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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犯了一次优雅病，它跟马德里那次很相似。我觉得优雅是一个精致时代的有形象征，是宗教童子军的军号声。实际上，没什么能比时装更富悲剧性、更虚妄的了。正如1914年的战争由莎耐尔小姐象征一样，文尔莎·夏帕列里的服装店宣告了未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清除红色或白色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又一次是那么正确！几年后，以夏帕列里时装和达利作为掩护，穿着厚颜无耻地模仿的衬衫，沾着沙粒的头发上缀满刚在法国扯下的树叶，德国军队进入了比亚里兹。夏帕列里店铺的灵魂是贝蒂娜·贝格利，她很像螳螂，她也明白这一点。她也是巴黎最好幻想的女人，她是前驻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加斯东·贝格利的配偶，加斯东·贝格利是位绝无仅有的人，他继承了北欧人的蓝眼睛和一种司汤达式的智慧。贝蒂娜与莎耐尔小姐和鲁西·塞尔特（穆第瓦尼公主的亲生女）一起，尽管有死亡有分离，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伦敦带给我一种拉斐尔前派精神的光彩，我无疑是唯一能辨别和品味这种情况的人。彼得·沃森最爱好建筑和家具。他买广了最让人想到罗赛蒂作品的每一件毕加索的作品，而毕加索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极为富有的爱德华·詹姆斯理所当然地买了一些达利的作品。贝纳斯爵士像潜水员那样用幽默的盔甲保护自己，他毫无表情地出席波利尼亚克公主在她那由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装饰的大客厅里举办的高质量音乐会。在塞尔特第一位妻子米西姬·塞尔特的家里，烧煮着巴黎最有营养的闲话。在玛丽一露易莎·布斯凯特的家中，每星期四晚上，在一间宁静的灰色沙龙里，人们品尝着另一些闲话、文学的和社交界的闲话，我有时在这儿见到沃拉尔，甚至还有保尔·波瓦列特。在春天，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天气非常美妙，人们在花园中听到客厅里在演奏一首弦乐四重奏曲。客周”里，蜡烛照亮着那些雷诺阿的作品和一幅具有不吉利的食粪性的芳丹一拉图尔的无比的色粉笔画。各种小蛋糕、糖果、甜食陪伴着一切。在诺埃尔子爵夫人家里，情况则与此相反，这儿是文学和绘画的对位、黑格尔的传统、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尼斯塔夫·多雷、罗伯斯庇尔、萨特和达利。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但比在别处更在重。
  还有雷金纳德·费洛斯夫人家的舞会和晚宴。人们在这儿没看到她穿柯克多为她设计的连衣裙、没听到格特鲁德·斯坦因讲话，真感到双重的沮丧。
  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和亲王夫人具有最无可争辩的“态度”，这种态度几乎跟那西班牙风度、那“外貌们样强烈。在亲王夫人身上，这种态度是奥布里’比尔兹利异国情调的优雅形象有点儿变质的残渣。她总穿着一种我不了解的会残暴压迫时装的过时服装。正如她的过时仿佛属于新闻一样。她是具有最确切的巴黎式优雅感的女人。
  波获伯爵和伯爵夫人保管着整个这一世界戏剧的钥匙。进入他们家中，就是进入剧院。看到挂在管风琴银光闪闪管子上的一幅毕加索灰色时期（原文如此——一译者）的作品，就足以了解到这一点了。艾蒂安·德·波蒙像戏剧的主角那样讲话，穿着极为昂贵的鹿皮鞋。每一舞蹈编排的策划、加基列夫的策划和其他俄国芭蕾舞的策划，都诞生在他那树上挂着一些假花的花园里。人们能不受损害他在他们家见到玛丽·罗兰册、德·拉·罗克上校、列奥尼德·马西纳、谢尔盖·里法尔（他疲惫死了，就像是尸体一样）、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西班牙大使和超现实主义者。巴黎的“上流社会”变成了各类人大混杂的场所，它预示着1940年的战败。受到大众欢迎的、失败主义的、粘糊糊的费尔南代尔②的牙床，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同身穿最精美的勒隆长裙的娜塔丽·帕莱公主高贵的、幽灵般的苍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亨利·伯恩斯坦在这种卡萨诺瓦式的风流夜总会的昏暗光线下，面对着～盘意大利面条，以富于预言性的闲话，讲出一种犬儒主义的和感伤的结局。贝贝·贝拉尔的胡子，继我特有的胡须之后，是巴黎最聪明的画家的胡子。他到处游荡，胡子上沾染着鸦片，身上有种混合了勒南味的罗马本期的颓废气息。在这个仍装点着对路易十五各种回忆的巴黎（以阿尔图罗·洛佩斯家族的一对阿兹台克人和巴西人的夫妇为代表），一切都为拉斯普廷作风、贝贝一花花公子派头、加拉一达利方式做好了准备。除了他那些稀有的卓越绘画之外，贝拉尔身上有三种我觉得是美妙动人的情况：他的肮脏、他的目光和他的聪明。鲍利斯·柯沙诺怀着愤怒和坚定的态度，刮掉了他的哥萨克式胡须。他“照亮了”俄国的芭蕾舞，他道过歉，迅速地吃着，在餐后点心端来前就匆匆走掉了，无疑他将到别的地方吃餐后点心。他满脸通红时，面孔就变成鲜红色，同他雪白的礼服衬衫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好像是一面法国国旗。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具有十分鲜明的耶稣会式的西班牙人的智慧。他让人在距利加特港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建造了一幢住宅。勒一马一容格无疑是欧洲最贫穷也最奢华的地方。我和加拉，我们去那里呆了几周。夏末，巴黎的整个团体都跑到那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一些日子，它们不过是对这无法模仿的辉煌战后岁月的一种怀旧式回忆。
  这种受到萨尔达那舞蹈音乐和布拉瓦海岸的各种海上景观摇晃的狂喜生活，不幸被发生在帕拉莫斯到费格拉斯的公路上的一场车祸打断了。阿历克斯·穆第瓦尼王子和茶桑男爵夫人因此而丧生。阿历克斯的妹妹鲁西，受到悲伤的折磨，四年后也去世了。要衡量我多么喜爱她，只需说她跟收藏在海牙博物馆中的那幅维米尔的少女肖像如同两颗珍珠一般相似就足够了。
  愿人们不要急于太肤浅地判断战后的这个绝望而又浪漫的欧洲的主角们。在重审那些动不动就自杀的诗人和上流社会的妇女之前，要先过掉一个世纪。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在大灾难后活下来，而我们热爱的这个大陆将沉没在既无纪念也无光荣的当代历史的废墟中。
  达利自传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牙齿间的光荣——一大腿间的苦闷——加拉发现并鼓舞我灵魂的古典主义
  我第二次美国之行，是所谓的“光荣”正式开始了的一次旅行。在开幕式当天，我的所有的画全买掉了。《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登了曼·雷为我拍的一张照片，并加上了如下的标题：超现实主义者萨尔瓦多·达利——一棵柏树、一位大主教、一片从窗口飘出的轻如羽毛的云彩。在不少场合，都有人告诉我这份杂志的出版，可在我收到它时，我非常失望，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少的杂志。只有到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份杂志的惊人影响，全美国都在读它。我一下子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人们在街头拦住我要求签名。从美国最偏远的角落给我寄来不少信件，各种荒谬的提议像雨点般向我扑来。
  作为一种示范，我同意在邦威特一泰尔商店的玻璃橱窗搞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阵列，所有别的商店随后也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样式。我在那里布置了一个人体模型，头是用红玫瑰做成的，指甲是用助毛做成的；在一只桌子上，我摆了一部螫虾形的电话；在一把椅子上放置着我著名的刺激性欲的无尾常礼服，我在常礼服上又摆了八十八只小玻璃酒杯，宽而瀚满了绿薄荷酒，杯中插着鸡尾酒的吸管。这件上装刚在伦敦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那儿，我藏在一件潜水眼里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演说。贝纳斯爵士负责租借这件服装，有人打电话问他达利先生打算潜到多深的地方。贝纳斯爵士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回答：
  “潜到无意识的深度，随后他马上就上来。”
  “先生，很好，”出租人继续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放上一个特殊的潜水帽。”
  我穿上潜水服，一名专家来把潜水帽牢牢地封好。铅靴显得很沉重，我几乎抬木起脚来。两个朋友帮忙把我硬拖到讲台上，我穿着这套怪异的服装出现在那儿，手中紧紧牵着两只白色的猎兔狗。伦敦的公众肯定特别恐慌，因为全场一片静默。有人成功地让我坐在麦克风前，因为我终于了解到我无法在潜水服的玻璃后面讲话。此外，我这时感到要因窒息而昏倒了，我不得不匆匆招呼我的朋友卸下潜水帽。不幸，那位专业工人刚悄悄地走掉了，无人知道怎么动手。有人试图撕开服装，于是用一把锤子敲打起螺栓来。每一敲打，都让我相信自己要死了。公众听说这涉及到一场各个细节早已规定好了的哑剧，突然热烈地鼓起掌来。但在我露出头来，像垂死的人一样面色惨白地出现之际，我每一行动都缺不了的这富于戏剧性的一面令大家激动不已。这次不由自主地成功和我在伦敦展览会国上更自觉的成功，表明了对我来说一切将会更好，这些成功本应使我兴奋，但并不是这样，而是我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消沉的牺牲者。我想尽快回到西班牙去。一种难以克服的疲倦压在了我那总保持警惕的歇斯底里之上。我受够了人们从窗户里丢出来的柏树、大主教、软钢琴、螫虾电话、潜水服，受够了广告和鸡尾酒会。我想马上重见利加特港，在那儿我最终能做些“意义重大的事情”。
  我们在十二月的一个黄昏到达了利加特港。我从没有如此深地了解这处风景的闻所未闻的美。在这次已开始的居留期内，我打算好好地领略每一秒钟，可是一种沉重的苦闷敲击着我的太阳神经丛。第一夜，我无法入睡。第二天，我沿着海边漫步。在伦敦、纽约、巴黎度过的最近几个月的辉煌生涯，在找着来是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了。找无法确定令我心情沉重的东西的性质，也无法确定那些理由。发生了什么事？你已有了六年来所渴望的东西。你来到了你的利加特港，这处你在世界上最偏爱的地方。你不再可耻地操心金钱了。你能开始把时间花在你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上f，那些你从心底里想着手进行的作品。你身体非常健康。你可以自由地在人们向你提供的各种戏剧或电影的制作计划中进行选择……要是加拉还没因那使你额头出现波纹的事情而心绪不宁，那她就会是幸福的。
  我为了对抗这毁了找的各种幻象的苦闷，突然汗始愤怒地倾诉起来。一点儿用也没有。就连那些最令人放心的论证也没用。如果这种情况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找就只有哭泣了·。’·”
  加拉多次劝我用冷水浴镇定我的神经。我脱掉衣服，投入被冬天催眠的海滩那透明冰冷的水中。裸露着身体站在像夏天一样灼热的阳光下，我感到苦闷继续在我的肉体里升起·’…吻0拉喊我去吃午饭，我打着哆嚷本能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把另一只手放在生殖器上，从我的生殖器上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