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户
  有一天，我彻底挖空了一个面包头的内部，在里面放了个小佛像，用一些死跳蚤把它完全盖上。接着我拿了块木头堵住面包头的开口，抹上水泥，把一切固定住，并在上面写下了：“马的果酱。＠。这是什么意思呢？
  室内装饰家让米歇尔·弗朗克给我提供了两把最纯粹的1900年风格的椅子，我用～个巧克力扳代替了其中一把的情背，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随后我又用一只门把手接长官的一只脚，使它失掉平衡。另一只脚则永远插在一个啤酒杯里。我称这个不舒服的物品为“大气之椅”。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时我开始发起一场运动，大力宣扬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具有象征作用的荒谬物品，用来对抗讲述梦的东西、自动书写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应当是绝对无用的，并且从实用的观点看，最绝对荒谬的。它以最大的可触知性体现着发狂个性的精神奇想。这些物品的出现和流传向有用和实际的物品展开了一场竞争，这种竞争是那么激烈，使得人们相信目击了一场愤怒的公鸡的战斗，正常的物品经常在战斗中被拔光了羽毛赶去。很难抵御超现实主义的巴黎人，在他们房间里迅速塞满了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初看起来，它们很不和谐，不过每个人都能用手去接触和操纵它们。人们来触摸裸体，并从我的共中汲取这一天主教的真理：物品是种“圣宠的身份”。
  超现实主义物品的风行＠，扫除了那非常令人烦的自动性叙述和梦的影响力。超现实主义物品造成～种现实的需要。人们不再想要“美妙地讲述的事物”了，他们想要用手制造的美妙的东西。“从未见日上”，很快就引起中欧的超现实主义者、日本人和各国后来者的兴趣。大体而言，我用自己的物品杀死了最初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以及总的现代绘画。米罗说过：‘俄想谋杀绘画片我暗中在绘画的两肩里给了致命的一击，从而帮他谋杀了绘画。然而我感觉到米罗明白我们的牺牲者是“现代绘画”，而非古代绘画；在最近重看过梅隆的收藏品后，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古代绘画的状态是极为良好的。满怀着对超现实主义物品迷恋之情，我在一些快镜照片的启示下，画了几幅表面上正常的绘画作品，我给它们添加了点梅索尼埃的东西。疲倦的公众立即上了钩，而我暗想着：“再等一下，别怕，我就要向你们讲出真情的……”
  这个新时期不久就要结束了，我和加拉，我们在一个半月内为回到卡达凯斯存够了钱。我的威望已经相当稳固了。批评家们已经把超现实主义分为达利之前和达利之后的了。人们只依据达利来观看和判断……柔软、衰落的装饰、粘糊糊的东西、跟生命有关的事物、腐烂，这全属于达利。一件难以预料的中世纪物品，这是属于达利的。勒南～幅画中奇特或痛苦的目光，这是属于达利的。一部有着通奸的乐队指挥和坚琴演奏家的荒唐的影片，这还是属于达利的。巴黎的面包不再是巴黎的面包了。它成了我的面包、达利的面包、萨尔瓦多的面包！
  我的影响的奥秘之一，就是它永远是奥秘。说到加拉的影响的奥秘，那就是它是双重的奥秘。不过我有保持奥秘的秘诀。加拉则有在我的奥秘中对我保持奥秘的秘诀。人们时常认为发现了我的奥秘：谬误！这不是我的奥秘，这是加拉的奥秘！
  我们缺钱这件事也是我们奥秘之一。大部分时光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一直体验着由缺钱带来的苦恼。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就是不显露这个奥秘。别人的怜悯被扼杀了。加拉说，这种力量不在于唤起怜悯，而在于唤起羞愧。我们会死于任何人都绝不会知道的饥饿。“至死都保持天才和风度”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很像这么一位没有东西吃的西班牙人，当中午的钟声敲响时，他回到家中，坐在空荡荡的桌前，既无面包也无酒。他等着别人吃完午饭。空旷的广场在无情的阳光下显出～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人们从每扇窗子里看到那首先吃完饭的人正穿过广场。我们这位老兄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刻站了起来，唇间叨着根牙签，边剔着牙边在广场上漫步。人们必定相信他吃了饭，否则他不会塞住牙缝。
  一旦钱开始稀少了，就应当增加小费，决不让它低于中等水平。人们能省掉某些东西，但人们不能适应种种东西。人们能不吃，但不能吃得讲。从马拉加那时起，我成了加拉的学生，她向我揭示快乐的原则。她也使我懂得了全部的现实。她教会了我穿衣、下楼梯不数次跌倒、不丢钱、吃饭时不把鸡腿抛到天花板上、辨别我的那些敌人。她是宣告了我古典主义的平衡和匀称的天使。我并没丧失个性，就清除了束缚我的那些怪病。我意识到了我的行动。
  生活能够把我变得坚硬，取代这种作法，加拉为我构筑了一个寄居蟹的壳，从而使我能把我的外部镶嵌当成一个堡垒，而在内部，我则继续在柔软和超级柔软中变老起来。于是在我决定画一些表的那～天，我把它们画成软软的东西。这经历了疲劳的一夜。我头痛，感到极不舒服，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本应同一些朋友去看电影，但到了最后时刻，我决定留在家里。加拉踉他们一起出去了，我则早早就睡下了。我们是用一块上好的卡芒贝尔乳酪结束晚餐的，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在桌子上支着胳膊肘呆了一会儿，想着这块稀乳酪的“超级柔软”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我站起来，走进画室，依照我的习惯最后看一眼我的作品。我正在画的这幅画表现的是利加特港周围的一处风景，它那些岩礁仿佛被黄昏的透明光线照亮了。前景上，我勾勒出一棵截断的无叶橄榄树。这处风景应当作为某种观念的背景，可这是什么观念呢？我需要一个惊人的形象，但我还没找到它呐。我熄了灯，走出画室，这时我完全“看到了”解决的刃、法：两只软表，其中一只悲哀地挂在橄榄树枝上，虽然头痛，我仍准备着调色板，动手工作起来。两小则后，加拉从电影院回来了，这幅或许是我最卓越作品之一的画已经完成了。我让她闭上双眼坐在画的前面。
  一、二、三，现在看吧，你会……”
  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画，这回轮到我观察她了，她的面容反映着她那种惊奇的赞美之情。于是我确信了我的形象的效果，因为加拉从不会弄错的。
  “谁看过都会忘记的。”
  “那么，我们睡觉去吧。我头痛得很。我要吃点儿阿斯匹林。电影院上映什么片子？它好吗／
  “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
  早晨，我收到一家影片公司的回绝信，我向它提交过一个认真准备的小脚本，事实上，这个脚本最为深刻地总括了我的各种观念。只读了最初几行，我就明白这是个否定的答复，我没再读下去。画完我的油画店，我更平静地拿起了这封信，从中我读到这些先生觉得我的观念非常好，可是这部影片不会“受大众欢迎”，因此不可能投入商业化的生产，无论如何，观众决不会喜欢这么有力地打乱他们的习惯。
  几天后，一个来自美国的家伙买下我这些软表，我给它们起了《永恒的记忆》这个题目。这个家伙举起两只黑色的大翅膀，它们就像格列柯的大使的翅膀。要是人们没看到他的黑色翅膀，那么作为补偿，人们决不会不注意到他的白麻布西服套装和他的巨大的巴拿马草帽。他名叫朱里安·列维，这个人想让美国了解我的艺术。朱里安·列维向我承认，他认为我的作品非常独特，但它是反大众的、也是卖不掉的。他要把我的画挂在自己的住宅里，供自己享受。《永恒的记忆》并没有证实这错误的预言，它被卖掉了，并一再被卖掉，最终进入了现代艺术馆，现在它无疑是该馆最受大众欢迎的画。我时常在外省看到一些绘画爱好者复制它，而他们见到的仅仅是它的一幅黑白照片。在食品杂货店和室内家具店，它也被用来招徐顾客！
  过了些时候，我出席一部所谓的喜剧片的放映式，这部影片重复了我那个小脚本的大部分观念。它是愚蠢的、制作得很拙劣，真是非常糟糕……我的“观念”显然是被糟蹋了。不过幸运的是这些观念不时把那些唯利是图者开得要死了，因为在进行彩排前这些观念在他们手里爆炸开了。如同拉罗斯词典上的那位女子，我吹着我各种危险观念的花朵。但我只让它们有毒的病菌随风播撒。人们无法不受惩罚地模仿萨尔瓦多·达利。那胆敢这么干的人将死于它！虽然被偷窃、被诈骗、被抄袭，要是我无法挣钱，那么作为补偿，我仍然能感到我的威信每天都更加距顶峰近了点儿。经过这么多努力之后，我和加拉，我们将再去利加特港，几乎可以肯定有两个月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半月去西班牙，两周在巴黎，后者是为了在我们回来时静观情况的变化。自从我被家庭赶走后，父亲不停地追逼我，试图使我无法在卡达凯斯生活，仿佛我们只要一出现就是他的耻辱。
  到达利加特港后，我画了幅加拉的肖像，一对全排骨划和他在她肩上摆动着。这应意味（如我后来明白的）取代吃她，我决定吃一对生排骨。事实上，这排骨仿佛是我流产的赎罪的牺牲品，正如亚伯拉罕偏爱吃母羊和威廉·泰尔瞄准苹果一样。我好几次这样描绘我童年的肖像，把一块生排骨放在找头上，试图象征性地引诱我父亲来吃排骨而不是吃他的儿子。我的那些可食用的、肠腔内的、有助消化的图画在这天变得紧张了。我想吃掉一切并打算用煮鸡蛋建造一个可以吃的大餐桌，我甚至想雕刻一尊米罗的维纳斯像，这只需打碎蛋壳找到蛋白，一直挖到蛋黄就够了。这个夏天，我不仅想把一切全都吃掉，而且我也极为口渴。我相信烧酒（在巴黎时我曾不得不喝它来克服我羞怯的毛病）在胃的刺激中会发挥作用，多亏了这种刺激，我感到我那些北非的祖传意识复生了，这种阿拉伯人的口渴把他们带到了西班牙并使他们创造了阴凉处和喷水柱。
  像阿拉伯人一样口渴的我，也跟他们一样好争执。一天晚上，有人邀请我初秋到巴塞罗那，面对公众一试找的口才。找的演讲在巴塞罗那协会里举行，这是该市的知识中心。我决定用最强烈的粗暴方式抨击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以发昏的无知态度在一种卡塔卢尼亚爱国主义环境中吃着草。我开始时放意退到了一刻钟，以便我能发现面对着一群躁动不安的听众。没有开场白，我以萨德侯爵赞美酒神的颂词开始我的演讲，我把他当成一个知识的可耻丑行跟安杰尔·圭梅拉③进行对比，去海拉死于几年前，我知道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作家。找刚一说出：“这位伟大的鸡好者、这个巨大的毛茸茸的败类，他名叫安杰尔·圭梅拉……”找马上就明白我的演讲结束了。歇斯底里的听众向我仍椅子，对讲台发动冲击，要是协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以阻止，人们肯定会当场把我像石膏像一样打碎了。把我安排在一辆出租汽车中时，警卫们对我说：“你真勇敢／事实上，我相信那天我表现得颇为镇定，不过真正的勇气属于替我承受打击的国民卫队这一方面。
  这件事又为我赢来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邀请。
  “在我们这儿，”主席说，“你能讲任何事情，而且越大胆越好。”
  我接受了邀请，只要求替我准备一个尽可能长的面包和一些能牢牢捆住它的皮带。演讲的那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几分钟，照我设想的调整好演出的场面。他们让我看到一个非常令我满意的大面包。于是我向他们解释，在我漫谈的某个预定时刻，我会打手势并说出：“把它拿上来。”两名助手将带着面包出现，把它放在我头上，用皮带绕过我的腋窝牢牢固定住它。这个操作程序要极其严肃地进行。两名助手要能有种阴森森的表情，那就更好了。
  我以刺激人的优雅方式打扮起来，我出现在讲台上时，立即受到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终于把口哨声压了下去。有人说：“首先，要让他讲话介于是我讲话了。这回不是萨德侯爵的颂词，而是我的一份讲稿，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最粗野最露骨的下流话，一些接着一些，我一生中从没这么讲过。无疑，这是首次有人敢于当众讲出这些话。我保持着亲切自然的语调，仿佛我在谈下雨和好天气。一种普遍的不安控制了易动感情的和人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听众，他们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