机和一辆汽车。我、加拉、达尔茅、无政府主义司机，我们都被迫呆在一个小便处，来确定旅行的费用。
  “我预先考虑了一切，”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抽出一面卡塔卢尼亚小旗，对我们说，“这面旗去时用。”
  接着他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小的西班牙国旗，补充道：
  “这个回来时用，因为正规军肯定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再者这个问题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过是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之间的算帐罢了。我们的时刻还没到来。你们听到的这些炮弹声是我们的，但我们爆炸它们只是为了练练手艺。在那有尸体的地方，我们定要为了我们的名声给它添加一些尸体。仅此而已。伟大的重磅炸弹的日子还没到来呢围…··”
  我们出发了。平时只用四小时的旅程，由于经常碰到一群一群要我们出示安全通行证的武装人员的拦截，我们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走完。大多数闹事者处在一种危险的狂热状态中，我们之所以能继续我们的行程，这主要得归功于这位无政府主义司机的能盲善辩。中途，找们停车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加油。人们在这儿的一个大“盎沃拉特”②下狂舞着，一个临时乐队演奏着（蓝色的多膨河》。有些少女和小伙子拥抱着在散步。布满灰尘的白色公路上，翻倒了一个黑色的酒桶。从咖啡店敞开的门能窥到两个成年人聚精会神地打着乒乓球。加满了油，司机对找们说：
  “现在请你们原谅，出发前我得去换一下橄榄水围。”
  他消失在咖啡店里，回来时一只手扣着裤子，另一只手背擦着下巴。他刚一口喝干了一杯首香酒。一个打乒乓的人没接到球，他把球捡起来，跟另一位打乒乓的人熟练地打了几板，然后朝我们走来。
  “赶快上路吧，”他说，“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