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在学校迎接我的同学中间，立刻了解到他们反抗的原因，他们提议我做的事，恰好就是当他们反叛行动的旗手。为了任命一位新的绘画教授，学院准备了一次竞赛活动。竞争者人数众多，因为这个班级特别有名。教授候选者每人完成两幅画，一幅是命题创作，另一幅是自选创作，刚刚在学院内部展出了它们。可是一切似乎都极平庸，只有达尼埃尔·瓦斯凯兹·狄亚兹那两幅是例外，这两幅画的风格跟当时被称为“后印象主义”的风格相似。我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最积极最有才气的学生中，有些人已经迷恋上瓦斯凯兹·狄亚兹了。瓦斯凯兹·狄亚兹还没达到立体主义的阶段，但他的影响力足以使大家接受我的某些东西，而如果这是我说的，大家还不会加以考虑。合乎逻辑地，我应当成为瓦斯凯兹·狄亚兹的支持者。不幸，学生们了解到由于一些卑鄙的阴谋，瓦斯凯兹·狄亚兹将被排斥，取代他的是某个家伙，此人根本不配获得竞争的教授职位。我跟同学们一起来到展览厅。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了。我第一次同意他们的看法，尽管在我内心深处，我偏爱任何一位懂得调色的老学院派画家。可是这类画家几年前就完全灭绝了。我选择了瓦斯凯兹·狄亚兹。下午，最后一位竞争者简短陈述了他的教学法。接着评审团退场进行评议，他们回来宣布任命另一个人为教授。在主席致结束语前，我悄悄站起身走掉了，我的团体的朋友们正参加由后来成为西班牙共和国总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的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他们在等我。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同学们一派恐慌，有人告诉我，由于昨天的事件，我被除名了。我没把这当回事，自认平静的离开不能成为开除的理由。但重要的并非这件事，而是因为在我沉默的抗议之后，学生们开始辱骂评审团的成员，并恐吓和痛打他们。结果这些院士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学院大厅里，要是骑警没赶到校园，大家就会用长凳撞开大厅的门，把这些院士赶走。造反的头头只能是发出信号的我。我徒然为自己辩白，但无济于事。我被皇家美术学院除名了一年。此后没几天，我就回到了费格拉斯。国民卫队到这儿拘捕了我，把找关进该市的监狱。一个月后，找被移解到赫罗纳监狱，随后因找不到任何受理这一案件的充足证据，无法长期拘押我，终于释放了我。我回到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卡塔卢尼亚。未来的长枪党创始人霍塞·安托尼奥的父亲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用强有力然而又是仁慈的方式，在起义一开始时就把它镇压了下去，我费格拉斯的每一位朋友都是革命者和分离主义者。我的父亲，通过他公证人的职位，必定在选举时目睹了法院某些滥用职权和行私舞弊的行为。至于我，我不停地谈论无政府主义、君主专制政体，尽力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精神的普遍混淆达到完善的境地。我坐牢这件事增加了我的光荣。对我来说，这尤其是种乐趣。把我与政治犯混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和父母塞给我一大堆礼物。每天晚上，我们畅饮香滨酒。我写了《巴别尔塔》的续篇，借助想象重温马德里最后的那些日子，我现在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我同样高兴能重见我那盎浦当的风景。正是在从赫罗纳监狱的铁窗凝望它时，我明白了自己终于成功地变老了一点。这就是我向往的一切，我从马德里生活中获得的一切。在重返监狱那一刻，最好能感到自己更老了些。对精神来说，这是多么轻松啊！
  达利自传第九章
  第九章
  重返马德里——永远被美术学院开除——巴黎之旅——会见加拉——独一无二爱情史的艰难牧歌的开端——一被家庭驱逐
  一天下午，我获释离开赫罗纳监狱，晚餐时回到费格拉斯。当晚我去看电影。我自由的消息已传遍全城，我进入放映厅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几天后，父母带我到卡达凯斯，我重又在这儿过起了苦行的生活，完全投入绘画和读书中。忆起在马德里的大吃大喝，更增强了这种狂热的学习之情，因为我现在知道，用手抓住一种心醉神迷的新经验的气喘吁吁的鸟儿后，我再回到首都时，我还能重过那种生活。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变老；要在这场征服我灵魂的十字军运动中获得胜利，我就得集聚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得工作、得斗争，从而也就变老起来。
  到了夏末，我只剩下副骨架了，仿佛是菲力二世十分喜爱的杰罗姆·博施笔下的怪物，一个没有身躯、仅有一手一眼一脑的怪物。
  我家里习惯在午饭后喝咖啡、饮半杯查尔特勒红酒。我尊重这个传统，只有一天例外，我心不在焉地倒了满满一杯酒，饮料甚至溢出一点在桌布上。父亲惊慌地喊道：
  “你在那儿干什么？你很清楚这酒劲很大户。
  我解释我分心了，把一半酒倒回瓶中。父亲会因安睡而变得温和起来……可我究竟在想什么？但恰似我的“帕西发尔”的情况，最好我保持着一些秘密！这会对本书以后的一些版本有很大好处。要是为了满足同时代人的好奇心，我提供自己撕碎的身心是正常的话，那么我为自己的未来利益着想，利用这次机会，有分寸地开始替以后的书做广告，当然也是正常的。
  受的处分一取消，我当即重返马德里，团体的成员在这儿焦急地等待着我。他们说，少了我，就再不是“同一回事”了。他们饥饿的想象需要一些念头，而这只有我能带给他们。大家欢迎我，照顾我，疼爱我。我成为他们的神。他们为我做各种事，给我买鞋、为我定制特殊的领带、替我在剧院里定座位、帮我整理箱子、关心我的健康、服从我所有的怪僻、像骑兵队一样冲向马德里去战胜妨碍实现我最荒唐奇想的种种实际困难。有了上一年的经验，父亲每月只给我很少一点钱，这虽足够我维持生活，但却远远无法应付我打算过的那种狂欢式的生活。与此相反，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我支付发票，这不是一回事晚！另外，团体的全部成员在这时也给我经济援助。我每一位朋友都有办法在预定场合得到一笔我们需要的钱：一位把家庭的礼物、一枚镶名贵钻石的戒指送到了蒙一德一皮埃特；另一位奇迹似地成功抵押了一处尚未属于他的大产业；第三位买掉了他的汽车，用来在二三天内支付我们惊人的花销。我们也利用我们富家子弟的声誉，向最不可靠的人借钱。列出了有关人士的表册后，我们就抽签，随后我们中的两个人便跳上出租汽车，或是直接到这些人的家里去，或是到咖啡馆去，跟他们借钱。白天过去之际，我们就这样成功地聚集起一笔可观的款子，它们往往超过我们的设想，满足了我们那难以满足的贪欲。不时，我们还钱给那些借给我们钱最多的人，而这不过是为了再向他们借钱。信任重又建立起来。它消失的那天，我们的父母就收到了一大堆他们难以应付的帐单。我们行为的真正受害者是借钱给我们的那些最老实的朋友，他们不仅相信我们富有，而且钦佩我们，我们却以卑鄙的态度可憎地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向他们施舍了几分钟的谈话，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么干过之后，我厚颜无耻地说：“我们被偷窃了！仅仅是我向他们说的关于写实主义和天主教的话，就值五倍多的价钱。”而我真就大胆地相信是这么回事。
  一天晚上，我不得不听一位真诚赞美我作品的艺术家讲心里话。他悲伤地诉说着自己精神和物质上的困境。他认为我会同情他，然后就跟我借钱吗？我毫不清楚，尽管最后他满眼含泪，难以忍受我无动于衷的长久沉默，对我说：
  “这就是我的情况，你的怎样？”
  “我？我让自己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
  他拿一块干净得令人生疑的手帕捂住脸，轻声哭了。我刚刚为自己的纨绔作风牺牲了一位新受害者。一瞬间，找突然涌起一股怜悯之情。我应当用力顶住，不做退让。我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补充道：
  “你为什么不试试上吊，…··或从塔楼上面跳下去呢？”
  这一年内，我结识了好几位优雅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在口头上和情欲上满足了我最充满仇恨的欲望。我也开始躲避洛尔卡和团体，这个团体越来越变成“他的”了。这是他那无法抗拒的影响力的顶峰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隐约感到妒忌折磨的时期。有时，我们沿着拉’卡斯特拉纳林荫道散步到一家常去的咖啡馆。我知道洛尔卡在这儿会像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闪闪发光，于是我一下子就跑掉了，三天没再露面。谁都无法从我口中探出这些躲避的奥秘，而我也不想再揭开它们。
  我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把钞票投入威士忌中等待它们解体。我喜欢当着那些半上流社会的女人面干这件事，我往往怀着精明的吝啬跟她们讲价钱。放纵了一年后，有人通知我被学院永远开除了。国王在1926年10月20日签署的决定正式登在公报上。我在我轶事性自画像中报道了造成这次开除的偶然事件。我能补充评论的，就是我对此既不惊奇也不愤怒。不论什么评审团都可能有理由这么干的。
  我本人曾希望这样，我深深希望这个最终的惩罚结束掉我放纵的生活。我想回费格拉斯努力干一年，然后再说服父亲我应当去巴黎继续学习。一旦到了巴黎，我就要夺取政权了！
  我独自一人在马德里度过我最后的一天，整个下午走遍了百来条我忽略的街道，这些街道深刻地体现着平民和贵族把他们的命运融会在同一历史中的这座城市的本质，在十月明亮的光线下，马德里像一块脱离肉体的大骨头，微染着血的各种粉红色调。夜晚来临了，我去了雷克脱尔俱乐部，坐在我心爱的角落里，与平时的习惯不同，我只清醒地喝了两杯威士忌。我独自在这儿呆到黎明，在出口处，受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矮小老妇人的纠缠，她浑身发抖，不停地向我乞求。我全不顾她，继续走我的路，一直来到了西班牙银行，这儿有位很美的姑娘在卖枪子花。我给了她一百比塞塔，买下整整一大束花，随后我突然转向跟在我身后的那位矮小老妇人，把它当礼物送给了她。我走了几步，转过身来看她，在黎明的漫射光线中，她茫然失措地站在人行道边上。她手臂里的一篮柜子花形成了一团白色块。
  第二天，我带着那些懒得装满的空箱子离开了马德里。我回到费格拉斯，使我的家庭感到沮丧。被开除了，而且连件换的衬衫都没有！我的未来将会怎样啊！为了安慰他们，我不断重复着：
  “我向你们发誓我认为已整理了箱子，不过我必定把它同两年前动身那次弄混淆了。”
  我的父亲垮了。这次开除毁掉了他看到我从事官方职业的全部希望。我那时最成功的一幅石墨素描，是以他和妹妹为模特儿的，从他面部的表情上，能觉察到那些天来侵蚀他的悲怆的苦涩之情。在画这些具有严格古典主义风格的素描同时，我越来越渴望把我的立体主义经验与一种传统结合起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大画廊展出了我一些油画c达尔茅（他的外貌像格列柯笔下的人物）在他那被认为是最前卫的店里举办了我的个展。人们就这次展览谈得很多。出现了一些论战，但我一直对此毫不关心，只在费格拉斯的画室里发奋工作。但巴黎听到了悄悄的传言，说在西班牙刚刚发现一位新画家。毕加索路过巴塞罗那，看到我的《背面的少女》，讲了一些高度赞美它的话。就这个问题，我收到一封保尔·罗森堡的信，向我要一些照片。我凑巧投寄。我知道在我到达首都那天，把它们装在袋子里了。
  我由姑姑和妹妹陪同，首次在巴黎呆了一周。它以三次重要的参观访问为标志：凡尔赛、格雷万蜡像馆、毕加索。曼努埃尔·盎格罗·奥蒂兹把我介绍给毕加索，奥蒂兹是格拉纳达的一位立体主义画家，我是通过洛尔卡认识他的。我到达拉鲍埃蒂街毕加索住所时，我极为激动，心中充满敬仰，仿佛在受教皇本人接见。
  “我先到你家里来，以后再参观卢孚尔宫。”我对他说。
  “你做得对。”他答道。
  我带给他一幅细心包装的小画《资格拉斯少女》。他打量它有一刻钟的光景，但没做任何评论。此后，我们登上顶层，毕加索让我看了大批的油画。他来来去去，拖着靠在画架上的一幅幅大画，他在乱糟糟的画室里寻找着想给我看的那一切，为我一人全心全意地忙碌着。面对每一幅画，他都向我投来非常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