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好了。”
  我只拿了一个，把它放在柜台上。
  “多少钱？”
  “先生，这没什么。真是不算什么。”
  我又掏出一张二十五比塞塔的钞票，交给他。
  他觉得受到侮辱，拒绝接受这张钞票。
  “那么，我把樱桃还给你吧！”
  于是我把樱桃重新放回托盘里。侍者坚持着把托盘推给我，请我拿起樱桃并停止这场玩笑。我的脸色一定是变得极为苍白和严厉，他马上就照我说的办了。
  “要是先生仍坚持送我这份礼物的话……”
  “我坚持这么办。”
  他带着害怕的神情拿起这二十五个比塞塔。他不是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吧？他朝那位单独一人的夫人迅速递了个眼色，这位夫人正惊愕地注视着我的伎俩。整个场面发生期间，我没注意她，仅仅就像她并不存在一样。然而就要轮到她了。
  “夫人，”我对她说，一请您把帽子上的一粒樱桃送给我当礼物吧。”
  “我很乐意。”她带着活泼的娇态说。
  她低下头时，找走过去，抓住一粒樱桃。很幸运，自从我出入卡塔莉娜姑姑的帽店那时起，我就对这些人造樱桃的秘密了如指掌了。我没扯下它来，而是把茎梗弄弯，喀咬一声，细铁丝断了。我用仅有的那只没受伤的手极其熟练地完成了全部工作。
  我用牙一下子咬住人造樱桃，一点白色棉花露了出来，于是我拿起蜜饯樱桃，用一截铁丝把它与前者连接在一起。借助一根麦秆，我从这位夫人的杯中抽取出一些奶油，小心地放了点奶油在真樱桃上，从而完成了要造成的效果。它们太相似了，谁都无法分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侍者和少妇默默地看着我的每一个动作。
  “现在，”我补充道，“你们将看到一切中最重要的了。”
  转到我的桌子那儿，找拿起我那杯血红的鸡尾酒，再回来把它放在柜台上，随后我小；乙地把两个樱桃放进了鸡尾酒中。
  “好好看一下这杯鸡尾酒，”找对侍者说，“你再认不出它来了。”
  我极其平静地走出利兹，想着刚才做的事，它就像当初耶稣发明圣餐那样令人激动。那位侍者怎么解决这杯与他给我的鸡尾酒完全不同的红鸡尾酒的难题呢？他会品尝它吗？我离厅后，他们两人会向自己讲些什么呢？这些沉思被一股疯狂的喜悦取代了。马德里的天空异常的蓝，淡玫瑰色的砖房向我许诺大量的光荣。我是非凡的人。
  我要乘的有轨电车站太远了，我开始在街上飞奔起来。行人几乎不注意我。不满他们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在奔跑中加上一些越来越狂热的弹跳。找一直都是个非常优秀的跳高跳远运动员，找创造出这样一些奇迹，使得行人终于惶恐地望着我，更何况我每跳一次都喊着“血比蜜甜”，而且喊“蜜”这个词时声音特别大，就仿佛战斗口号一般震响着。当我感到两脚着地时，－下子正落在美术学院的一位同学身旁，他显然从没见过我处在这样的兴奋状态中。我利用这个机会让他更惊异，靠近他耳朵，好像要告诉他什么机密，接着我就用尽浑身气力向他大喊一声“蜜”。有轨电车过来了，我跳上去，把我这位惊呆了的同学丢在人行道上。第二天他定然会在全校重复说：
  “达利像头山羊那样疯狂。”
  我还没结束让他们吃惊呢！早上，我很迟才去上课。我刚刚从马德里最贵的服装店里买了一套最漂亮的西装。我穿上一件天蓝色绸衬衫，它袖子的链扣是蓝宝石做的。我花了三个小时用一种特殊的发网束住头发，并用绘画光油把头发擦得光可鉴人，它变成了一种均匀坚硬的膏状体，极为光滑，仿佛在我头上浇铸了一个唱盘。如果我拍打头发，它就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一天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令美术学院所有学生感到震惊，而我明白了我距穿戴得跟大家一样还远着呢，尽管我在马德里最漂亮的商店购买了一切，我仍然是个独特的人。我用如此惊人的方式成功地把一切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我经过时全回头张望我。纨绔子弟作风的年代就要开始了。仰慕而又羞怯的好奇心将接替讽刺的态度。我给自己买了一根手柄包皮的柔韧竹手杖。
  坐在列吉纳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喝着三杯加橄榄的苦艾酒，我开始打量那群密集的我未来的观众，他们散开在那些如此聪明、如此充满马德里精神的街道中。接近一点钟时，我重又在一家意大利餐馆的酒吧找到了团体的成员，又就着帘蛤喝了两杯苦艾酒。我付钱给侍者时，留给他极多的小费，一股骚动迅速传遍餐馆，侍者们都急于向我大献殷勤。我清楚地记得我那天点的菜：各种冷盘、马德里肉冻、干酪丝通心面、一只鸽子。大家都灌了许多西昂蒂红葡萄酒。咖啡和白兰地更加刺激了我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尽管我们只不过是五六个人，可却已分裂了。多数人显示出赞成总有一天会变成斯大林主义工具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态度。我本人则认为幸福或不幸只是一件完全属于个人的事，与一种社会结构（在其中，人民在获得新政治权利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毫无关系。相反，应当通过系统地破坏一切来增加危险和集体的不安全感，以便传播苦闷，根据精神分析学，苦闷是快乐的本源。如果幸福是个人的事，那么这就是宗教的问题了。政府应当把自身约束在以最大权威行使权力上。从这种作用和这种反作用中，会出现一种精神的结构或形式，而不是出现一些理性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它们只能导致丧失个性、只能导致平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是空想的，但却是诱人的可能性，即产生一位“无政府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可能性。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并非这方面一个很差的例子。
  论战使我的思想具有越来越清晰的形式。它决没有修正我的各种观念，恰恰相反，它总是证实着它们。我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出发审查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神话的案例……
  我考虑了一会儿，仿佛我有些需要克服的疑问，我招呼那位正受到我们充分展示的无上智力腐蚀着的侍者，他一字不漏地听我们辩论。
  “侍者，”我考虑了一下后说，“给我再拿点儿烤面包和红肠来。”
  他马上去了，我不得不朝他喊道：
  “还要点儿酒！”
  从政治和社会观点考虑帕西发尔的案例，从我这方面说，需要一些养制……
  离开意大利餐馆，我回公寓去拿了些钱。我早上放在口袋里那些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要有钱，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我去银行取出钱，签了收据。
  重新镇过金，我又去同团体的成员会面，不过这次是在一家供应黑啤酒的德国餐馆。我们吃了百来个煮螃蟹，剥去亮的螃蟹特别有益于围绕帕西发尔展开的辩论。很快下午就过去了，我们得转移到广场去喝干马提尼酒。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不甜的酒，从此我一直拥护这类饮料。炸土豆片从我们的餐桌上飞快消失，速度令人眩晕，侍者陆续装满那些盘子。很快又提出要到哪儿吃晚饭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到公寓特有的令人讨厌的食堂去。根据我的提议，全体一致决定回到那家意大利餐馆去。我们打电话定了个房间。
  我们的包间十分迷人，玫瑰色蜡烛照亮着一架黑色钢琴，墙上有一大块酒渍。我们吃什么了？要说我还记得，那我就是在撒谎。喝了大量的红酒和白酒。辩论变得十分激烈，我不得不进行调解。于是我坐钢琴边，用一个手指弹贝多芬的《月光》。在我想创造左手的一个卓越的伴奏部分时，有人把我从钢琴这儿拉起来，我们动身去广场的雷克脱尔俱乐部，这是马德里最漂亮的场所之一，大家能在这儿喝一点香槟酒。“一点”是种措词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会喝许多，于是我决心一醉方休。
  但布努埃尔（他碰巧成了我们实际的司仪）首先决定我们开始时先喝威士忌并吃点餐前点心，然后于睡觉前再畅饮香槟酒。这个主意显得极妙，于是我们马上开始边争论边吃喝。我们全衷心赞成应当进行革命，但怎么进行呢？以何种方式着手呢？为了什么？一切都并不像乍一说那么清楚了。在此期间，我们要了份冰镇薄荷酒，以便耐心等待下一份威士忌，既然并不存在任何在今夜爆发革命的危险，那么我们当然还有时间吃喝争论。第二份威士忌终于来了，接着第三份、第四份，直到大家问布努埃尔：
  “那么香槟酒呢？”
  凌晨两点了，已经太迟了，我们饿得很难受，得有点东西送香槟酒。我要了意大利面条，别人要了冷子鸡。我立即羡慕起他们来了，可却极力拒绝接受他们那方面的任何东西。正在燃烧的、比大量淌出的香槟酒还要热情的辩论，现在以“爱情”和“友谊”为主题了。
  “爱情，”我断言，“就像预示晕船的胃部感觉一样，它还伴随着颤抖和不适，这是很奇特的；人们从而不再明白自己是在爱还是要呕吐。不过，我确信要是我们重新回到帕西发尔的问题，我们可能对此认识得更清楚。”
  大家都表示反对，他们受够了帕西发水。
  “很好，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不过在我们离开前，还是给我留块鸡翅膀吧。”
  凌晨五点钟，雷克脱尔俱乐部要关门了。我们感到在一切进行得如此美好之际，必须回去睡觉真太残酷了！我们拔掉新一瓶香槟酒的塞子，朋友们眼含热泪。黑人乐队很优秀，那切分的节奏令我们内心激动不已、无片刻宁静。钢琴师带着神圣的痴迷神态弹奏着，在一些极其抒情的时刻，他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听起来比伴奏部分还清楚。用全部热情的生命吹着萨克管的黑人乐手，就要倒下去起不来了。我们刚刚发现爵士乐，坦白说，它当时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多次把钞票折放在信封中抛过去。这些不寻常的礼物使黑人们每次都站起来，在头头的带领下向我们致敬感谢，这时他们便露出了全部的白牙。我们送给他们一瓶香槟酒，远远地跟他们干杯，因为规定禁止他们坐到桌边来。
  我们不再考虑钱。我们的慷慨同我们处置父母的比塞塔的态度一样惊人。最后一瓶香槟酒使朋友们达成了一个庄严的协议，我们全发誓保证遵守这个协议。它的内容就是十五年后在同一地点再次共同聚会；无论我们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无论我们的政治见解和物质困难是什么样的，哪怕远在外国，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万一广场毁掉了，那就在它占据过的原址上共同聚会。
  辩论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上：在我们相会的前夕或前些年，大厦是否有可能遭到轰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对这种盯着细节要弄明白的态度不感兴趣，就去注视我们周围那些缀着珠宝的美妙肌肤，它们使我心里很痛苦，它真的是那件事吗？或只是一种轻微的呕吐感，就像我一小时前扮演大儒主义者时所说的那样？我没什么胃口地吃着给我留到最后的鸡大腿。为着我们达成的一致，少不了最后一瓶香槟酒。由于我们共有六个人，我们就把题着雷克脱尔俱乐部名称和桌子编号（我确信这是个8字，因为曾讨论过这个数字的象征价值）的一块纸牌分成六份，每个得到一份，上面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香槟酒为协议盖了印。
  我们定为重聚日的那一天，内战在马德里不可避免地激烈进行着，看过我们金色青春的广场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座血淋淋的医院。请设想一下我们的聚会以及这六位朋友（他们被时间、也被顽固而又狂热的仇恨分开了，但是他们超越他们的激情，忠于许下的诺言重聚了）中每一位的历险记，会是一部大有教益的小说的多么美妙的题材吧！我不知道这空想的一餐进行了没有。我能向你们私下讲的唯—一件事，就是我没在场。
  正如世间万事都有结束一样，我们在雷克脱尔俱乐部度过的夜晚，在一间酒吧里结束了；这个酒吧挤满了赶车人、守夜人和有在不现实的时刻乘火车怪僻的人。我们在这儿喝最后一杯首香酒。黎明最初的微光邀请我们去睡觉。我们去睡吧！我们去睡吧！今天就到此为止！别急，我们等等再说。明天，我将开始我真正的湘西发尔”。
  我的“帕西发尔”是以迟至中午才起床开始的，接着就是五杯加橄榄的苦艾酒。二点钟，用于马提尼酒、生火腿、鳍鱼来消磨时光，等待团体成员的到来。除了我最后咽下的五杯查?